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與群芳爭絕豔：我的越劇人生（簡體書）

我的童年
我于1922年農歷七月十九出生在浙江諸暨，自幼居住在杭州1上城區的安樂橋1號。父親的名字叫王錫德，母親叫呂愛蓮。聽年長的鄰居說，我是在襁褓時就被王家領養的。從我懂事起，就知道父母待我如掌上明珠，周圍鄰居與我年齡相仿的女孩子有好幾個，就我與眾不同。父母對我很嬌慣。我父親是一個職員，在機關里面抄抄寫寫，有一手好字。他出門上班時，身穿長袍馬褂，頭戴禮帽，手里還要拿根“斯蒂克”(文明杖)，留著八字胡，鄰居們都稱我父母王先生、王師母。
鄰居們以手工勞動者居多，如裁縫、絲廠工人、泥瓦匠、郵遞員，還有個別的吃開口飯唱“杭灘”的。他們有什么需要書寫的都會請我父親幫忙。我們的生活還算富裕，一家三口獨住一幢樓。有前樓后樓，還有客堂。堂前有畫桌和八仙桌。中堂掛畫，兩邊還有對聯條幅。茶幾和靠椅都是非常氣派的。房子都是木結構的，和鄰居也就一板之隔。
夏天很悶熱的時候，等到太陽下山之后，家家戶戶都把小桌子、小板凳搬到門口吃晚飯，納涼。整條街歡聲笑語，熱鬧非常。有講故事的，有談家常的，有時候賣“留聲機”的人來，背一個大喇叭，只要出3個銅板就可以放一次“哈哈笑”的錄音。聽著留聲機里傳出的“哈哈笑”的聲音，我們也會笑得前仰后合。有一位鄰居叫“二姐姐”，她會唱京戲，她教我唱過，所以我在六七歲的時候也會唱“一馬離了西涼界”和《四郎探母》之類的唱段，以及一些江南小調，有時候大家也會叫我唱一段助興。我也喜歡聽大人講鬼故事。雖然喜歡聽，但是心里還是很害怕的。我一定要讓大人圍坐在我身邊，或者是我倒在母親懷里聽。有時，聽著聽著就睡著了。
最開心的莫過于過新年了！到那天，我總有新衣新鞋穿。整條街，只有我家和裁縫鋪那家是要請“年菩薩”的，奉上全雞、全魚、豬頭三牲，到了半夜請來菩薩，點上鞭炮，請朋友親戚來喝酒，吃年糕湯，這在我們那邊叫“散福”。一直要吃到天亮才各自散去。過年，要算我母親是最辛苦的了。從臘月廿三送走“灶王爺”開始，廿四要“撣塵”，等買、汰、燒一圈忙完，還要“守歲燭”到天亮。到了大年初一，還要燒好年糕湯，叫我和父親起床，并說上“新年恭喜發財，吃了年糕節節高”之類的吉祥話。當我穿上新衣新鞋，吃了年糕，父親就帶著我出門去兜“喜神方”。當地風俗年初一是不串門的，年初二開始出去拜年。每次拜年回家，我總是手里拿了壓歲錢，口袋里裝滿瓜子、花生、糖、干果之類，心里充滿了幸福感。
可是在我八九歲的時候，父親失業了。那時候政府搞什么“新生活運動”，好多員工被裁。父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只能賦閑在家，這樣坐吃山空，最后只能靠典當度日。父母因為面子丟不起，只能是由我去當鋪。那時我還不到10歲，吃力地背著很大一包衣服，三天兩頭往當鋪跑。當鋪的柜臺很高，我人小個矮，要踮起腳，仰起頭叫著“朝奉先生……”。以前當鋪都是徽州人開的，掌柜的稱為“朝奉”。據說徽州朝奉都是識寶的，但是實際上這些人很壞，他們欺負我人小，故意殺我的價。有一次，一件嶄新的皮襖只給當了兩塊光洋，回家告訴母親，她氣得大哭一場。漸漸地，家里的東西都當盡賣光了，還欠了很多債。父親只得外出打工謀生。開始的時候還會寄點錢回來，后來音訊全無了。我們天天盼日日等，等來的竟是父親的噩耗：有一天，家里來了一個陌生人，說是父親的朋友，告知父親過世了。那一年，我10歲。
只有我和母親相依為命了。沒有了經濟來源，還背上了一身的債，日子過得很艱難。母親會包各式各樣的粽子，逢到端午節或春節，人家都會來請母親包粽子，那個時候可真是忙都忙不過來。忙完后，有的人家會給點錢作酬勞，但是更多的是給粽子。母親把那些粽子拿回家，用竹竿一串串掛起來，那樣我們可以吃上幾個月。平時，還是靠母親做“繞辮頭”針線手工來維持生活。“繞辮頭”就是裁縫師傅做好了長衫，再由女工把衣服周邊縫好的一種加工模式。我有一個守寡的表姐叫陳素貞，她有3個女兒，也是靠她釘紐扣維持著“四口之家”。母親和表姐合用著一只煤油燈在燈下做著針線，從早上做到半夜也只能完成兩件男人的長衫。兩件長衫的工鈿只夠買2升米。吃菜做飯所需要的柴火要靠我去弄回來。我表姐的大女兒叫照云，她大我2歲，但論輩分，她還是要叫我一聲“小姨”。她很能干，常帶我到護城河去摸螺螄，到墳山地去拔野蔥，挖野菜，也會到建筑工地拾刨花和碎木片，甚至還會到河里的木筏上去剝樹皮。我膽子小，身體也弱，但是我還是鼓足勇氣，一改以往的驕嬌二氣，咬牙跟著照云一起干。每次的結果都是照云拖呀背呀，帶著一大堆勝利品回家，而我的收獲實在是少得可憐。我從小養尊處優，哪吃過這些苦頭？照云常常會分一些勝利果實給我，以減少我的難堪。盡管我們娘兒倆省吃儉用，但也還是不能維持我們的正常生活。最難應付的是上門要債的人。這些人當然是知道我們已經到了無力還債的地步，但還是臉色鐵青，出言不遜。有的人甚至發出“最后通牒”，說出再不還錢就要采取怎么樣怎么樣行動之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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