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與紳權（簡體書）

1948年春，停頓了“一向做的實地研究工作”的費孝通，打算“轉變一個研究的方向，費幾年讀讀中國歷史”，進而想到了“皇權與紳權”的題目。他遂與吳晗約集同仁，組織了“中國社會結構”的討論班，同時在學校開設“社會結構”的課程。討論班持續了半年，每兩周“有一位朋友宣讀一篇論文”，然后陸續發表。后應儲安平之邀，編成、出版這本《皇權與紳權》。
《皇權與紳權》由費孝通、吳晗、袁方、全慰天、胡慶鈞和史靖(王康)六位作者寫成，旨在分析傳統中國的社會結構與階層權力運作，“目的偏重在提出問題，不在獲得結論”。“皇權”本身是為中國人所熟悉者，而近乎習焉不察的“紳權”，作為中國農村社會中特殊的權力形態，正是在以儒家文化為主導的官僚政治結構中，與“皇權”互為表里，才使得千百年來政權模式與鄉村社會處于一種相對平衡的狀態，是中國古代社會超穩定結構的保障，不容忽視。本節高度提煉出“皇權”、“紳權”兩種權力形態，圍繞它們展開論述，分析二者之間的合作與沖突、性質與演變。可以說，這批社會歷史學家們將中國古代史納入到了社會學的視野中進行觀察，既使得對古代歷史的解讀頗見方法論上的新意，也讓“學術舶來”的社會學研究與中國歷史實際充分結合。可以說，這一迷人題目所具備的豐富文化感，起到了溝通學術界與大眾知識界的效果。
六位作者的論述各有側重，觀點也并不趨同。如費孝通認為皇權是“無為”的，紳權正是對它的約束與緩沖；吳晗則明確認為皇權是片面的治權，其獨裁性不容他人染指，對其也就沒有約束性，反而士紳才奉“無為”政治為圭臬，進而成為皇權的幫兇。其他四位作者也就一些具體的社會歷史問題，闡明對這一“二元權力控制結構”的觀點。雖然進行的是學術討論——甚至論題在當時顯得非常新銳，但全書文字的清通流暢出人意料，并且沒有太多學術名詞在其中“穿靴戴帽”，每篇文章都極具可讀性。作者們的姿態無一不是謙和平實，自有其時代的學林氣息。《皇權與紳權》的問世，標志著“士紳”作為階層概念開始被中國本土學者所注意。雖然隨著大陸政治環境和學術范式的變化，這一顯得非常“現代”的論題并沒有繼續深入下去(如費孝通就提出“至少可以在傳統中國找到四種重要的成分：皇權、紳權、幫權和民權。這里我們不過討論到前面兩種中的若干方面，整個結構中極小的一部分”。)；但西方漢學界隨后圍繞這一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代表人物如蕭公權、何炳棣、杜贊奇等，從中可見40年代以費孝通、吳晗為首的中國社會歷史學者的實力和影響。
《皇權與紳權》于1948年12月在上海“觀察社”初版，收入儲安平主持編輯的“觀察叢書”。時隔四十年后的1988年，該書在天津人民出版社“重見天日”，人“中國社會史叢書”，但將“與論述‘皇權與紳權’無直接關系的兩篇文章”刪去。本次三聯書店重版該書，恢復《兩種權力夾縫中的保長》、《從保長到鄉約》兩文，不僅因為它們本屬論題范疇，而且也借此恢復其初版面貌。三聯書店編輯部
生活·讀書·新智 201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