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制度與大革命（簡體書）

【序言】

■譯 者 序
托克維爾的歷史深思
——兼談為何重譯《舊制度與大革命》
鐘書峰
2012年2月25日23時03分，經濟學家、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在新浪微博發出如下文字：“去海里見老領導，被推薦讀本書，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他認為中國這樣在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大國，從歷史上看也好，今天的外部環境也好，現代化轉型不會那么順利。中國人自己的代價也沒有付夠。過去這些年走得順了些，下面難免會有反復。”當時人們就猜測，華生所說的“海里”“老領導”，系指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這一猜測后來得到證實：2012年11月30日，已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常委、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的王岐山，在中紀委座談會上對與會專家學者說：“我們現在很多的學者看的是后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
在當今政要推薦閱讀《舊制度與大革命》之前，《舊制度與大革命》及其作者托克維爾，只是極少數象牙塔人士偶爾談論的話題；在他推薦之后，無論是學者還是普通讀者，幾乎都會不約而同地提到《舊制度與大革命》及其作者托克維爾，以至于倘若不提一提托克維爾及其著作，似乎就是一名不合格的學者，似乎就是不關心當下中國命運的讀者。
一、料事如神而又矛盾分裂的托克維爾
托克維爾家族姓氏原為“克雷萊爾”。1661年，這個古老的貴族家庭在塞納河畔的諾曼底取得托克維爾封地后，把姓氏改為“托克維爾”。托克維爾的全名，一般寫成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其實完整的全名是“亞歷克西?夏爾?亨利?莫里斯?克雷萊爾?德?托克維爾”。1794年，托克維爾曾外祖父、貴族馬爾澤爾布由于擔任國王路易十六的辯護律師，遭大革命政府處死；其正在度蜜月的父母受牽連，也遭大革命政府逮捕并被判處死刑，但因發生熱月政變才得以獲釋。
托克維爾是法國歷史學家、社會學家，一生歷經法蘭西第一帝國、波旁復辟王朝、七月王朝、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法蘭西第二帝國五個“朝代”。托克維爾曾擔任凡爾賽初審法院法官，后長期擔任眾議員，還一度短暫出任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外交部長。1851年12月2日，路易?拿破侖?波拿巴發動政變，并下令解散國民議會。托克維爾與其他議會代表在巴黎聚集對抗政變，遭政變當局逮捕，但在被關押兩天后，托克維爾即獲釋。此后，他對政治日益失望，與英裔妻子隱居鄉間城堡，開始撰寫《舊制度與大革命》，于1856年出版全書第一卷，第二卷尚未完稿就因病去世。
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之前，托克維爾就出版了給他帶來盛譽的兩卷本《論美國的民主》。在書中，他似乎有一種料事如神的本領，例如，成功預測美國將發生南北戰爭、美國必將吞并當時尚屬墨西哥的得克薩斯、美俄兩國必將統治全球。在法國現實政治生活中，托克維爾同樣具有預見性，例如，1848年1月27日，他在眾議院發表演講時，就準確預見了法國二月革命即將發生。因此，后世有人把托克維爾尊稱為未來學奠基人。
