經濟轉型期最低工資標準決定機制研究：公共選擇與政府規制（簡體書）

《經濟轉型期最低工資標準決定機制研究：公共選擇與政府規制》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公共選擇視角下的我國最低工資標準決定機制研究”（10YJCZH087）的研究成果之一。 本書從政治市場中的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政治市場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等假設出發，基於工資決定理論、社會規制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分析了經濟轉型期我國構建科學的最低工資標準決定機制的重要意義，對我國最低工資標準決定機制的變遷與現狀進行了考察，研究了我國最低工資標準決定的政治市場及其參與者，系統地論述了我國最低工資標準決定公共選擇過程中存在的非效率現象。通過進行國際比較研究，本書分析了市場經濟國家最低工資標準決定公共選擇模式的特點，並總結出其對我國完善最低工資標準決定機制的借鑒意義。在此基礎上，本書闡述了最低工資標準決定公共選擇模式優化的原則，並對最低工資標準的測算模型進行了研究，提出了經濟轉型期我國最低工資標準決定公共選擇模式的定位與實現的具體政策建議。．

林原，1978年生，女，吉林敦化人。2008年1月畢業于北京交通大學產業經濟學專業，獲經濟學博士學位，現為北京物資學院勞動人事系講師。主要從事收入分配、績效薪酬管理等方面的研究，主持教育部課題“公共選擇視角下的最低工資標準決定機制研究”，參與完成“中國勞動標準體系研究”國家級基礎研究課題和多項教育部、鐵道部課題研究，已在各種重要刊物上發表論文近20篇，合著《從馬克思勞動力價值與工資理論看現實經濟危機》。．

《經濟轉型期最低工資標準決定機制研究:公共選擇與政府規制》闡述了最低工資標準決定公共選擇模式優化的原則，并對最低工資標準的測算模型進行了研究，提出了經濟轉型期我國最低工資標準決定公共選擇模式的定位與實現的具體政策建議。

1 引言1．1 研究背景1．1．1 理論界對於最低工資制度實施必要性的爭論1．1．2 最低工資制度在我國所面臨的困境1．1．3 經濟轉型期勞動力市場對最低工資制度提出的新挑戰1．2 研究的價值1．2．1 本書研究的理論價值1．2．2 本書研究的實際應用價值1．3 基本假設和基本概念1．3．1 基本假設1．3．2 基本概念的界定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1．4．1 研究內容與研究思路1．4．2 研究方法2 基礎理論述評2．1 工資理論——最低工資標準決定機制研究的理論基礎Ⅰ2．1．1 古典經濟學的工資最低限度理論2．1．2 馬克思的最低工資理論2．1．3 效率工資理論2．2 社會規制理論——最低工資標準決定機制研究的理論基礎Ⅱ2．2．1 政府規制理論概述2．2．2 社會性規制及其理論依據2．3 公共選擇——最低工資標準決定機制研究的新視角2．3．1 公共選擇理論及其發展2．3．2 公共選擇理論各學派的主要理論觀點2．4 對上述研究成果的小結3 經濟轉型期我國構建科學的最低工資標準決定機制的意義3．1 保護勞動者勞動報酬權3．1．1 計劃經濟時代最低勞動報酬權的保護3．1．2 經濟轉型期最低勞動報酬權的保護3．2 改善收入差距過大的現狀3．2．1 縮小貧富差距3．2．2 提高個人人力資本投資能力3．3 促進產業結構調整3．3．1 引導企業走出“低技術陷阱”3．3．2 擴大消費需求推動產業結構調整3．4 提高企業勞動生產率3．4．1 提升企業整體工資水平3．4．2 效率工資與勞動生產率提高3．5 避免最低工資標準提高所導致的嚴重失業3．5．1 最低工資對就業影響的理論分析3．5．2 最低工資對就業影響的實證研究4 我國最低工資標準決定機制的變遷與現狀4．1 我國最低工資標準決定機制的變遷4．1．1 新中國成立前我國最低工資標準決定機制4．1．2 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最低工資標準決定機制4．1．3 經濟轉型期我國最低工資標準決定機制4．2 最低工資標準影響因素的T型關聯度分析4．2．1 T型關聯度分析的建模機理4．2．2 最低工資標準及相關影響因素測度指標的選取與說明4．2．3 最低工資標準影響因素的灰色關聯分析Ⅰ——以北京市為例……5 我國最低工資標準決定的政治市場及其參與者分析6 我國最低工資標準決定公共選擇過程的非效率分析7 最低工資標準決定公共選擇模式國際比較研究與經驗借鑒8 經濟轉型期我國最低工資標準決定選擇模式優化研究9 結語附錄 北京市居民年人均消費性支出、食品支出與教育支出（1990－2010）參考文獻．

