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說包公（簡體書）

何為『清官』

包公以自己的一生，撰寫了一篇“清官”的范文，也是從他開始，人們才真正了解了天下原來還真的有“清官”和什么叫做“清官”。根據包公的行為規范，所謂“清官”，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指標”：
一是廉潔。“清官”首先必須是個“廉官”，在這方面，包公堪稱楷模。包公最后官至樞密副使，二品大員，職位不能說不高，但他卻始終保持廉潔的本色不變，衣著、飲食、家什器具等等依然“如布衣時”，跟當官以前一個樣，從未改變。正如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但一輩子做好事就很難很難一樣，為官一生，清廉一世，實非易事。包公做到了，而且無怨無悔。
據說為了表彰包公的政績，宋仁宗曾經要把半個廬州城送給他。包公拒絕了，可是仁宗執意要送。包公就說，這樣吧，您把家門口的一段護城河給我吧。仁宗挺奇怪，要護城河干什么？包公回答：臣將這段河留給后世子孫，他們富也富不到哪兒去，再窮也餓不著。河面不大，但可以養魚、種藕，那都需要靠他們自己的雙手勞動。臣希望他們能自食其力，不要做不勞而獲的人。
這只是個傳說，無法證實，但北宋年間建成的包公祠，就坐落在這段護城河的一塊名叫“香花墩”的綠洲之上，人們把這段河稱為“包河”。夏日里，河面上開滿了荷花，盛產鮮藕。說也奇怪，滿世界的藕都藕斷絲不斷，唯有這包河里的藕，一刀切下去，清清爽爽變為兩段，卻無絲。奇就奇在這里，包公一生清廉無私，這包河里的藕也一身“無絲”，天下竟有這么巧的事！這不是民間傳說，確有其事。《香花墩志》上有記載。
二是不圖虛名，只做實事。包公不講排場是出了名的，這方面的例子多得數不清。慶歷七年（1047）的四月，他被調任陜西轉運使。轉運使是主管運輸事務的中央或地方官職。唐朝的時候在州或郡上設置一級監察機構“道”，宋代改為“路”，實際上已經成為一種大行政區，跟現在的“省”相近。全國分為十八路，轉運使就是路的行政長官。他的職責是掌管一路的財政稅收，兼考察地方官吏、維持治安、清點刑獄、舉賢薦能等，職權相當大。
包公此前是五品官，穿緋紅色官服。緋紅色就是比較正的紅色，韓愈的詩里有“佩服上色紫與緋”的句子，是說穿衣服什么顏色最漂亮？紫色和紅色，這是當時的最佳流行色。官場上，這卻代表著兩個等級，不能弄錯的。包公穿五品官服才半年就晉升為三品，可謂官運亨通，按規矩，他應當更換紫紅色的“章服”，以標示他新的地位。包公領命，腦子里想的都是陜西夏糧登場如何護農、征稅、轉運的事，忘了去領一套與自己地位相稱的新官服換上，穿著原來那套行頭就上路了。倒是皇上想起來了，馬上派人拿上三品官服在后面追。追的人快馬加鞭，可包公走得更快，一直追到華陰縣才追上，馬都累吐血了。包公換了衣服繼續趕路，此地離西安只有一百多公里了，可見包公走得有多快。也就是通過這一件小事，宋仁宗開始對包公有了新的認識，對他更信任、更加重用了。
三是不徇私情。皇祐五年，也就是公元1053年的時候，包公曾回家鄉廬州府做過一陣子地方官。回到桑梓之地，父母之邦，碰到的最大的難題是盤根錯節的人情網。自古家鄉的官難當，北宋朝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一般不委派官員回原籍做官，這叫“回避”。但包公為什么回去了呢？是他自己主動要求的。他要求，皇上就批準？沒錯，包公家出事了。在他五十五歲那年，獨生子包突發急癥去世了。老年喪子，人生的最大悲劇，一貫服從朝廷調遣、不計個人得失的包公也有些承受不住這個無情打擊，破天荒向皇帝提出調到離廬州近一點的地方任職，以便照顧家庭。仁宗很體諒他的難處，調他回廬州任知州。
