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美國的民主：為什麼美國沒有爆發法國式的大革命?（簡體書）

譯者序

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國著名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1805年7月29日生于維爾內伊的一個貴族家庭，1859年4月16日病逝于戛納。 1827年，年僅二十二歲的他便出任了凡爾賽初審法院法官。1830年七月革命后，因在效忠奧爾良王朝的問題上與擁護波旁王朝的家庭意見有分歧，以及為了避免向路易?菲力普的新王朝宣誓效忠，托克維爾借法國醞釀改革監獄制度的機會，向司法部請假，要求前往美國考察新監獄制度，其實他的真正目的是到這個國家考察民主制度的實際應用。九個月后，他回到法國。并于1833年與好友博蒙寫出題為《關于美國的監獄制度及其在法國的運用》的報告，為寫作《論美國的民主》奠定了基礎。1835年，托克維爾的成名作《論美國的民主》上卷問世發行。五年后，《論美國的民主》下卷出版。
托克維爾是世界學術史上對美國社會、政治制度和民情進行社會學研究的第一人。他開創了一種社會學研究的新方法——訪問法，并率先將其應用于民主制度的研究中，寫出了第一部論述美國民主制度的專著——《論美國的民主》，并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托克維爾在美國考察期間，結識了許多美國人：有在白宮接見他的安德魯?杰克遜總統，還有艾伯特?加勒廷、紐約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肯特、約翰?昆西?亞當斯、弗朗西斯?利伯和賈雷?斯帕克斯等知名人士。除此之外，他還同幾乎代表美國生活各個方面的其他男男女女進行了或短或長的交談。這些拜訪對托克維爾的觀點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響。從托克維爾的家信以及他的筆記和日記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他在哪些方面事先擬好了問題和希望得到各界人士的不同答案。這無數次的訪問和交談讓托克維爾得以客觀、翔實地論述美國的民主。
《論美國的民主》分為上卷和下卷。上卷在介紹了美國的一般自然條件之后，分析了美國的政治制度（尤以鄉鎮自治和聯邦制為特色）并從社會的各個方面詳細論述普通人民參與政治權力的運作情況，主要闡明了美國的民主、自由、平等是如何在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體現的。
下卷以美國為背景來闡述托克維爾對民主時代的抽象思考，是他對民主在現代社會將會如何表現和發展的一系列推測和預見。下卷就其內容而言其實應該更名為《論民主》，甚至可以說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下卷的主旨是關于民主的普世性問題。正如托克維爾在1848年為該書第十二版所寫的前言中都特別強調的，他這本書要表述的只有一個主題，那就是：“民主即將在全世界范圍內不可避免地普遍到來”。
托克維爾實際上是運用比較法——民主制度與貴族制度的比較——來思考和分析美國民主的。托克維爾在本書常常拿歐洲舊制度的貴族社會的特性來反推民主社會的種種特性。當時民主社會還只是個新生事物，很多人還把它視為洪水猛獸之時，托克維爾就已經大膽預測了民主的普世性。并且在這九個月的考察時間里，托克維爾看到了美國這個新生民主國家的活力，他預測到了民主在這一片富饒土地上由一群新教教徒踐行所必將產生的偉大成績——美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托克維爾之所以認同民主制度的普遍性，主要是因為他不單單把民主看作一種政體形式，在本書中他突出地強調了民主遠不只是一個政治范疇，而同時是，甚至首先是社會、文化、習俗、家庭、婚姻等人類生活一切方面的普遍性范疇。可以說，托克維爾是把民主作為一種現代人的生活方式來分析和考察的，這才得出了民主的普世性的結論。
就美國而言，托克維爾指出，美國民主的發展得益于聯邦憲法的制定者。在他看來，美國的憲法雖然很好，但不能夸大它對民主制度的促進作用，他覺得自然環境、法律制度和民情有助于維護美國的民主制度。托克維爾還表示，民主的民情植根于英格蘭鄉鎮自治制度，它推動了美國獨立運動的開展，提高了人民參加公共事務的積極性，并為中央和地方分權的制度奠定了基礎，他把鄉鎮自治的傳統看作公民自由原則的根源。除此之外，美國人的宗教信仰、美國人的地理環境、美國人的移民來源等都有益于美國民主的發展。當然美國最大的優勢在于，美國是一個沒有貴族時代的國家，因此它無須經過當時給法國甚至整個歐洲帶來動亂的旨在推翻貴族制度的民主革命，就直接完成了邁入了民主時代，并享受了民主帶來的諸多利益。
