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傷時代的文學（簡體書）

《感傷時代的文學》為作者研究20世紀中國文學的論文精選，內容涉及張愛玲、莫言、史鐵生等多位優秀小說家的作品研究，以及于堅、翟永明、胡寬等詩人的評論，從整體上反映了作者獨特的研究思路和寫作風格。作者主張“大文學”概念，認為“文學”不局限於技術或者文體層面的詩歌、小說、散文概念，它是通過語言符號、形式要素、經驗表達之間的複雜關係，呈現出來的時代的精神氣質和心靈演變。文學研究作為“人文學科”的分支，其重要任務就是要通過形式史研究的路徑，呈現出精神史的演化過程。《感傷時代的文學》通過對作品進行形式史、主題史、觀念史的研究，發掘時代的精神演變歷程，以及作家作品在這個演變歷程中的角色。

張檸，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新詩研究中心主任。畢業于華東師範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歷任廣東省作家協會理論研究室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客座研究員，中央民族大學客座教授，北京師範大學“985”特聘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兼職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20世紀中國文學、文化理論與批評、鄉土社會學。出版學術著作《敘事的智慧》、《詩比歷史更永久》、《再造文學巴別塔》、《土地的黃昏》、《白堊紀文學備忘錄》等12部。主編文化批評叢書《刀鋒文叢》、學術輯刊《媒介批評》。

《新人文叢書:感傷時代的文學》編輯推薦：當代中國思想者的研究視域從來沒有離開過對中國社會的人文關注。如今，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重要的轉型時期。新時期呼喚新人文，也不斷催生著新人文。

