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歐教育交流的發展（簡體書）

中歐教育交流始終是伴隨中歐文化交流發展的，中歐文化交流源遠流長。
中歐地處歐亞大陸東西兩端，是東西方兩大文化的發祥地。古代著名的“絲綢之路”溝通了歐亞大陸，使東西方兩大文明得以相互交往。隨著東西方貿易往來的不斷擴大和延伸，16世紀下半葉，西方教士來到中國，帶來了西方的教義和文化；同時，他們又將東方文化帶回到歐洲，促進了歐亞大陸兩端人們的相互瞭解和中歐文化相互交流。17、l8世紀，中歐文化交流進入到一個足以產生“文化熱”的地步。中國古老燦爛的文化在歐洲引起轟動，當“西方人得知中國的歷史、藝術、哲學和政治後，完全入迷了。中國由於其孔子的倫理體系、為政府部門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對學問而不是對作戰本領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藝品如瓷器、絲綢和漆器等，開始被推舉為模範文明”①。而歐洲近代科學技術成就也打開了國人的眼界，當利馬竇向中國明朝皇帝奉獻上自鳴鐘和鐘錶吋，皇帝龍顏大悅；當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國的洪若翰等5名傳教士，都是些滿腹經綸的數學家和天文學家；清朝順治年間（1654年），朝廷決定用歐洲人的西曆取代回曆，也就是從這時起，創立了在欽天監任用歐洲天文學家的慣例，等等。正是“中學西漸”和“西學東漸”兩朌力量持久地椎動著中歐教育文化的空流與發展。

余子俠（余子峽），湖北蘄春人，1953年生，恢復高考後首屆大學本科畢業生，先後獲得哲學學士、史學碩士及博士學位，現為華中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兩級研究生指導教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兼職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教育史、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在《教育研究》、 《歷史研究》、 《近代史研究》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七十餘篇，獨撰及合著《山鄉社會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等學術專著多部，主編（合作） 《中國著名大學校長書系》、《日本侵華教育全史》、 《湖北考試史》等大型學術著述多套，另參加《陶行知教育學院》等學術著作的編撰。

《中歐教育交流的發展》為中外教育交流研究叢書之一。

總 序
前 言

第一章 1978年以前的中歐教育交流
第一節 中歐教育交流的發端與發展
一、絲綢之路啟開中歐交流之旅
二、中學西漸及其對歐洲哲學思想的影響
三、歐洲學者對儒家思想的研究
四、西方教會來華傳教辦學
五、西方近代科技與中國洋務教育
第二節 近現代中英教育交流
一、中西方教育文化交流的偉大使者李約瑟
二、早期赴英的中國留學生
第三節 近現代中法教育交流
一、巴黎大學漢學家與中國名人錄
二、《紅樓夢》法文譯本與李治華、雅歌夫婦
第四節 近現代中德教育交流
一、20世紀20-30年代的留德熱潮
二、蔡元培對德國大學觀的接受與導入
三、中德學會與中德教育交流

第二章 中國與歐盟的教育交流（1975--2008年）
第一節 中國一歐盟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下的教育交流
一、中國一歐盟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
二、中國一歐盟教育交流合作卓有成效
第二節 歐盟高教改革與中歐學位互認
一、歐盟高等教育制度改革進程
二、中國一歐盟高等教育學位制度互認
第三節 中國一歐盟聯合培訓萬名中國“村官”

第三章 中英教育交流合作（1978~2008年）
第一節 政府主導下的中英教育交流合作
一、中國改革開放與中英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建立
二、中英教育交流合作30年
第二節 英國諾丁漢大學與寧波諾丁漢大學
一、英國諾丁漢大學和她的第一位中國校長
二、寧波諾丁漢大學的創辦與發展
第三節 “牛橋”二校的中國情結
一、牛津大學的中國學與中國問題研究
二、連通中英學人交流的“康橋”
第四節 中英全方位教育交流
一、中英遠程距離教育合作
二、中英基礎教育合作
三、中英青年就業能力與創新精神交流合作

第四章 中法教育交流合作（1978~2008年）
第一節 政府主導下的中法教育交流合作
一、從建交到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二、中法教育全面交流合作
三、溫家寶總理在巴黎理工學校發表演講
第二節 武漢大學與中法教育交流合作
一、一所大學與一個國家的教育科技交流合作
二、28年合作碩果累累
第三節 法國法語聯盟在中國迅速發展
一、法語聯盟第一次進入中國
二、法語聯盟二進中國及快速發展
三、北京法語聯盟
第四節 法國當代漢語研究與發展
一、承前啟後的漢學家一一戴密微
二、繼往開來的漢學家一一謝和耐
三、首獲“中國語言文化友誼獎”的漢學家一一白樂桑
第五節 國際文化教育交流創舉一一中法互辦“文化年”
……

第五章 中德教育交流合作（1978-2008年）
第六章 中歐教育交流與中國的現代化
參考文獻
後記

1907年，馬伯樂就讀于東方語言學院，師從漢學家沙畹。1908年，被派往河內的法國東方學院當實習研究員。同年11月13日，馬伯樂初次來到中國，正遇上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晏駕，使他有機會目睹當時的中國社會。1914年3月至8月，馬伯樂第二次進入中國，他沿浙江沿海一帶考察，發現了一些古跡和古遺址，收集到不少資料。同時，他還進行社會調查，了解各地民眾的生活及宗教習俗。日寇侵華期間，馬伯樂對侵華日軍表示憤慨和譴責，對中國人民表示同情和支持。
1920年后，馬伯樂從河內回國，出版了《唐代長安方言研究》一書。書中以實例成功考證了古音系統的存在。次年進入法蘭西學院，任中國語言和文學講座教授。此前，該講座教授一直由他的老師沙畹擔當。后來，馬伯樂到巴黎大學中國研究院任教，講授中國語言和文法。由于他精通漢語和越南語，對漢語和印支語系其他語言進行了深入的比較研究。同時，他還將西歐語言（英語、法語、希臘語、古代拉丁語）與漢語進行了比較，以此介紹中國語言的特點和奧妙。
馬伯樂對于中國宗教方面的研究，造詣極深。他重點研究道教學說，并通過在對道教研究中獲得的新資料，再對中國的佛教起源進行深究，具有獨特之處。他的《關于中國宗教和歷史的遺稿》（三卷本）被《不列顛百科全書》稱之為“關于道教的最優秀的先驅者的著作”，是“西方權威著作”。在馬伯樂看來，道教可謂是“世界上最奇妙的宗教之一”。他在《老子和莊子以及圣人的生的神秘體驗》一文中指出，道家“致力于創造一個對世界的科學化的表象”。與國內有學者認為“道教與道家是決然不同的兩碼事”的觀點大相徑庭，馬伯樂認為，“道家和道教并不如一般人們所說的那么不同，他們彼此來自同一種極古老的宗教的根源”。他還將六朝和六朝以前的道教稱為“古道教”，而將唐代以后的道教稱為“民眾道教”或者“近代民間宗教”。他認為自唐以后直到現代，道士緊守道觀之中，從而喪失了對民眾的影響力，致使道教逐漸衰退。馬伯樂的學生康德謨在其《道教和中國宗教》一書里指出，馬伯樂最大的功績在于他對道教這種難于理解的宗教給予了理解，提出了問題，并朝著這個方向開拓了道路。日本京都大學著名學者川勝義雄將馬伯樂的原著譯成日文，他認為馬伯樂是通曉歐亞，唯一獨立探索道教的歷史及其道術的內部體系的人。實際上，馬伯樂關于道教的觀點至今仍對其他法國學者具有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