倘若認真閱讀托克維爾的著作尤其是《舊制度與大革命》，不難看出，有著顯赫家世和復雜經歷的托克維爾，雖然提出了諸多獨特見解，但卻是一個矛盾而分裂的歷史人物，例如：闡述自由時無處不體現盧梭的普世自由和人權理論，卻又似乎想竭力否認自己身上的盧梭印記而獨尊孟德斯鳩；明明熟讀柏克、梯也爾等人撰寫的有關法國大革命的著作并從中受益良多，卻又企圖否認那些著作的影響，而且還時不時以尖酸刻薄的筆觸諷刺挖苦他們及其著作；自身家族是法國大革命的受害者，卻又在多數時候能夠冷靜分析法國大革命；是法國大革命的辯護者，卻又是法國大革命的批判者；從宏微觀揭示法國貴族的墮落狀況，卻又認為唯有法國貴族保留了法蘭西的自由種子；認同法國包括宗教革命在內的社會革命的必然性，以及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存在無法割斷的聯動關系，卻又天真地夢想政治革命可以與社會革命截然分開；試圖客觀公正地評價歷史事件，但是，一旦觸及實際利益，卻又把史學家的客觀公正拋到九霄云外；極其崇尚民族自由，以辛辣之筆鞭撻在法國大革命后外國對法國內政的干涉，卻又在現實中熱烈歡呼英國對中國舟山的侵略行動……
二、視角獨特而警醒世人的《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法文原著，于1856年出版，是一部研究與反思轟轟烈烈的法國大革命的專著，其研究視角比較獨特。作者在前言中就開宗明義：“目前出版的這本書，并非一部法國大革命史。那段歷史，早已有人寫得很精彩，我根本不會考慮重寫。本書僅研究那場大革命。”我們應注意，與主流史學階段劃分做法不同，他把從1789年起至1849年路易?拿破侖?波拿巴政變為止的六十年視為一個整體，統稱為法國大革命歷史時期。
作者運用史學的檔案資料研究分析方法、社會學的階級分析方法、哲學的矛盾普遍性與特殊性和必然性與偶然性相結合的辯證方法等等，主要探討了如下內容：一、貌似繁榮昌盛的法國封建王朝，如何墮落衰敗，如何不得人心。二、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法國大革命，何以背離革命初衷，何以造成社會動蕩。三、旨在摧毀一切舊制度的新政權，為何不久又重現舊政權的不少法律制度、治國精神、習慣做法乃至思維模式。
尋章摘句表示自己曾經閱讀某書并藉以表達讀后感想，似乎是世界通例。作為譯者的讀者，權且也服從這一習慣，說說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的歷史深思。
（一）果真是“最危險的時候，往往就是開始改革的時候”嗎
從網上網下來看，《舊制度與大革命》被人引用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最危險的時候，往往就是開始改革的時候。”有不少人據此引申出一個結論：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對于如此結論，相信九泉之下的托克維爾倘若有知，必會感到無比驚訝。
首先，應當注意，這句語出第三編第四章“舊王朝最繁榮的路易十六統治時期何以加速大革命的到來”的完整原文，是“對于壞政府而言，最危險的時候，往往就是開始改革的時候”。就是說，托克維爾是針對壞政府而不是針對好政府作出的判斷，好政府不存在這個問題。
其次，要聯系上下文理解托克維爾的觀點。18世紀大革命前的法國封建王朝，貌似非常繁榮，其實不然，只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就繁榮的主要指標之一財政狀況而言，從史實上考察，到路易十六統治時期，舊王朝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財政總監走馬燈似地換了一個又一個，都無法解決財政危機，從而被迫召開已經停開了一百多年的三級會議。托克維爾在前言中就指出：在法國舊王朝這種危害最大的專制社會中，“無所謂安居樂業之說，人人都焦慮不安，都渴望擠為人上人，都唯恐淪為人下人；金錢，成為尊卑貴賤的主要標志，具有獨特的流動性，不斷轉手，改變個人的社會地位，提升或者降低家庭的社會地位。”托克維爾在正文中進一步揭示，路易十六在位期間存在非常嚴重的階層分裂、吏治腐敗、司法不獨立等重重弊端；在第二編第十二章，專門闡述貴族、有權人、有錢人紛紛拋棄農村遷往城市，造成農村無人過問，底層民眾過著極度貧困的生活，其境況有時甚至比13世紀還要糟糕。