在這里，托克維爾背叛了他的貴族出身，為給法國帶來動亂的民主革命辯護，盡管他的家族在法國大革命中備受損失。托克維爾認為，民主與革命及革命帶來的動亂并無必然聯系，民主帶來的動亂只是在轉型時的暫時現象而非民主的本質。（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的更多論述可參見托克維爾1856年所著的《舊制度與大革命》）
當然，民主在托克維爾眼里遠非完美無瑕，托克維爾在本書中就論述了民主的本質缺陷即多數的暴政（多數的無限權威播下的暴政的種子）以及民主社會的強烈的中央集權傾向（眾多平等而脆弱的個體依賴于一個強大的監護性的當局所帶來的行政專制）。除此之外，民主還有物質福利的過度追求、個人主義的泛濫以及社會智識的平庸化等諸多缺陷。
托克維爾惋惜貴族社會中能夠對抗專制的自由力量的消失，但又無可奈何于民主社會的必然到來。既來之，則安之。因此，托克維爾希望人們能夠在享受民主帶來的好處之余警惕民主可能帶來的壞處，尤其是民主可能造成的對自由的巨大威脅。托克維爾認為，領導社會的人肩負的首要任務是：對民主加以引導。他說：“如有可能，重新喚起民主的宗教信仰；潔化民主的風尚；規制民主的行動；逐步以治世的科學取代民情的經驗，對民主的真正利益的認識取代其盲目的本能；使民主的政策適合時間和地點，并根據環境和人事修正政策。”
《論美國的民主》出版后，好評如潮，成為膾炙人口的學術暢銷書，也使年僅三十五歲的作者托克維爾名揚海外，并于次年獲得法蘭西學院院士榮譽。這部書之所以如此受歡迎，一方面是因為它是世界上第一部對美國社會、政治制度和民情進行研究的學術著作；另一方面是因為它是論述民主制度的開山之作。此外，托克維爾在寫作《論美國的民主》的過程中始終銘記他的祖國，希望借鑒美國的經驗和教訓也是本書成功的主要原因。
《論美國的民主》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據統計，在托克維爾生前，《論美國的民主》法文版已出過十三版。到1945年為止，共有英、德、荷、匈、意、丹、日、俄、西班牙、瑞典、塞爾維亞等十幾種譯本陸續問世，而且有些國家不止一個譯本，英國和美國就有六十多個英文版本。
本書主要依據亨利?里夫的英譯本（Henry Reeve, Democracy in America, Longman Green, 1840）譯出。這個譯本流傳甚廣，但由于年代較為久遠，詞匯稍嫌冷僻，表達方式略顯生澀，所以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還參考了較新的勞倫斯英譯本（George Lawrence, Democracy in America, Anchor Books,1969），這個英譯本是根據較新近的法文版《托克維爾全集》翻譯的，語言較為清晰、凝練，給譯者帶來了很大的幫助。至于中譯本，可謂姍姍來遲，直到1968年才有香港今日世界社秦修明、湯新楣、李宜培的譯本，當時譯名為《民主在美國》，但后來流傳更廣的是1988年商務印書館董果良的譯本，譯為《論美國的民主》。雖然有不少學者指出《民主在美國》應該是更嚴謹的譯名，但本次新版本還是依據流傳廣度使用《論美國的民主》的譯名，便利于市場銷售。此后，中譯本眾多，有節譯本，有縮譯本，當然也有其他全譯本，在此就不一一介紹了。
譯者無論在學識素養還是在文學功底上，都無法與托克維爾及諸位前輩譯者相提并論，不揣鄙陋譯成此書，誤譯之處在所難免，各位方家與讀者若能不吝賜教，則譯者之幸也。

第十二版序

無論我們眼前發生的事件是多么重大和突然，本書作者都可以這么說，這并不讓他驚奇。本書是十五年前寫的，寫作的過程中就一直貫穿一個思想，那就是，在全世界范圍里，民主即將無可避免地和普遍地來到。讀者在閱讀本書的時候，就會發現，它在每一頁里都慎重地向人們宣告：社會的面貌正在改變，人類的處境正在變化，新的際遇即將降臨。
在緒論里，本書曾寫道：“身份平等的不斷蔓延，是事所必然，也是天意使然。這種發展的主要特征是：它具有普遍性和持久性，它時時刻刻都可以將人力的阻撓擺脫，一切的事和一切的人，都在助其前進。那種認為一代人的努力就可以阻止一個源遠流長的社會運動的想法，豈不是愚蠢之極！那種以為已經把封建制度和國王推翻的民主運動，會在資產者和有錢人面前止步不前的思想，豈不是異想天開！現在，民主已成長到這般強大，而它的敵人已經如此軟弱，民主又怎可停步！”當初在評估被七月革命重挫了的但依舊非常強大的君主政體時，用這段話來預言形勢的人，現在更加能夠毫無所懼地重新提醒公眾注意本書了。