首先，個人的支付能力嚴重制約著教育需求。從經濟學的角度考察，教育需求是人們對教育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是獲得教育服務的愿望與對教育的支付能力的統一。個體的支付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可獲得的教育資源，即家庭或個人收入中可用于教育的支出和公共教育資源。決定支付能力大小的收入水平是制約教育需求的重要因素。根據恩格爾定律，一個國家（或家庭）在食品支出上所占收入比例的大小標志著這一國家（或家庭）的富裕程度，較富有者的食品支出所占比重較小。一般而言，食品支出比重隨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而非食品支出比重則隨收入水平提高而提高。由于教育屬于非食品范疇，因此教育支出隨收入水平提高而增加。按照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人們只有在基本生存得以保障之后，才有可能去滿足更高層次的需要。作為人類高層次的需求，教育需求的增加必然會對收入水平提出更高要求。一個可觀察到的事實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收入增加和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教育需求也不斷增加。羅姍（2005）對重慶市居民收入與教育需求的實證分析表明，居民收入與教育消費存在著正相關性，居民對教育的消費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其次，借貸約束（credit constraint）的存在也影響著教育需求。資本市場借貸是人力資本投資的另一個資金來源。當一部分勞動者及其子女無法從個人收入中支付教育費用時，借貸資金就成為人力資本投資資金的另一個重要來源。由于人力資本具有不同于物質資本的特殊性，這使得人力資本投資貸款市場具有比物質資本貸款市場更強的不完備性，這種不完備性對于低收入階層表現得更為明顯。造成這種人力資本投資資本市場不完備性的主要原因有：第一，人力資本是依附在所有者身上的知識和技能，它不像物質資本那樣可以充當抵押品，在貸款出現危機時用來變現，這顯然會增加人力資本貸款的風險性，降低貸款提供方的積極性。貸款提供方往往將家庭背景作為確定借款者還款能力的信號，那些出身富裕家庭的借款者的借款成本總是低于出身貧困家庭的借款者。貝克爾（1964）認為，由于人力資本不能作為質押品，所以信貸約束的存在會導致低收入階層的人力資本投資不足。第二，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既包括貨幣收益，又包括非貨幣收益。非貨幣收益雖然對于受教育者來說相當重要，但對于貸款提供者來說卻沒有任何意義。因此，貸款機構的收益率顯著低于受教育者，他們提供貸款的意愿自然就降低。第三，個體人力資本的生產能力存在不確定性。個人的人力資本生產能力決定著人力資本投資貸款的償還能力。人力資本生產能力較高的個人可以利用所獲得的人力資本投資貸款，更加有效地提高自身的人力資本水平，并以未來的高收入償還人力資本貸款。但是，有關人力資本生產能力的信息在貸款提供者和申請者之間是不對稱的，申請貸款者擁有自身人力資本生產能力的信息優勢。雖然貸款提供者可以對申請者的人力資本生產活動進行一定監督，但是這種監督是針對每一名申請者的，其成本高昂。因此，貸款申請者和貸款提供者之間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將使貸款者的貸款意愿大打折扣。貸款提供者更愿意接受收入狀況較好的申請者的貸款請求，而對低收入者或是拒絕貸款，或是增加貸款利率，或是加重對借款者違約行為的懲罰以達到限制低收入者貸款的目的。第四，對人力資本進行投資和取得人力資本投資收益兩者間存在一定的時間間隔。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一般發生在投資者年齡較小時，而取得人力資本投資收益并歸還貸款一般發生在投資者成年以后。較長的時間間隔增加了人力資本投資貸款的風險性和不確定性，影響貸款提供者的積極性。人力資本投資貸款市場的這種不完備性將使貸款提供者一般會傾向于限制借款者的借款數量，同時也會導致借款者所支付的利息成本隨著借款數量的上升而上升，這都會影響那些需要靠借貸來完成人力資本投資的個體的教育需求。正如卡德（Card，1995）的研究指出：信貸約束是存在的，并且限制了年輕人追求較高生產率工作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