包公剛回來，他的一些不明事理的同宗親戚、親朋好友就鬧騰開了，仗著包公的權勢胡作非為，欺壓鄉里百姓。其中就有他的舅舅，被告到衙門。包公認真聽取了受害人的申訴，然后向他舅舅問道：
“他說的，是也不是？”
“是又怎么樣？”
“你不否認？好，來人，打四十大板！”
“包黑子，你敢？我是你舅舅！”
“少廢話，打！”
幾個差役上來把他掀翻在地，照屁股上狠狠開打了，才二十大板下來，就打得包公那個舅舅七竅丟了三對半。
外甥打舅舅的板子，傳將出去，社會上反響不小，褒貶不一。有的說，打得好，不徇私情，難得！也有的說，包黑子太不講人情世故，舅舅都敢打，難道做了官就可以六親不認？
對外面的議論、責難，包公絲毫不予理睬，我行我素。不過，效果很快顯現出來，他的那些親戚故舊，一個個變得安分守己，再也不敢胡鬧了。從此，合肥一帶就流傳著一句話：“外甥有理打得舅。”這件事，在吳奎寫的《包公墓志銘》中有記載。
四是“不與富人交”。包公對與地方豪強富戶交往采取非常謹慎的態度，這是他一生秉持的原則。據史料記載，包公早年在家鄉讀書時發生過一件事。他和一個姓李的同學共同借住在一間僧舍里，在兩人上學的必經之路上，住著一家富戶。有一天，包公和這位姓李的同學經過這家門口時，發現那位“大款”就站在家門口笑吟吟地等著他們。待兩位走近，富人雙手作揖，請他們進屋“坐坐”，“交個朋友嘛”。沒等同學說話，包公即上前施禮，說我們還有急事，不便打擾，婉言謝絕了。過了幾天，大款擺了一桌宴席，再請二位“一定賞臉！”態度非常誠懇。盛情難卻，李同學打算赴宴。包公正色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為他日累乎？”（《朱子語類》）他是誰？大款；我們是誰？窮學生！你動腦想一想，他干嗎請我們？今天跟他勾勾搭搭，日后我們若是考取功名，被派到家鄉來做官，怎么跟他相處？他要是犯了罪，我們怎么好秉公執法？那位同學恍然大悟，結果兩人都沒有去吃飯。十多年后，包公和李同學果然先后被委任為廬州知府，正好應了包公先前的話。
不愿與富人交往的原因，包公說得很清楚，為富不仁，官府、豪門相互勾結，干下多少罪惡的勾當，百姓深受其害。出身于平民家庭的包公，表現出一種很樸素的思想感情，深切同情民間疾苦。他一生專跟那些為富不仁的有錢人過不去。這是包公被人們歷代傳頌的一個主要原因。
在端州，包公還是這樣，公事公辦，從不與富人拉關系、套近乎，這就切斷了官府與富商們的畸形聯系，為端硯的治理打下了一個好的基礎。
五是肯為民請命。《七品芝麻官》里有一句話，叫“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可是歷代官僚很少有人能做到這一點。欺壓百姓，取悅皇上，討好上級，這是做官的“訣竅”。包公在家鄉廬州府做官時，他的前任就是這樣，好事沒干多少，卻總是加糧加稅，把地方土特珍品——深山里的鹿脯、巢湖里的銀魚供奉給皇帝和上司，至于老百姓的死活，他是不關心的。包公自小在廬州長大，非常了解這個地方，土地貧瘠，十年九旱，百姓生活十分貧困。為了讓皇帝了解廬州的真實情況，包公玩兒了一個“花招”。他精心選擇了兩種貢品，一種是細得不能再細的黃鱔，另一種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土老鱉，把這兩樣作為貢品獻給了仁宗皇帝。仁宗一看就挺不高興：怎么用這兩樣丑東西糊弄我？包公見皇上臉色不好看，忙稟奏：“廬州的土地是不少，可是長不好莊稼，這樣的黃鱔算是大的了；淝水不肥，老鱉也就能長這么大。百姓交的賦稅太重了，衣不周身，食不果腹，請皇上開恩減點兒稅吧！”