有一點還應該補充：現今的局勢，使得他的這本書，有了現實的意義和實踐的效用。雖然本書在初版的時候，并不具備這些作用。以前的天下是王權的，現在已推翻了王權。美國的各項創立的制度，曾經被君主政體的法國當做奇聞，現在卻應該變成共和政體的法國的學習對象了。不僅在作為建立新政府的基礎的武力方面，應該如此，而且在作為新政府延續生存的保證的法制方面，也應該如此。武力者以后，就是立法者。武力的目的是破壞，立法者則致力于建設，但是這兩者，都功不可沒。既然問題變了，已不再是討論我們法國是該建立王國還是建立共和國，那么我們就只需要研究：我們要建立一個共和國，是要它動亂不已，還是永續發展；是要它有條不紊，還是雜亂無章；是要它愛好和平，還是窮兵黷武；是要它熱愛自由，還是獨斷專橫；是要它威脅到家庭和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權利，還是承認和用法律保護這種權利。這個問題至關重要。解決這個問題，不僅對法國意義重大，對整個文明世界也意義重大。如果我們可以在這些問題上拯救自己的民族，那么我們也就可以同時解救周圍的所有民族。如果我們失敗了，其他這些民族，也就會陪著我們一起失敗。世界的命運決定于我們將要建立的是自由的民主還是暴政的民主，而且可以這樣說，這實際上也關系到我們今天的命運，也就是說，關系到我們的共和國，是處處被人擁護，還是處處受到抵制。
然而，我們才剛剛將這個問題提出來，美國卻已經于六十多年前解決了這個問題。六十多年來，我們曾經首創的人民主權原則，在美國已經占據了完全的統治地位。它在美國以最直接、最無限、最絕對的形式得到了實施。六十多年來，這個將人民主權原則當做它一切法律的共同基礎的國家，其人口、領土和財富不斷得以增加，并且你還能清楚看見，在此期間，它不但比全球的任何國家都更繁榮，而且也比它們更穩定。然而，歐洲的所有民族，要么被戰爭造成破敗，要么被內亂弄得衰敗。只有美國，在整個文明世界里安然無恙。差不多把整個歐洲攪得翻天覆地的革命及其帶來的動蕩卻沒有在美國爆發。在美國，所有的個人權力不僅沒有被共和政體踐踏，而且還得到了保護。在那里，個人的財產受到保護的力度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別的國家都要大，無論是專制主義還是無政府主義在那里都不受歡迎。
這些經驗和教訓，我們還能從哪里獲得更多呢？我們向美國投去關注，并不是要亦步亦趨地模仿它所創建的制度，而是要更好地學習那些同時適用于我們的地方；更不是要照搬它的諸如教育之類的制度，而是要借鑒它的法制的原則而非細節。法蘭西共和國的法制可以而且也應該和美國的法制有所不同，但是美國的各項制度背后所遵循的原則，也就是那些讓紀律得以遵守、讓權力保持均衡、讓自由真正實行、讓個人權利得到確實而且至上尊重的原則，對于所有的共和國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可以說，所有的共和國都應該具備的這樣的原則，而且可以預言：如果這些原則得不到實行，那么共和國很快就會不復存在了。
托克維爾于1848年

<上卷> 緒論

在美利堅合眾國期間，我見到了一些新鮮的事物，其中最引我注意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地位平等。我毫不費力地就發現了它對社會發展產生的重大影響：它賦予輿論特有的方向，賦予法律特有的方針，賦予執政者新的理念，賦予被統治者新的行為。
我很快又發現這一點產生的影響，要比政治措施和國家法律產生的影響更大，而且它對政府的作用也遠大于對公民的作用。它制造言論，激發情感，移風易俗，改善一切，哪怕不是由它產生的。
我對美國社會的研究越深入，我就越發注意到地位平等是一件根本大事，一切的個別事物似乎都由它而產生，因此我整個考察的中心也就始終集中在它身上。
當我轉視歐洲時，我覺得歐洲的情況跟我在美國新大陸見到的情況有些相似。在歐洲，地位平等雖然沒有發展到美國那樣的極致，卻在日趨接近。而且，這種支配美國社會的民主，似乎也正在歐洲迅速得勢。
所以，我就有了撰寫這本讀者將要讀到的著作的想法。
在我們中間，正在發生一場偉大的民主革命。每個人都目睹了，但是卻各有各的看法。一些人覺得，它只是一種偶然的新現象，最終還是有希望遏止；而另一些人則肯定，這場革命將不可抗拒，因為他們認為這是歷史已經證明的最經常的、最古老的現象，也代表最永久的趨勢。
現在，讓我回溯一下七百年前法國的情況。在當時，少數幾個擁有土地的家族，統治著居民，控制著整個法國。統治權和遺產一起一代傳給一代。人對付人的僅有方式，就是權力，而土地財產則是產生權力的唯一來源。