社會分工細致發達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壞事。好處在于能夠通過高度的專業化來提高勞動效率，降低社會成本；壞處是制度化的勞動分工使一個人的其他方面的才能受到抑制，進而導致“勞動異化”。我對這種制度化的勞動分工有天然的敵意。我不想把一生的精力耗費在某一個作家身上，無論他是曹雪芹還是魯迅、托爾斯泰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希望自己盡量地隨心所欲，對內心著迷的無論什么作家作品、文化現象、社會思潮，能夠通過寫作的方式自由表達自己的看法。即便如今在高等學校從事某一專業領域的教學和科研，我的這種想法依然很強烈，盡管它不時地受到各種制約。在從事研究的過程中，我經常會忙里抽閑逃離狹義的“專業”領域，去寫一本并非我的“專業”的著作，比如帶有社會學或文化哲學色彩的《土地的黃昏》，比如需要求助于文學理論之外的其他理論方法的文化研究；有時候還從事文學創作，而且我堅信文學寫作對人文學科研究的積極意義。
關于學術研究和寫作的規范性與創造性之間的關系，清人章學誠曾經有過精辟的論述。他認為，“記注”(史料，或稱“當時之簡”)力求方以智，“撰述”(著作，或稱“后來之筆”)力求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蓍之德圓而神”；方智以藏往，圓神以知來；嚴謹之德屬“方”，創造之德屬“圓”(《文史通義·書教》。引按：“方”與“圓”也可意指“地”與“天”；“天道”與“人事”之由阻而通曰“神”)。前者的確是后者的基礎，但并不是充足的條件。一些人文研究，貌似“方智”十足，實際上不過是材料的堆砌。至于“圓神”者，更是罕見。常見的是，把與人的精神或者靈魂相關的，蘊含“靈性”的人文學科，做成了僵死的東西。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文、史、哲變成了互不相干的“專業”領域，缺乏一以貫之的東西；或者說，從前那種一以貫之的“道”已經疑問重重，而新的價值標準又沒有成型。于是，“文”成了詞語的花招，“史”成了材料的堆砌，“哲”成了權勢的辯辭。當今的學界與民國時代的學界相比較，這種破敗殘缺的情形顯得更為明顯。正是“畸才匯于末世，利祿萃其性靈。……曠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從。”(《文史通義·詩教》)
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中國現代啟蒙運動已經走過了一百多年的歷程，中國知識分子那種“好為官師”的士大夫心思依然沒有改變。在“官”、“師”未分時代，士大夫的主要工作，就是維護“語言秩序”，以便與權勢者維護“行為秩序”的做法兩相配套。維護秩序的最好方式，就是讓具體的個人的言論和行為，符合社會(家國)意義上的“禮”的規范。士大夫對于如何處理“文”與“質”的關系這件事情，非常在意也非常糾結，既擔心“質勝文”的粗野，又擔心“文勝質”的靠不住，最好是“文質參差均衡”，做到“損有余補不足”，符合辯證法，才能將合于“仁德”的品質，通過某種“形式”的“文”表現出來。可是，誰敢保證自己能將文與質的比例處理得恰到好處呢？評價標準是什么？誰當裁判？其實，當文質發生沖突時，他們就要刪“文”保“質”。他們認為，“質勝文”盡管不完美，但一張白紙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啊！“文勝質”呢，則有忘其“根本”的危險，所以“與其史也，寧野。”(朱熹《論語集注》卷三)。這種想法和做法至今陰魂不散。
問題在于，歷史或時代的變化導致了對“質”(本)的理解的變化。我們究竟要“以天為本”還是“以人為本”呢？這個曾經讓全世界的人感到糾結的老問題，自然也曾經讓中國人糾結萬分。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在本質的、沉思默想的生活，與積極的、生命活躍的生活之間，進行了選擇，他們選擇了后者。20世紀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也是要解決這個問題，由此開始了“以道為本”向“以人為本”的轉型，開始告別那種將“生人”之氣息淹沒的“天道之美”；告別那種以“貪帝王之尊，無骨肉之愛”(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卷三》)的宮廷政治為核心的家國政治生活；將貌似高度整一的、符合天道運行的家國結構(實為“沙聚之邦”)，轉化為“人國”。這就是“人的自覺”。人的自覺的內核，是自由選擇及其相應的規則或關系；它的形式是改變那種君臣父子、恩威并施的“小兒文化”，建構一種自由選擇與獨自擔當的“成人文化”。因此，啟蒙的本質實際上是“悲劇性”的。它讓人獨自承擔自己的命運，并由此獲得一種成人化的生命感或存在感。面對這種新文化及其相應的新文學，中國人至今不大習慣，內心總有一股尋求父親訓斥、投進母親懷抱的沖動。迷戀宮廷權斗故事和官場小說，還有歌頌溫順的動物和熟悉的植物的詩歌，就是這種沖動的潛意識動作。
對于20世紀新文學而言，“文的自覺”不應該是辭章之術，而是“人的自覺”的外顯形式。整部20世紀中國文學史，都可以視為對這種外顯形式的操練。或者說，新文學的形式史，正是新時代的精神史的外在表現。從這一角度來思考問題，我們就不會固執地糾纏于作品單純的“審美價值”的高下問題，而是從中發現一種新的“精神生態”的形成過程，發現一種稚嫩的新精神的發育成長過程。20世紀的中國新文學，同時擔當了大變革時代的多重任務。首先，是使我們從那種古典審美迷霧中走出來，并懷著新的審美期待。第二，是將那種具有高度整一性的、同時又含混神秘的審美感知，分解到具體而生動的個體身上，也就是分解到具體的感官層面，讓人成為活人，使得每一個感官的基本功能得以恢復，讓它們能夠正常地看、聽、觸、嗅、嘗、行，讓它們得以首先恢復到人類學層面，由此轉而進入社會學或美學層面，這些都是“質”的外顯形式，或者說就是“文”的內容。第三，是實踐或者重構新的美學規范，也就是屬于“體”(體制，格局)的部分。對于詩歌而言，就是在新詞法、新句法基礎上的新意象體系的建構(見本書《中國節奏與精神秘密——古詩的遺傳基因和新詩的遭感傷時代的文學遇》一文)。對于小說而言，則是對現代敘事結構的探索和轉型，這不僅僅是指單純技術意義上的“布局結構”，更重要的是與“質”相關的“意義結構”(見本書中的《張愛玲與現代中國的隱秘心思》一文中對“現代小說結構”問題的討論)。
新文學運動中所產生的問題或者說不足，是小節問題而不是原則問題。白話漢語文學的生產與公眾接受之間的巨大反差，其改變也需要時日。我對白話文學的發展充滿期待，而且在文學研究和評價過程之中，我主張“大文學”的概念。也就是說，“文學”不只是局限于技術或者文體層面的詩歌、小說、散文概念，它是通過語言符號(紋樣)呈現出來的時代精神氣質。作為人文學科的重要分支，文學研究的重要任務，就是要通過形式史研究的路徑，呈現出精神史的演化過程。因此“質”—“文”—“體”三者之間的演變歷史或互動關系，是文學研究從形式史走向精神史的基本前提。
2012年7月20日

序： 文學研究的精神史維度
第一輯 講故事的人
張愛玲與現代中國的隱秘心思
一個時代的文學病案
文學與民間性
——莫言小說裡的中國經驗
史鐵生小說中的東方美學
——論《務虛筆記》
詞語的復活與散發
——論《馬橋詞典》
第二輯 幽暗的詩歌
中國節奏與精神秘密
——古詩的遺傳基因和新詩的遭遇
我們內心的土撥鼠
《零檔案》：詞語集中營
飛翔的蝙蝠
——翟永明論
酒的詩學
第三輯 經驗與意義
經驗的碎裂和意義的困境
三個詩學範疇的演變
傳統詩學與“當代”相遇
現代文學批評的道路
第四輯 文學新動向
當代漢語文學中的“邊疆神話”
當代“非虛構”敘事作品的意
莫言的意義和研究的歧路
代跋：十年讀書記
編後記
附錄：主要學術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