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發現上海（簡體書）

不可否認，盛宣懷做了不少符合民望的實事。
首先是辦學。這也與他在創業的過程中深感人才缺乏有關。1895年，他通過直隸總督王文韶，稟奏光緒皇帝設立新式學堂，經過光緒帝御筆欽準，成立天津北洋西學學堂，后更名為北洋大學。此為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官辦大學，也是天津大學的前身。次年，他又在上海創辦了南洋公學，即交通大學的前身。到了1897年，南洋公學首開師范班，該公學成為中國第一所正規高等師范學堂。如果說，“盛宣懷之一生，總難以洗盡他惟利是圖而長袖善舞之惡名”，創辦南洋公學和北洋大學則給他加分不少。
其次，他創辦了中國通商銀行。這是中國第一家由中國人自己創辦的銀行。其時，外資銀行正隨著洋商的進入而紛紛進入中國，以適應西方不斷擴展的掠奪性貿易的需要。洋商通過它們操縱中國的金融，從而把控著中國的經濟命脈。就在他獲得專折奏事權之后，他給皇帝上的第一道奏折就是《條陳自強大計折》。這個“自強大計折”，除了提出練兵、理財和育人是中國的三條自強之路之外，還給出了一些可以具體實施的方案，比如說創辦銀行。他認為，“非急設中國銀行，無以通華商之氣脈，杜洋商之挾持”。
毋庸諱言，中國通商銀行的開辦，給中國傳統的以錢莊、票號為主打的金融事業帶來了現代化的轉型契機。日后，創辦銀行成了中國金融的一股新風氣。正因為盛宣懷在創辦中國通商銀行中對寧波幫的拉攏和提攜，給了寧波幫一個華麗轉身的機會。此前，寧波幫在錢莊和航運中表現突出，然而正是得益于這次機會，使得他們日后在金融的爭奪戰中，將抱殘守缺的山西票號遠遠地甩在了身后，也成就了自己近代第一商幫的美譽。
最后，在盛宣懷被袁世凱弄得很狼狽之時，還響應清政府商部的“號召”，創立了上海商業會議公所。繼中國通商銀行之后，主持該所的權力再次被他下放給了寧波幫。寧波幫近代鼻祖嚴信厚擔任總董及第一屆總理。1904年，上海商業會議公所改名上海商務總會，是為中國第一商會。
如果說政府成立商部是對商業的政策支持，也是統治者為了挽回敗局以及充實中央財政而對商人階層進行的拉攏，那么，成立商會可以看成民間商人自我的覺醒。這也意味著，以前分散的商人以及行幫性質的各業行會可以團結起來，形成一個統一的近代商人團體，求得一致對外。從此，商業勢力得以聚集，成為了一股不可忽視的公共力量。
在中國現代化的大轉型中，盛宣懷自覺不自覺地作出了一些貢獻，但他做這些的目的，是為了追求更高的權力，通過洋務運動飛黃騰達。只是這多年的洋務生涯，讓他更“專注”于工商業。他的政治影響力也大多限于工商業。當清帝國的開明專制化運動，經過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再發展到清末新政，人們對運動的要求已經由經濟發展上升到體制改革。因為“專注”于工商業，盛宣懷的政治影響力也急速消退。更要命的是，他面對問題以及解決問題時，多是持以商業思維或者是商人思維。
同樣，當時政治局勢的詭秘莫測也超出了他的想象。
他的實業雖然被袁世凱蠶食，但袁世凱也很快就被“清算”，被再次打回老家“潛伏”。就在1911年這個中國近代歷史上至為重要的一個年份，一月，盛宣懷又坐上了郵傳部部長這個早就該屬于他的位子，“這個自視甚高又久被壓抑的人，終于握上了向往已久的印把子，便以雷霆手段開展工作，刀鋒首先指向的便是他所熟悉的鐵路”。此時的鐵路建設，正在商辦的潮流中矛盾重重——當盛宣懷推行“官督商辦”時，民間商人指責政府過多地干預經濟，可是當鐵路交給商辦之后，問題卻比國有化更嚴重。商人是逐利的也是投機的，加上各自為政，導致了鐵路建設問題變得復雜，有的集了資卻毫無進展，甚至到最后資金竟然不翼而飛——川漢鐵路四川公司便因為在上海違規炒股而虧損350萬兩白銀。民意對此很是不滿，這種不滿在不安中發酵成左沖右突的怨氣。顯然，這已經成為了關乎社會安定的政治問題。然而，盛宣懷依舊去用商業思維來思考應對。他力推“鐵路國有”，一方面，讓鐵路回歸到中央的“宏觀調控”，希望使建設變得更有效；另一方面，他還身兼漢陽鐵廠的總經理，他需要一個統一的市場，保證鐵廠生產的鐵軌能順利銷售出去。只要鐵路回歸國有——實際上也就是回歸他有，那么鐵廠的銷路問題就能夠輕松解決。
這一政策給他帶來了災難。曾幾何時，他也反對鐵路國有化，力陳商辦的諸多好處，想必他也懂得逆潮流而動的后果。而如今，他似乎顧不上太多了。
商辦后一直找不到發泄方式的民怨，這次得到了宣泄的機會。商辦公司的大佬們將這些民怨轉嫁到了政策上，更直接轉移到了盛宣懷身上。
一場讓大清帝國走上顛覆之路的“保路運動”就此開始。當湖北的新軍被調入四川進行鎮壓之際，辛亥革命終于在武力相對空虛的武昌打響了第一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