但是時間不久，法國僧侶階級建立起了政治權力，而且開始快速擴大。僧侶階級對一切階級的人都表示歡迎：不論是窮人或富人，還是屬民或領主，都可加入僧侶階級。平等開始以教會的渠道，滲透進政治領域。原先要被奴役終生的農奴，現在卻能依靠神父的身份和貴族平起平坐，而且常常成為國王的座上賓。
隨著時間的發展，社會逐漸變得文明安定，人與人的種種關系也就越來越復雜和多樣。人們開始覺得需要有民法來調整這種關系。于是就出現了法學家。法學家們從陰氣森森的法庭大堂里走出來，從灰塵遍地的辦公斗室里走出來，走進王公大臣的府邸，坐在錦衣貂裘的封建男爵身邊。
當國王們由于好大喜功而破產，貴族們由于鉤心斗角而衰敗時，平民卻因為經營商業變富裕了。金錢在國務中的影響日益顯現。商業成為通向權力之門的全新道路，金融家結成新的政治權力集團，這個集團既被人蔑視又受人追捧。民智漸漸開化，人們對于文學和藝術的興趣，與日俱增。于是，知識成為事業成功的要素，科學成為執政的手段，智慧成為一種社會力量，知識分子進入到政界中來。
隨著通向權力之門的新道路的持續發展，家庭出身的觀念越來越淡化。在十一世紀時還是無價之寶的貴族頭銜，到了十三世紀時，用錢就可以買到。1270年首次出現買賣貴族頭銜的情況，所以貴族階級自身也將平等帶進了政府。
在這七百年中，有時候貴族為了反對王權，會把政治大權交給人民，也有時候貴族為了和對手爭奪權力，會把政治大權交給人民。
但更普遍的情形是，國王為了抑制貴族，有意讓下層階級參與政府權力。
法國的國王們，總是自詡為最積極最徹底的平等主義者。當他們野心勃勃又權力強大時，可以將民眾的地位提高到貴族水平；當他們平庸無能時，反而讓民眾的地位上升到比國王自己的地位還高。有些國王是因為雄才大略幫助了民主，而有一些國王則是因為昏聵無道幫助了民主。路易十一和路易十四，始終在王位之下保持所有臣民的平等，而路易十五的結果，則是他本人和王室一起灰飛煙滅。
當公民不再依照封建土地所有制占有土地，而動產也已經成為財富，并且可以產生影響和制造權勢以后，每一次工藝方面的改進，每一次工商業方面的發展，都會在人們中間立即產生新的相適應的平等因素。從這之后，一切工藝方法的新發現，一切由此產生的新需求，一切為滿足需求而產生的新想法，都成為了平等向前進步的工具。侈靡的生活，好戰的個性，對時髦的追求，以及人們最膚淺的情欲和最高尚的激情，都似乎在共同促使富人變窮而使窮人變富。
當腦力勞動被視為力量和財富之源后，每一種科學發明，每一種新的知識，每一種新的思想，人們都應該將其當做即將掌握的權力的萌芽。上天隨便降下的任何資質、詩才、口才、記憶力、美好的心靈、想象力、思考力，都在促進民主。即使這些落在了民主之敵的手里，也會因為它們彰顯出人性的偉大，仍然可以服務于民主。所以，民主征服的領域，會隨著文明和教育征服的領域的擴大而擴大，而文學就成了一座武庫，對一切人都開放，不論是弱者還是窮人，每天都可從中拿取武器。
縱觀我們的歷史，我們可以說，在過去的七百年里，每一件大事都推動著平等向前發展。
十字軍東征和對英國的幾次戰爭，消滅將近十分之一的貴族，將他們的土地也分散。地方自治制度，讓自由的民主發展成封建的君主政體。槍炮的發明，讓在戰場上的平民和貴族變得平等。印刷術平等地向平民和貴族提供精神食糧。郵政把知識不僅送進貴族的高墻大門，也送到窮人的茅屋草舍。基督教新教宣布，任何人都可以平等地找到進入天堂的道路。美洲的發現，開辟出了成百上千條發財的新路子，一些籍籍無名的冒險家，因此而財勢雙收。
假設我們從十一世紀的法國開始考察，觀察法國每過五十年發生的變化，我們就會發現，每五十年，法國的社會體制就會發生一次雙重革命：社會階梯上，貴族地位下降，平民地位上升。一個是從上往下降，一個是從下往上升。這樣，兩者間地位上的距離，每過半個世紀就縮短一些，終于，他們在不久以后匯合在了一起。
而且，也不只是法國才有這種現象。在整個基督教世界里，不管你從哪一個方向看，都會看到這樣正在進行的革命。
發生在人民生活中的種種事件，無一不在促進民主的發展。每一個人，不管是自愿為民主效勞，還是在無意中幫助了民主獲勝；也不管是自身就在為民主奮斗，還是自稱是民主的敵人，他們都為民主的發展起到了作用。所有的人，有的人身不由己，有的人不知不覺，即便目的不同，行為不同，但是他們都成為上帝手中馴服的工具，造成了最終一致的事實。
所以，地位逐漸發展到平等，這是天意使然，更是事實的必然。這種發展的主要特點是：它普遍而持久；它隨時都會擺脫人力的阻擋；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都在給它提供前進的力量。