再次，托克維爾在第二編第六章“舊王朝的行政管理模式”中，就已經明確指出：法國舊王朝政府，“罕見實施最需要實施的改革，或者很快就放棄此種改革。”歷史也告訴我們：在1789年前，對于強烈要求實行改革的人民呼聲，法國封建王朝政府一直采取漠視、反對甚至鎮壓的態度，政府與民眾之間的積怨已經很深。因此，本質上，法國封建王朝是一個拒絕改革的政府，而且其不少所謂改革，是被逼到墻角時才實施的敷衍改革。
上世紀末期，蘇聯共產黨及其治下的蘇聯，就是一個拒絕改革的典型，一個被逼到墻角都在拖延改革的政權。這樣一個脫離人民，任由特權橫行而無法提供公平正義的政權，轟然倒塌，而竟然無一男兒為之挺身而出，是再正常不過之事，因為它根本不值得任何有理智的血性男兒為之呼吁、為之獻身。
無論是高層政要，還是知名學者，抑或普通讀者，在閱讀《舊制度與大革命》時，都難免會聯系當前中國的社會現實。當然，中國的目前狀況，很難與大革命前的法國舊王朝或者冷戰末期的蘇聯簡單類比。但是，遙想離我們年代久遠的法國舊王朝，聯想我們記憶猶新的蘇聯，回想剛剛發生不久的從北非到中東的動蕩與革命，作為本書譯者，我希望人們閱讀《舊制度與大革命》后能夠認識到，中國這三十多年建設成就巨大而問題積累也頗多，中國的出路，就是要搞真改革，就是要主動改革，就是要加快改革，就是要綜合配套改革，否則，就會像鄧小平所言，“只有死路一條”，難免不會發生絕大多數人都不希望看到的動蕩。
（二）警惕“大自由”之后會有“大奴役”
有位記者采訪我時問，《舊制度與大革命》哪句話最令我印象深刻？答曰：“追求過大的自由，就會陷入過大的奴役！”這句話，語出本書第三編第一章“文人何以在18世紀中期成為政治權威及其影響”。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法國大革命，是一場你方唱罷我登臺的派系林立的革命，最終走向革命暴政，走向革命專制，結果導致濫殺無數無辜，非常血腥。用慘遭雅各賓派以莫須有罪名送上斷頭臺的羅蘭夫人的臨終名言來說，就是：“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而行！”
《舊制度與大革命》在這方面給我們的啟示是，自由是有邊界的，改革是有邊界的，革命也是有邊界的，不能不受任何約束，更不能搞一股腦兒的全盤否定，過于激進，過于極端，反而會事與愿違，最終會陷入奴役與被奴役的境地。
（三）“歷史大事，近看不如遠觀”
這句話，語出《舊制度與大革命》第一編第一章“大革命爆發之初人們褒貶不一”。它頗有蘇軾《題西林壁》中“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一句的韻味。看歷史，往往是越延后往回看，看得就越清楚。比如，評價給我們帶來巨大浩劫的那場文化大革命，在1970年代，會比在1980年代公允嗎？會比在21世紀的現在清醒嗎？肯定不會。所以說，盡管在托克維爾之前，有梯也爾、米涅、米什勒、路易?勃朗、拉馬丁等學者撰寫的法國大革命史著作，或許這些著作都有比較全面的論述或者獨到的見解，但是，不妨也讀讀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或許會有新的收獲。
三、為何重譯《舊制度與大革命》
上述兩方面，可以說是促使我重譯《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兩個理由。當然，我之所以重譯本書，還有其他考慮。
2012年5月和7月，我先后翻譯出版了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和盧梭《社會契約論》。這兩本書都是歐洲尤其是法國啟蒙運動的代表作。早在2010年著手翻譯這兩本書時，我就在想，法國人究竟是如何評價在這兩本書指導下發生的大革命以及大革命后的政權的？要是翻譯完這兩本書后，有機會翻譯出版反思與研究大革命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就會是我翻譯過程中的三部曲，就會是比較完美地圍繞法國啟蒙運動及其影響的翻譯歷程。因此，在那時，我就在做有關準備工作，并預計待拙譯《論法的精神》與《社會契約論》出版后，一定會有書商或者出版社找上門來，邀請我翻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到2012年8月左右，真的有人找我翻譯出版本書，而到后來，將拙譯與商務印書館譯本的部分對照版發到網上后，主動找我或者爭取我到其出版社出版拙譯《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出版社將近十家。
