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簡體書）

意識形態、政治站隊與商人選擇
北伐前后，是虞洽卿一生的黃金時代。其個人聲望在這段時期內達到頂峰，1924年開始擔任上海總商會會長，同年即成為江浙戰爭中調解各方的首腦；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虞更成為當時國內最顯赫的人物之一。在當時的特殊環境中，中外各方（包括共產黨在內）均需倚賴與其合作，以達到各自政治目的。雖然中共對虞洽卿在消弭風潮中所起的作用有敵意，但是此次規模宏大的群眾運動之后，中共顯然已經清楚了解虞在上海所具有的巨大個人影響力。為了擴展其勢力，虞洽卿仍成為中共主要爭取的對象，虞洽卿也曾與中共干部多有接洽，以至于1926年秋，被莫斯科視為建立上海政權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所謂“資產階級左派”的代表人物。虞洽卿在時局混沌之時，其實也在尋找新的政治結合機遇。這就是中共與虞洽卿合作的來源。
然而，1927年3月蔣介石抵達上海后，其與中共及武漢政府間的矛盾已不可調和，為了在軍事上占據優勢，上海成了他最重要的餉源地，而虞洽卿等舊識則成為他聯絡商界的橋梁，同時，蔣也成為虞洽卿擴展勢力的一個重要依仗，就像此前他極力經營與段祺瑞及地方官員關系一樣。正因為此，虞洽卿在政治上最早便站在蔣一邊，被中共視為資產階級右派典型。不過，無論是1926年的“左”，還是1927年的“右”，作為一個精明的商人，虞洽卿始終想在這種瞬息萬變的政治局勢中，找到于己有利的合作者。其實，大商人未必就天然地反對共產黨，意識形態究竟對他們有何種影響，是需要通過具體的個案分析來觀察的。從北伐前后虞洽卿等人的政治動向，我們看到，為謀求個人的權勢擴張，商人會主動地介入動蕩的時局，嘗試與各種勢力合作，這種合作對象包括了時人眼中的“赤化派”。
如果不將從五卅到“四一二”的歷史聯系起來觀察，我們無法對虞洽卿的角色有準確的認識。當然虞未必能代表上海商界多數商人的傾向，然而，作為一個喜歡涉足政治的商人，他在北伐前后的表現確實能反映一些中國商人潛在的“政治投機性”，中共之所以將虞視為最重要的合作者，也是因為其背后的潛在勢力。這種蜜月式的合作，也為后來中共看到虞洽卿全力支持蔣介石時的憤怒埋下伏筆，我們不了解“四一二”前的史事，也就無法完全明白中共后來所講的“資產階級叛變革命”究竟從何而來。
這種說法不僅是針對蔣，也是針對曾經與中共密切合作過的虞洽卿、王曉籟等上海商人。中共甚至蘇共對“中國資產階級”的觀感，以及黨內關于“革命發展道路”的爭論，其實均與北伐前后中共與虞洽卿等人的合作經驗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