那些認為這樣一種源遠流長的社會運動，可以被某一代人的努力所阻止的想法，難道不是愚蠢至極？那些覺得推翻封建制度打倒國王而建立的民主，會在資產者和有錢人面前退步的觀點，難道不是異想天開？現在，民主已經成長到這般強大，而其敵人已經這般軟弱，民主又怎么會就此止步？
但是，我們現在又該走向何處呢？沒有人能夠回答，因為對比已經失效，無法用它來回答了。也就是說，在今天的基督徒之間，地位平等已經擴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以往任何時候和現在世界上任何地區都未曾達到過如此地步，以至于已經完成的巨大工作，阻擋了我們預見還需要去完成的事情。
寫作這本書的時候，我始終懷著一種唯恐上帝懲罰的心情。這種心情之所以會產生，是因為我已經看見這場革命，不可抗拒地沖破了所有阻礙，已經進行了很多世紀，而且時至今日，它仍然在它自己造成的瓦礫堆上不斷前進。
不需要上帝來說，我們就可以看見這場革命的意志表現出的某些征兆。我們只要將自然界的日復一日的正常運行狀態觀察一下，將事件連續不斷發展的趨勢觀察一下，那就足夠了。我還沒有聽到上帝的告示，但是我已經知道諸天星辰的運行，是循著上帝的手指所畫出的軌跡。
倘若說，我們這個時代的人需要用長期的觀察和細致的思考，才能知道平等不斷向前的發展，不僅是人類歷史的過去，也是人類歷史的未來。那么，單就這一點發現，就足以將至高無上的上帝的神啟性質賦予這一發展。因此而言，意圖阻擋民主就是對上帝意志的違抗，所以，上帝安排給所有民族的社會情況他們都只有順應。
在我看來，在這個時代里信奉基督教的國家出現了危險的局面。革命運動在基督教國家中席卷而過，已經強大到無法阻止，不過它的速度，還在可以引導的范圍內。也即是說，這些國家還可以自己掌握命運，但如若不夠及時，很快就會無法控制。
在我們這個時代，社會的領導人擔負的任務首先應該是：引導民主；如果可能的話，重新喚起民主的宗教信仰，純潔民主風尚，規制民主行動，逐步將民情的經驗轉化成治世的科學，將人民盲目的本能轉變成對民主的真正利益的認識，因時因地制定民主的政策，使之能適于環境和人事。
一個嶄新的社會，需要有一門嶄新的政治科學與之相適應。
但是，我們很少想到過這點。我們被投進一條湍急的大江之中，剛浮出水面望見岸上依稀的殘磚斷瓦，卻又被巨浪吞噬，推進無底的深淵。
我剛剛述及的偉大的社會革命，在歐洲國家中，法國是最迅猛激進的，其余任何的歐洲國家都無法與之并論。只不過，法國的這場革命進行得很隨意。
國家的首領從一開始就沒有想過該為革命做些什么準備。革命的進行，要么是違反他們的意愿，要么是趁著他們不知不覺。國內那些最有勢力的階級，最有知識的階級和最有道德的階級，也根本沒有想過要領導革命，從而去尋找掌握革命的方法。所以，民主在狂野的本能中壯大起來，它就像一個失去父母的孩子一樣，在街頭流浪，獨自謀生，只看到社會的種種弊端和悲慘。在民主突然掌權之前，對于其存在，人們好像全然不知。但是民主掌權之后，人們開始對它唯命是從，對它任何的要求都百般依順，開始崇拜它，將其視為力量的象征。但是到了后來，由于民主表現出了過分的舉動，而力量減弱時，立法者開始怱忙地的設計法案，企圖將它消滅，而不是想著去引導糾正它；執政者也開始費盡心機要將它擠出政府，而不想要它學會治國安邦。
這樣的結果就是，雖然社會實體的確發生了民主革命，但是在法律、思想、民情和道德方面，卻紋絲未動，沒有發生任何必不可少的有益于這場革命的相應變化。因而，民主雖然已經存在，卻缺少東西既可以將其弊端減少又能將其本身的及長處發揚。我們得到的，只是民主帶來的壞處，可能產生的好處，卻是半點沒看狗崽子。
當貴族階級支持王權安穩地對歐洲各國進行統治時，人們在這種不幸之中，恐怕還享受著一些我們這代人無法想象和難以理解的幸福。
當貴族階級施行暴政時，某些臣下擁有的權力，會成為其無法逾越的屏障；但對國王而言，由于在民眾面前自詡為神，所以在受到神一般的尊敬后，他決不想將自己的權力濫用。
高居于人民頭上的貴族，會像牧人對待牲畜那樣對待人民的命運，只是同情卻缺乏關心。他們并不覺得，他們的地位和窮人是平等的。他們之所以還會對窮人的境遇產生同情，實際上是因為他們關心自己對上帝所交代的任務的完成情況。
人民對享有平等的社會地位從來不抱有非分的奢望，也絕不會想到能與首領平起平坐，他們覺得這是首領給予的恩賜，所以他們根本不對自己的權利進行爭取。當首領寬厚正直時，他們就愛戴首領，對首領的嚴厲統治謹慎服從而沒有任何怨言，不會感覺到低下，就好像是上帝給予的懲罰一樣，不可抗拒又理所當然。另外，習慣和民情也是約束暴政的鎖鏈，它們會在某種情況下約束暴力的行使。
由于貴族根本沒有想過，他們自認合法的特權，會被人剝奪。而奴隸又覺得，是自然的秩序造就了他們的卑下地位，不可更改。因此人們覺得在這樣兩個差別甚大的階級之間，可以保持某種互相照顧的關系。所以，即使社會上有種種苦難和不平等，雙方都沒有使他們的心靈墮落。