1992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由馮棠譯，桂裕芳與張芝聯校的首個中譯本《舊制度與大革命》，此時距其第一個法語原版問世整整過去了135年。2012年，該社雖然再版，但并無任何改動。
首先要感謝商務印書館譯本的譯者，那位已經仙逝的老前輩從茫茫無路的原始森林，披荊斬棘，闖出了一條路供我行走，而我只不過把這條路拓寬一些而已，只不過把其中的彎彎曲曲拉直一些而已。當然，商務版也給我留下了諸多改進空間：
第一，它的有些術語譯文值得商榷。
例如，它把法文書名“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譯為《舊制度與大革命》，就值得商榷。問題出在“Régime”的理解翻譯上，該詞有“制度”之意，也有“政權”之意。在這里，取“政權”之意似乎更為合理，尤其在正文中，基本上都應取“政權”之意。考慮到大革命前的政權是封建王朝政權，因此，更確切的書名或許應是《舊王朝與大革命》。不過，考慮到高層政要這么一推薦，以及前譯的影響已造成的既定事實，其書名似乎已在大眾心目中固定，拙譯書名就不作更改，仍然是《舊制度與大革命》，但是，正文中會采用更為合理的中譯文，如譯為“王朝”、“政權”等等。
又如，商務版第二編第一章最后一段譯文：“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種政治制度，但它仍舊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龐大的一種。范圍縮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們說得有道理：摧毀一部分中世紀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厭惡百倍。”權且不說譯文是否簡潔通順，其中的“民事制度”就疑為“社會制度”之誤，而且商務版中的“民事制度”都疑為“社會制度”之誤。
再如，商務版翻譯的原著注釋六中的“民政部門”系“政府部門”之誤、“風車”系“磨坊”之誤。
第二，它的有些人名或者專有名詞譯文前后不統一。
例如，法國舊王朝行省“Guienne”，商務版有的地方譯為“吉耶納”，有的地方譯為“吉耶內”，有的地方譯為“基耶內”，讓人誤以為是不同地名。又如，法國舊王朝的財政總監“Necker”，商務版有的地方譯為“內克爾”，有的地方譯為“內克”，同一個人不同譯文，恐怕不妥。再如，法文“corvées”，商務版一會兒譯為“勞役”，一會兒譯為“徭役”，很不統一。
第三，它的有些譯文令人費解。
例如，商務版第二編第一章第一段“……在各省由一個官員來領導一切大小事務；沒有一個附屬行政機構，或者說，只有事先獲準方可活動的部門；一些特別法庭審理與政府有關案件并庇護所有政府官員……”其中的“沒有一個附屬行政機構，或者說，只有事先獲準方可活動的部門”令人費解。其實，若換成如下拙譯，就不難明白其意思：“……在各行省，都有一個代理人，統管一切大小事務；未經允許，其他任何下屬，都無權擅自行動；有專門的法院審理與政府有關的案件并袒護政府官員……”
第四，它的有些譯文疑欠凝練。
例如，前述的拙譯譯文“歷史大事，近看不如遠觀”，對應的商務版譯文是“近距離不如遠距離更能準確地判斷歷史事件”。又如，本書前言第一段，商務版譯文是：“我現在發表的這部書絕非一部法國大革命史；這樣的歷史已有人繪聲繪色地寫過，我不想再寫。本書是一部關于這場大革命的研究。”拙譯是：“目前出版的這本書，并非一部法國大革命史。那段歷史，早已有人寫得很精彩，我根本不會考慮重寫。本書僅研究那場大革命。”一般而言，在漢語中，“發表”與“文章”等搭配，“出版”與“書”等搭配。再如，商務印書館的章節譯文，也可以考慮進一步提煉，以更符合漢語行文習慣。
當然，譯自法國巴黎伽利瑪出版社1952年法文版的拙譯，肯定也存在諸多錯譯、漏譯、硬譯等問題，懇請諸位大家不吝指正，并先致以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