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脈動：近現代史名家講演錄（簡體書）

有那么幾年，人們嚷嚷“史學危機”。那一段時期，歷史學家的著作滯銷，讀者不讀，出版社不愿出。一本書，印個一兩千本，還要補貼。沒有補貼，書稿就只能永遠躺在作者的抽屜里睡覺。這幾年，情況變了。歷史學家的著作大量出版。大陸歷史學家的著作自不必說，海外的、特別是臺灣歷史學家的著作受到許多出版家的青睞。不少在臺灣受到冷落的著作紛紛在大陸獲得出版或再版機會。這是令人高興的現象之一。
令人高興的現象之二是遍及全國各地的歷史講座熱。大學、圖書館、文化館、學會、網站、電視臺，紛紛舉辦歷史講座。每次講座，聽眾踴躍，各階層、各年齡段的人都有，堪稱少長成集，不僅座無虛席，而且有時連走廊、過道、舞臺，凡有空隙的地方都擠滿了人。有些講座，不少人擠在門外，一票難求，只能怏怏離去。
這些現象昭示我們，史學危機已成過去，史學熱正在形成。我不敢說“史學春天”已到，“史學春天”的來臨依賴于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檔案的充分開放，敏感問題的解禁，出版政策的寬松和出版業的繁榮，這些條件，目前都還不具備，或并不完全具備，只能“中心向之”。
何以會出現“史學熱”？源于人們對歷史真相的追求。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過：“文章乃經國之大業。”寫歷史，記錄既往，總結經驗與教訓，“表征盛衰，殷鑒興廢”，揚清激濁，褒善刺惡，大概也可以屬于“經國”大業之一，因之，讀歷史，了解歷史，不僅可以長知識、長智慧，了解前天、昨天，而且可以幫助人們更深入地理解今天。中國人愛將歷史比作鏡子，常用這面鏡子照一照，可以知道歷史的興替、得失，明辨真偽、是非，善惡、美丑，于已、于人，于社會，于國家，都好處多多。近年來，人們感到既往的歷史著作虛假成分、片面成分都太多，因利益和政治需要而隱諱、扭曲的成分也太多，渴望撥開各種云霧和遮蔽，了解歷史的真相和全貌，這就是歷史講座之所以受到廣泛歡迎的原因。
然而，歷史講座又頗不易舉辦。首先是選人。主講者必須是某一方面有精深研究的專家，然后是選題，講題必須聽眾有興趣，又對學術、對社會有所裨益。此后，主講者進入撰寫講稿階段。演講和寫文章、寫學術著作不同，必須充分顧及聽眾，做到大眾化、口語化，甚至趣味化，這才能抓住聽眾，吸引聽眾，使聽眾能坐得住、聽得進，甚至聽得津津有味。演講完畢之后，還必須留出時間。接受聽眾的各種各樣的提問、質疑。因此，開講座，做報告，不僅有益聽眾，使之避免讀罷數萬言、數十萬言，甚至上百萬言而仍難得其要領之苦，而且，也大有益于演講者。它促使演講者明晰論點、注意表達、講究語言。過去，人們常常苦于學術局限于少數學人的小圈子，影響細微，而講座則找到了一條使學術走向社會、走向公眾的路子。它把專家直接推到讀者面前，使高雅艱深的學術轉化為人人可懂、可讀的講詞，使提高與普及結合，既是陽春白雪，又是下里巴人，對于繁榮學術、普及學術，提高社會公眾的文化素質、知識修養，功莫大焉。
季我努學社是由一批青年學人組織的學術團體，其成員活躍于電視、電影、報社、出版社等多種媒體，充滿朝氣和干勁。近年來，和朝陽區圖書館合作，舉辦歷史講座，卓有成績。我也曾受邀做過演講，并和學社的負責人康狄、多國麗有較多的交往，深感這兩位年輕人志向高遠，熱情能干，熱心于學術和公益。現在，學社將最初的一批演講匯編成書。檢讀數篇，覺得研究深入，見解高超，使我自己知道了許多過去不知道的事情，得益良多。例如書中，雷頤先生的演講，敘述西學東漸初期中國保守分子的深閉固拒，使人聯系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邁開腳步的艱難過程，不禁引人深思，感慨萬千。李玉貞女士的演講闡發邵力子于1926年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全會的經過，其中所談邵和農民國際的關系以及他對俄國人推銷的“左傾”土改路線的不滿，過去學界就所知甚少。書中，李女士還展示了斯大林送給蔣介石的一張照片及其題詞。此事，邵力子回憶過，但這張照片，我卻是第一次見到。沈志華先生的演講，揭示中蘇兩國簽訂同盟條約的經過，以及朝鮮戰期間爭中國、蘇聯、朝鮮三國最高領導人之問的互動，大多聞所未聞，屬于最深層、最隱蔽的政治機密，而又出言有據，真確可信。其他演講也都各有其內容和特色，都能增人新知，匡所不逮。翻閱之后，深悔當初沒有深入現場，親耳聽取報告，并與主講者交流、討論。好在出書之后，相信有更多的讀者可以讀到，分享其寶貴內容。
愿季我努學社日益發展。
愿季我努沙龍日益豐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