人們變壞的原因，不是執政者行使權力，也不是被統治者形成了服從的習慣，而是執政者行使了非法的暴力，被統治者服從的強權對他們造成了剝奪和壓迫。
一方面，一些人悠然安樂，卻集財富和權勢于一身，他們生活奢華，尋歡作樂，講究風雅，欣賞藝術；另一方面，一些人終生勞苦，卻一無所有，甚至無知、粗野。
但是，我們一樣能從這群無知粗野的民眾身上，發現強烈的激情，發現高尚的情操，發現質樸的道德，發現虔誠的信仰。
那種少數人掌握權勢的社會，也許擁有自身的穩定性和強大性，特別的，可能有其獨特的光榮之處。
但是各個階層，是在這里才開始混合在一起，接連摧毀一些將人們相互隔開的屏障，財產漸漸地分散開來，變成多數人享有，權力也漸漸擴大，被多數人掌握，教育不斷普及，智力日益趨近，社會情況越加民主。最后，民主終于和平地控制了法制和民情。
于是，我構想了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里，人人創造法律，人人愛護法律，毫無怨言地遵守法律。人們對政府的權威表示尊重，是出于有必要，而不是出于它很神圣。人們愛戴國家領袖，雖然可能不夠狂熱，但是是出自理智和真實的情感。因為人人都有權利，而且權利得到了良好的保障，所以人與人之間，不僅會建立起堅定不移的信賴關系，而且會建立起不卑不亢的尊重關系。
人民對自己的真正利益了解后，自然而然就會明白：必須盡自己的義務，才能享受社會的公益。這樣一來，貴族的個人權威將會被公民的自由聯合取代，國家也才能避免暴政和專橫的出現。
我覺得，國家建立在這種方式上，社會才不會停滯，而運動的社會本身，也才可以按部就班，持續向前發展。就算民主社會無法做到貴族社會那樣金碧輝煌，但也不會有太多的苦難。在民主社會里，享樂不會表現過分，福利卻會大大普及；科學不會十分突出，無知卻會大大減少；情感不會過度偏執，行為會變得越加穩健；不良行為雖然偶爾還會發生，犯罪行為卻會愈加稀少。
就算激情不夠狂熱，信仰不夠虔誠，教育和經驗也能讓公民英勇獻身，也可以讓公民做出巨大的犧牲。由于所有人都一樣的弱小，因此所有人都感覺到，自己的需要與其他同胞的需要完全一致。由于他們知道，只有援助同胞才能獲得同胞的援助，所以他們會輕易發現，個人的利益與社會的公益也完全一致。
就整體而言，絕大多數人將能擁有更大的幸福，而且人民將不會滋生是非。也許國家不會十分光耀，也可能不會十分強大，但是這不是因為他們不想過得更好，而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的生活已經很好。
雖然，并不是所有的事物在這樣的秩序下都能完美，但社會至少有條件，可以讓事物變得臻于完美，而且人們只要將貴族制度可能提供的社會公益拒之門外，就會享受到民主制度提供的所有社會公益的好處。
不過，我們將祖傳的社會情況擺脫，管它那么多，拋棄一切老祖宗的制度、觀念和民情后，又將用什么來取而代之呢？
王權的威嚴不復存在，但用以代之的法律的尊嚴還沒有樹立起來。在這個時代里，人民蔑視權威，卻又懼怕權威。而且這種懼怕我們帶來的損失，要比原來尊崇和敬重權威時給帶給我們的損失更大。
我認為，我們將那種原本能獨自抗擊暴政的個人英雄的存在瓦解了。但是，我又分明看到，政府將從家庭、團體、個人手中奪來的權力，變成了獨自繼承的特權。這樣，少數幾人掌握的權力，雖說一般情況下是保守的，只有少數情況下才具有壓迫性，卻讓所有的公民都變成了弱者，從而屈服。
將財產小塊的分割，縮小了貧富之間的差距。但是，差距的縮小，也讓貧富雙方似乎發現了新的根據來彼此仇視。他們看待彼此的目光，都充滿了恐懼和嫉妒，都想將對方從權力的王座上拉下來。不論是窮人還是富人，都缺乏權利的觀念，雙方都覺得權勢不僅是現在的唯一的可信賴的托付，也是將來的獨一無二的保障。
窮人將祖輩的大多數謬見保存了下來，卻沒有保留祖輩的信仰。他們將祖輩的無知保存了下來，卻沒有保留祖輩的德行。獲利主義是他們的行為準則，卻不懂得這一主義的相關科學。而且他們的愚昧，在過去，導致了他們的獻身精神，在現在，又導致了他們的利己主義。社會平穩無事的原因，絕對不是由于它自覺強大和繁榮，而是由于它自認衰落和虛弱，唯恐因承受不了折騰而溘然長逝。因此，每個人都看到了惡，卻誰都沒有必需的勇氣和足夠的毅力去為善，人們希望過、牢騷過、悲傷過、高興過，但是，他們都變得如老年人的沖動一般，軟弱無力，產生的任何結果，都不顯著也不持久，難以讓人滿意。
如此一來，我們放棄以前的體制提供的好處時，并沒有因此而在現在的體制下獲得有益的東西。雖然我們將貴族社會破壞掉了，但是我們又對舊時代殘留的破磚爛瓦戀戀不舍，似乎很情愿將自己永遠留在那里。
知識界對于此狀況的呈現，令人驚嘆之處，更甚于此。
