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灘 1843（簡體書）

1843年上海的開埠，標志著中國東西方融合的正式開啟，也讓當時的清王朝真正具備了一個面向世界的窗口。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間，這座太平洋西海岸的小縣城逐步發展，幾經枯榮起落，終于成為中國最具世界知名度和影響力的城市。
今年恰逢上海開埠的一百七十周年，諸多以“上海”為主題的圖書紛紛面世，而在其中，君君的這本書無疑是“感乎中，發乎外”。本書雖以“上海”為題，講的卻是“開放”。因為開放，所以能夠做到兼收并蓄，東西方制度和文化由是可以相互融合，從而取長補短，將其中的精華發揚光大。而這也是上海得以興起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書中，論述“開放”，讓我印象為深的有兩點，摘錄于下，雖是管中窺豹，但也足以見出作者的初心。
首先，“開放”意味著國外較為先進的商業制度進入本地，對傳統的規則進行改造，使之更加適應商業化社會的發展。在書中，作者借上海這個舞臺，描繪了諸多這種新對舊、西對東的同化與改造。在房地產領域的“道契”制度，便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根據書中的記述：“道契”的出現，一方面顛覆了中國傳統的“地契”概念，使產權變得明晰，從而便于產權交易；另一方面，它有效地隔絕了公權力對私有財產的覬覦，更好地保護了私有產權。也因如此，道契一出，“得到了租界內華人‘地主’們的贊同，紛紛請求將自己的地契更換成‘道契’，甚至連租界外的地主也要求換發這種產權明晰的新式權證”。也是在道契制度形成以后，房地產業開始成為上海城市化過程中最重要的產業之一。可見，一個行業的大發展，背后必須要有制度的支持和保障。
其次，“開放”意味著允許多元價值觀的存在，允許爭論和異見，思想上的自由爭鳴是社會發展的大前提。上海自開埠后便是東西方文化的交融之所，各種思潮的碰撞、交鋒，使上海的文化異常地活躍和繁榮，從而造就了上海的品格。而作者在書中，哀嘆這種以上海文化為代表的爭論、自省意識的衰落。例如，他談及“公共空間”：
對于“公共空間”的理解，中國老百姓側重于“公共使用”，卻在“公共管理”方面意識薄弱。姚公鶴在《上海閑話》嘆道：“嗚呼，教育不普及，又曷怪公益心之薄弱耶！”自20世紀初以來，針對民眾公德問題的反省，一直沒有停過。但這種內省在中國很多歷史教科書中一概不見了，在民族主義高漲的洶涌浪潮中，愛國主義教育籠罩了一切。
他繼而在更大的層面上加以評論：
由此可見，一個國家的興衰與成敗，不僅取決于它的政府能否制定和實施正確的戰略和政策，同時還取決于是否能承認現實，自我剖析、自我反省的勇氣。如果一個政權不能正確認識歷史，連反省的勇氣都沒有，還能指望它真正與時俱進嗎？ 這其中的弦外之音，關注時政的讀者自然能心領神會。
從根本上講，“開放”意味著先進制度、先進文化對落后制度、落后文化的改造和征服，但問題是，落后的制度和文化往往意味著巨大的權力尋租空間，因此既得利益集團會千方百計地阻撓“開放”。對今日的中國而言，這一點不是值得溫故的歷史，而是需要直面的現實。
一百七十年前，中國的國門被叩開，被迫開闊眼界，被迫進入世界一體化進程，而當一百七十年后，中國已今非昔比，成為世界格局中一支重要的力量，然而我們國家仍然有一種百年前那種“懼怕開放，懼怕融入世界”的心態，這可能是一切表面的危機背后，更令我們為之擔憂的境況。
從這個角度講，本書能夠借上海的百年發展讓我們重新正視“開放”之于中國未來的價值和意義，則善莫大焉。
客觀而言，君君寫作此書，并不具備優勢，他并不是史學專業出身，也沒有城市研究的背景，于他而言，操作這個選題，本就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若一般人或早已知難而退，但他查閱文獻資料無數，著實下了一番苦工。君君對近代政治、歷史頗有志趣，此書也是以“上海”為切口，來展現他對中國近代歷史變化演進的一個觀察和思考。無論如何，這都值得鼓勵和嘉許。其中或有訛誤，或有漏疏，終歸瑕不掩瑜。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