仁宗嘆口氣說：“廬州，真的是地瘦人窮啊。瞧這黃鱔，細得跟朕的御筆差不多了，免廬州一年的賦稅吧！”包公馬上跪下叩頭謝恩。為了緩和氣氛，包公接著說：“皇上，您看這黃鱔、老鱉雖小，但經我們廬州廚師的烹調，可是味道鮮美啊，您不妨嘗嘗。”仁宗夾起一塊品嘗，吃慣了宮廷大菜，乍一吃這地方風味，覺得格外可口，連連點頭：“不錯，好菜！”從此，“御筆黃鱔”就成了徽菜中的一道名菜，今天去安徽合肥一帶，說不定還能品嘗到這道菜呢。
包公給皇上進貢，皇上吃得怎么樣不重要，卻“騙”來了一項德政，宰相劉羅鍋給乾隆皇帝進貢荔浦芋頭跟包公有得一比。
“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千年后，包公的至理名言聽來仍如雷貫耳，仍是當今為政者師表，為民者心愿。包公擔任諫官和監察御史期間，鐵面無私，剛正不阿，經他彈劾，一大批腐敗的、不稱職的官員倒了。
包公為官，貴在一個“清”字：清正、清明、清廉。唯其清正，一身正氣，辦事公平，他才能得到大多數人們的信任和愛戴；唯其清明，敢于堅持原則，與貪官污吏和各種丑惡現象為敵，他才能夠在黨爭激烈、腐敗盛行的官場上沒有被污染，被淹沒；唯其清廉，雖居高位，卻嚴于律己，從不以權謀私，他才為世世代代的人們所牢記、所傳頌。
不清者不能為官，包公為此奮斗了一生，這種精神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任何時候都不會過時。



——
身世之謎


如果從包公出生的那年算起到現在，已經有一千多年了，可是人們從來沒有忘記過包公，仍然世代傳頌包公的故事。
實際上，正史上有關包公的記載很少，幾個版本的包公傳記都不過一千多字，最長的《包公墓志銘》也不過三千多字，可是民間流傳的包公故事可就多了，加起來足有好幾百種。在民間，包公早已經超越歷史，成為神話。
如果只相信那些干巴巴的歷史記載，人們怎么可能如此長久地記著他？可是如果說那些傳說就是事實，那歷史本身不是變成神話了嗎？可見，在包公身上，是圍繞著一層神秘光環的。人們一直在問：那些民間傳說，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真實的包公究竟是什么樣的呢？
如果把包公的這些未解之謎概括一下，主要有以下五個問題：
第一，有關包公的身世，如，包公剛一生下來就被父母拋棄了嗎？后來又是被他的嫂子養大的嗎？
第二，關于包公的形象，他的臉真是黑的嗎？真的有一個月牙兒嵌在他的額頭中央嗎？
第三，包公都斷過哪些案子？真的是斷案如神嗎？那些著名的公案，“貍貓換太子”、“秦香蓮”等等，跟包公有關系嗎？
第四，包公歷來嚴于律己，也嚴于待人，經他指名道姓彈劾過的本朝官員就有六十一名，連宰相也被他拉下馬，甚至還膽大包天地沖撞過“龍顏”。
換別人，早就遭報復了，可是，包公卻能很好地保護自己，而且一直受到重用，這其中的“奧秘”是什么呢？
第五，包公是怎么死的？是被人害死的？后又身葬何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