法國的民主在前進的路途中受到層層阻撓，但是它敢肆無忌憚地發展，最終將前進道路上遇到的所有障礙橫掃而過：能打倒的決不動搖，能動搖的決不姑息。它對社會的占領，絕對不是一步一步地進行；它對社會統治的建立，也根本不是用和平的方式；它的前進，是在混亂和戰斗的喧囂中不斷取得的。斗爭激發了熱情，在反對敵對者的觀點時，在反抗敵對者的暴行時，人們自己的觀點已經超出了他們作為自然人的極限，人們也都將自己追求的目標徹底忘記了，也正因為此，他們發表的許多言論，既不太符合其真實感情，也不符合其篤厚天性。
于是，就出現了異常的混亂，這些都是我們本來不愿意看見的。
我屢次回憶，終于發現，以往沒有任何事情會比現在的情景更令人可悲、令人可憐。我們這一代人，撕斷了天然地聯結著人的見解、趣味、行動和信仰的紐帶，瓦解了以往任何時代都能見到的人的感情和思想之間的和諧。而且可以這樣說，但凡和道德一類有關的規范統統成了廢物。
在我們中間，還可以發現一些虔誠的基督徒，他們相信真的有來世，用這種宗教精神來指引自己的生活。這些人真的在為人類的自由而奮斗，也就是獻身于一切高尚的事業。基督教宣稱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當然不會在法律面前否認全體公民的平等。但是，當異常事件爆發，宗教就開始倒戈，站到了民主要推翻的敵對陣營里，咒罵自由是敵人，將自己所主張的平等一再打壓。
而如果宗教與自由聯手的話，它可以讓自由變得不可侵犯，讓自由變得神圣。我在信教者群體中，發現了一些，比起期待天堂，他們更加重視現世。他們擁護自由，因為他們覺得自由不僅是產生所有最高品德的基礎，而且也是提供所有最大福利的源泉。他們熱切地渴望自由能夠掌握權威，渴望人們能夠享受到自由的福澤。我也明白這些人急著向宗教求援的原因，因為他們明白：如果民情沒有權威，就無法讓自由獲得權威，而缺乏信仰的話，就不可能養成權威的民情。但是，當人們看到宗教站進了敵對的陣營后，就停止了步伐。于是乎，一些人就開始攻擊宗教，另一些人也不再擁護宗教。
在以往的幾個世紀里，一些身處低位的人和出賣自己的人對奴性大肆頌揚，那些思想獨立之人、品德高潔之士，則在拯救人類的自由，盡管這種拯救沒有勝利的希望，然而他們依舊在斗爭。但是到了我們這一代，卻會經常看見一些人，他們身份高貴、道貌岸然，反倒抱有與其高雅完全相反的思想，對卑躬屈膝大肆夸耀。也有一些人，他們的情形雖然與此相反，卻將自由說得天花亂墜，仿佛他們已經親身體驗到、如何神圣自由是如何偉大，還大聲疾呼，要為人類謀求連他們自己都不知為何物的權利。
我承認，那些德行高潔的人、愛好和平的人，他們正派、穩健、仁厚、博識，他們對祖國充滿了真摯的愛，他們隨時準備著為祖國付出巨大的犧牲，這樣的人，自然會被周圍的人推為領袖。但是事實證明，他們后來經常敵視文明，因為他們對文明帶來的弊病和益處沒有分清。在他們的思想里，但凡與惡相關的概念，都不可分割地與新相關的概念攪在了一起。
離這些人不遠，我又看見了另外一種人。他們打著進步的旗號拼命將人唯物化，全力追逐不講正義的利益，努力吸取脫離信仰的知識，竭力追求不顧道德的幸福。他們自稱是現代文明的衛士，驕傲地以現代文明的帶頭人自居，竊取落到他們手中權力，但是這樣的職位，他們根本不配擔任。
那么，現在我們所處的狀態，又是怎樣的呢？
信仰自由的人在攻擊宗教，信奉宗教的人在搏殺自由，寬厚高貴的人在贊譽奴性，卑躬屈膝的人在高談獨立，開明誠實的人在反對進步，不愛國的人在談論愛國，無節操的人在議論忠誠，思想封建的人在講述開化，行為粗野的人在分析文明！
難道已往的世紀就是這個世紀的樣子嗎？難道人們一直看到的世界也就是今天這個的世界的樣子嗎？我們今天的這個世界里，沒有一點正常的關系。有德的人沒有才能，有才能的人沒有名望。愛好秩序好像就是忠于暴君，信仰自由似乎就是蔑視法律。人們行為上投射的良心暗淡無光。所有的事情，榮也好辱也好，真也罷假也罷，似乎無所謂可也無所謂不可。
上帝創造人類就是為了讓人永遠掙扎在今天這樣的知識困境中，我能這樣認為嗎？肯定不能。因為上帝已經將一個比較安定和平靜的未來安排給了歐洲社會。我對上帝的意旨不太清楚，但是我不能因為自己不清楚，就懷疑上帝，我寧可懷疑自己的智慧也不愿不相信上帝的公平。
這場偉大的社會革命，世界上已經有一個國家幾乎完成到極致了。在那里，這場革命的實現方式很簡單。甚至可以說，民主革命并沒有發生在這個國家，但是卻得到了與民主革命相一致的效果。
十七世紀初，在美洲定居下來的移民，將民主的原則從他們對歐洲舊社會的反對意見中分離出來，移植到了美洲新大陸的海岸上。民主原則在這里開始自由成長，并隨著民情的發展，和平地逐漸地發展成了法律。
