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的哲學追問：北京技術哲學論壇文萃（簡體書）

朱葆偉，1949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編審，《哲學研究》常務副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哈爾濱工業大學合約教授；大連理工大學、武漢理工大學兼職教授。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理事，技術哲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科學、技術與工程倫理專業委員會副主任，生命倫理學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中國價值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期刊學會理事等；《德國哲學》、《自然辯證法通訊》、《東北大學學報》等刊物編委。主要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哲學、科學技術哲學、價值論和倫理學。主要論文有：“技術時代的價值論與倫理學基礎”（1998），“知識意義的變化”（1998），“價值判斷與社會科學研究”（2000），“科學技術倫理：公正和責任”（2000），“知識經濟”（2001），“關于哲學的問題研究”（2003），“工程活動的倫理問題”（2006），“工程活動的倫理責任”（2006）等；合著有《價值學大辭典》、《千年警醒——信息化與知識經濟》、《工程哲學》等。
趙建軍，1961年生，哲學博士，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致力于可持續發展、科技創新研究，前后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3項，國家軟科學項目、國家創新方法專項各1項，主持省部級、地方和企業委托課題近20項，出版《追問技術悲觀主義》、《科技與倫理的天平》等專著、合著6部，發表學術論文100余篇，其中20余篇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中國哲學年鑒》以及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摘。兼任國家社科基金評審委員、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可持續發展研究會理事、中國創新方法研究會理事，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科技創新專業委員會理事長、全國黨校系統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東北大學、北京郵電大學、河北工業大學、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等院校兼職教授。研究領域：技術哲學、可持續發展、科技創新等領域。
高亮華，1963年生，湖南益陽人。1988年北京科技大學社會科學系碩士研究生畢業，同年起在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自然辯證法研究》雜志擔任編輯，1995年調入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現為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企業文化研究部負責人，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技術哲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主要科研方向為：技術哲學；科學哲學；產業哲學與產業文化；高科技戰略管理；大學科技創新與產學研結合研究，企業文化與管理研究。著有“技術理性問題研究”、“技術的倫理和政治意含”、“論海德格爾的技術哲學”等。

《技術的哲學追問:北京技術哲學論壇文萃》是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前言
一 學科史和國內外研究現狀
技術哲學：已經怎樣？又將怎樣？
卡普、德克斯與技術哲學譜系
“道”“技”之間——中國文化特色的技術哲學
當代俄羅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與技術哲學
日本引進西洋技術史中的文化對應
“工程哲學”和“工程研究”的當前進展
唯物史觀視野中的產業哲學
馬爾庫塞美學研究的現狀與趨勢
從2004—2009年的Techné特刊看西方技術哲學的研究近況
近五年技術哲學研究述評
二 技術本體論與知識論
技術作為存在論差異
工程范疇的生存論根基
技術知識：定義與模型
對技術化科學的哲學思考
三 技術觀
技術理性的合理性考量
理性與合理性
解讀技術非中性論
新盧德主義技術壟斷思想解析
四 技術的倫理與政治問題
技術失控與人的責任：論弗蘭肯斯坦問題
關于技術倫理學的幾個問題
工程倫理學的路徑選擇
面向技術風險的倫理研究
五 特定技術的問題
一種新的技術哲學范式
影像分析中的文化現象學
建筑師的原始倫理責任
自主創新的地方性與全球性

“尋找和開發一種能夠適用于技術文化中的各種典型的道德問題和社會沖突的倫理學”已經成為擺在技術哲學家面前的迫切任務。一方面，“傳統哲學和當代應用倫理學似乎都不能有效應對當代技術文化的高度動態化的特征。這是因為，它們對技術人工物和技術系統的道德含義沒有足夠的洞察力。”另一方面，當代STS研究雖然在近十年來取得了引人注目的進展——“技術轉向”，打開了技術的黑箱，深刻地揭示了技術與社會的緊密聯系。然而，當應用倫理學表現出某種“技術一盲目”的特征時，STS中最具影響的研究進路出現了“規范性缺失”，對倫理學展現出不可知論的、甚至是敵對的態度。
面對這樣一個困境，許多技術哲學家將希望寄托于實用主義。他們認為，“實用主義將其對技術與社會共同演化的核心見解，共享于科學、技術研究中。但是，實用主義與STS研究的區別在于，前者對有關的規范性內涵進行了認真的倫理學思考”，因此，實用主義倫理學應當比傳統倫理學更具備應對技術時代的倫理問題的能力。
1.技術與倫理
Hickman指出，我們應當注意這樣一個問題，即傳統實用主義學者拒絕存在先驗真理的形而上學理論以及存在啟示真理的宗教理念。他注意到，基礎主義（foundationalism）今天仍然大量存在，不僅在環境哲學的一些分支中十分繁榮，而且在關于生物技術的普遍性爭論中起著重要作用。Hickman認為，只要我們繼續訴諸于基礎，不管這些基礎被映射到空中還是根植于大地，那么當前這個快速變化的技術景觀中的問題及其未來，都將不會得到足夠的應對。Hickman還為實驗自然主義或者工具主義進行辯護，這里的工具主義以杜威的廣義技術概念為核心，也就是工具和技術。他認為，杜威將思想實驗看做是“戲劇演練”的觀念對于生物倫理學的解決問題和決策制定具有重要意義。
Maartje Schermer和Jozef Keulartz以體外受精為例，研究了新技術可能對社會造成的影響，以及傳統生物倫理學應對技術發展的方式。他們分析了體外受精在道德責任、社會角色、社會關系等方面已經引起的變化，并對生物倫理學中出現的關于體外受精的爭論進行了概述。這些爭論確實已經表現出一些實用主義跡象，但是，Schermer和Keulartz提出了一個更加明確的實用主義進路，并闡釋了這個進路將對體外受精的爭論有什么意義。他們指出，體外受精技術已經導致了新的胚胎、新的醫學實踐（生產性實踐而不是治療性實踐）、以及新的（家庭）關系的出現。目前，雖然與母體分離的胚胎作為一種新的胚胎，已經在生物倫理學中得到深入討論，但是，治療性醫學實踐向生產性醫學實踐轉移、以及新出現的家庭關系還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