我絕不懷疑，終有一天我們也會如美國人，取得幾乎完全的地位平等。不過我不能就此斷定，我們遲早也會從同樣的社會情況出發，一定獲得和美國人取得的一樣的政治成果。我也絕不相信，美國人發現的民主形式，是唯一可能提供民主的形式。但是，兩國既然有著產生法制和民情的相同原因，那么，弄清楚這個原因會對每個國家造成的影響，就成了我們最關心的問題了。所以，對美國進行考察并不是單純為了滿足我的好奇心，雖然有時候好奇心也非常重要。我的意圖在于，我們可以從美國找到值得借鑒的經驗。我并不是要寫一篇頌詞，有這種想法的人就大錯特錯了。任何人將這本書讀完，就會完全承認，我絕對沒有那種意思。我的目的，并不是要贊同美國的所有的統治形式，因為我覺得任何一種法制都不可能體現出絕對的善，我甚至對我認為的這場不可阻擋的社會革命，都沒有奢望過要去評論它對人類是利是害。我將這場革命看做是已經完成的事實，或者是即將完成的事實，想從經歷過這場事實的國家中找到一個國家，這個國家讓這場革命發展得最圓滿也最和平，從而看清楚革命應該產生的最好結果。如果可能，再探討一下可以使革命對人類有益的方法。在美國，我自信我看到了超過了美國自身所擁有的東西。我除了探討民主本身的形象外，也探討了它的意向、它的特性、它的偏見、它的激情。我想將民主的究竟弄清楚，至少可以讓我們知道，應該害怕它什么，應該希望它什么。

<下卷> 緒論

所以在本卷的第一部分里，我將力圖闡明，幾乎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來發展的美國民主，和幾乎全憑本能行動不受任何限制的美國民主，最后指引了怎樣的方向給美國的法制，留下了什么烙印在政府的工作上，又施加了多大的普遍壓力給國家事務。民主所產生的好處是什么，壞處是什么，我都設法進行了探討。美國人用以引導民主所采用的預防措施是什么，他們遺漏的措施又是什么，我也都進行了研究。甚至，民主能夠統治社會的原因是什么，我也做了思考。
本卷第二部分的目的是，將地位平等和民主政府對美國市民社會、習慣、思想和民情產生的影響進行描述。但是，對于這個計劃的實施，我現在已經不那么熱心了。在我完成為自己設定的任務之前，這樣的打算毫無意義。這同時也是因為不久后會有一位作者將向讀者描述美國人性格里的主要特點。而且他能為讀者展示一幅幅如同真實的畫面，讓事實更加生動富有魅力，這是我無法與之比肩的。
我不知道我是否將對美國的見聞表達清楚了，但是我可以確定，我真誠想要做到這點，決計沒有將事實生搬過來以遷就觀點，而是在事實的基礎上總結觀點。
但凡能夠借文字資料以立論之處，我都對原文進行了核實，參考的著作也選擇了最權威最有名的。對材料來源也進行了注釋，讀者都可以核對。關系到輿論、政治習慣、民情考察等問題時，我都請教過見識豐富的人。如果事情緊要但是又不明白真相的，我并沒有只用一家之言，而是將幾個人的言論證據匯集在一起考察，而后再下定論。
所以，請讀者務必相信我的話。在證明我的論點時，原本我可以時常援引知名的權威人士，或至少夠得上權威人士的話，但我放棄了這樣做。一個外國人面對接待你的主人，當你坐他的爐邊，往往能聽到一些重要的內情。主人甚至可能會在親朋面前保持必要沉默，卻向你透露了。因為向外國人坦白他不會擔心什么，這個外國人不久就會離開。每當聽到這種隱秘，我都要立即記錄下來，但我永遠不會從卷柜里將筆記本拿出來，我寧可讓自己的著作黯然無光，也決不讓好客的主人在客人剛走后就在令其后悔和尷尬的旅游者的名單里發現我的名字。
我在這件事上盡管煞費苦心，但要是有人意圖批判本書，沒有比批判這一點更為容易的事情了。
如果讀者認真閱讀本書的話，就會發現有一個中心思想，可以說，這個思想貫穿了全書的各個部分。不過，我必須討論的對象，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所以，人們很容易拿一個孤立的事實，來反駁我所引證的成套的事實，或者說，拿一個孤立的觀點，來反駁我所論證的成組的觀點。我希望讀者閱讀這本書的時候，能抱著那種指導我寫這本書的精神，根據全書所得的整體印象進行評論。因為我本人不是在孤立地論述，而是在海量的證據上進行立論的。
我希望可以得到讀者的理解，不要忘了，因為我必須要對自己的每個觀點進行理論總結，而總結往往又會失于偏頗，導致大錯而失真。因為人們的行動有時需要對邏輯有所偏離，但是議論卻不可以，而且一個人要想保持前后的語言一致，幾乎和保持前后的行動相同一樣地困難。
在最后，我自行指明本書的一個可能也是很多讀者也會覺得的主要缺點，就是本書的寫作目的絕對不是要討好某些人物。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既沒有想過要用它服務于任何政黨，也沒有想過要用它去攻擊任何政黨。我并非想要標新立異，只是想看得更長遠一些，當各大政黨都只在忙碌著為明天時，我已經在觀照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