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有智慧（簡體書）

誰是中國歷史劇的最大導演
這里說的不是影視導演，而是歷史活劇的導演。
要尋找這樣的導演，首先要尋找具體而又典型的歷史大戲。
趙匡胤的“黃袍加身”就符合這樣的條件，因為用現代戲劇觀點看，趙匡胤兵變、登基的過程具備了十分典型的“戲劇結構”。
趙匡胤是如何登基的，歷來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是“黃袍加身”，一是陳橋兵變。
大史學家司馬光他在的《涑水紀聞》中就說：“或以黃袍加太祖之身。”意思是說有人強行將黃袍披在趙匡胤的身上，這就是所謂的“黃袍加身”。宋代的官僚文人這樣說，后來的正史也多持這樣的觀點。但民間似乎就不同了，疑為宋人所作的《大宋宣和遺事》和明代的《喻世明言》就直稱“陳橋兵變”。不要小看這稱呼的不同，其中的區別可就大了。如果是黃袍加身，趙匡胤就是無辜的、無奈的、被迫的，在道義上就可以不受譴責；如果是陳橋兵變，趙匡胤可就變成篡權者了。
到底真相是什么，還是讓歷史事實來說話。
顯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后周的都城東京（開封）。
京城里一派節日氣象，尤其是大臣們，在忙著朝賀新年。就在這時，朝廷接到了北邊鎮州、定州的緊急軍報，說割據山西的北漢會合契丹人向后周發動進攻。
其實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為什么？怎么也得讓皇帝過好這個新年，誰有那么大的膽子敢在大年初一上奏這樣的軍情？即使十萬火急也不行。可偏偏就在這時，邊報來了。如果皇帝能夠指揮若定，這時來了邊報也不可怕，“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就是了，可偏偏后周當時的情況是“主少國疑”。所謂主少國疑，就是君主年少，國人疑懼，也就是說國家缺少主心骨，全國上下疑懼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所謂“無巧不成書”，無巧似乎也不成歷史。但歷史真的那么巧嗎？是否背后有人處心積慮地操作呢？不得而知，因為歷史上本來就有很多謎！
接下來的情景是什么樣子呢？可以想見，是朝堂上一片混亂，本來大家都是滿面紅光地祝賀新年，現在卻一個個變成六神無主了。
我們還可以想到什么呢？發兵啊！對了，這正是有人想要的結果。兩個宰相，范質、王溥，不加任何核實，不采取任何防備措施，當時就以周恭帝的名義下詔讓趙匡胤帶兵北征。這樣做，在歷史上有個專有名詞叫“倉促遣將”，而倉促遣將，十有八九是要出大問題的。
這是不是因為后周朝廷聽從了趙匡胤的調遣，我們不得而知，但接下來趙匡胤做了什么，我們卻是知道的。
首先，他讓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于正月初二率軍先行。慕容延釗不僅在資歷、聲望諸方面都超過他，更重要的是，慕容延釗并非鐵桿的擁趙派，不是他的核心成員，如果讓慕容延釗與自己同行，無疑是多了一層顧慮；而讓慕容延釗先行，趙匡胤緊隨其后，不僅免除了心腹之患，且一旦兵變成功，就可以切斷慕容延釗的后路，使他進退維谷，自然就容易導向趙匡胤這一邊。這叫清除外圍。
第二，趙匡胤并不是把所有的親信將領全都帶走，而是把石守信、張令鐸等留在開封，目的是既做內應，又牽制負責守衛京城的韓通。這叫設置內應。
第三，趙匡胤特地來向韓通辭行，不僅表示了對對方的尊重，還仿佛說：“我走了，這里的事情就靠你了。”使韓通放松了對他的戒備。這叫麻痹對手。
第四，九年前，郭威擁兵入城自立，在開封縱兵剽掠，人們對此不僅記憶猶新，更是心有余悸。如何使人心安定下來，并能接受自己回城，實在是令趙匡胤大傷腦筋的一件事。對此，趙匡胤處理得可謂十分巧妙。他先是在慕容延釗出兵當日就散布流言，說是“將以出軍之日，策點檢為天子”。這令人們十分驚慌，唯恐當年的一幕再度重演。正當人們驚慌失措的時候，趙匡胤于正月初三率軍出行，奇怪的是，他的軍隊紀律出奇的好，這無疑向開封市民宣布，如果我這個點檢真的回來做了天子，絕不會搶掠你們，你們不用害怕。這樣，將來自己真的突然君臨開封，市民就會順理成章地接受他，說不定，市民還會對他感激涕零呢！對于市民的心理，趙匡胤可謂琢磨透了。這叫輿論準備。
如果不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軍事家，如果不是處心積慮，如何能做如此周密的安排呢？
至此，趙匡胤該出發了。
正月初三的當晚，趙匡胤到達離開封東北四十里的陳橋驛。
所謂“百丈風波，起于青萍之末”。從何處突破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神道設教”。
所謂神道設教，就是假借上天、神或是其他超人間的方式來言語或是解釋某些事情，從而達到自己的目的。在歷史上，這種方法是極其盛行的。如陳勝、吳廣起義的時候，就在夜晚設了篝火，學狐貍的聲音叫喊說：“大楚興，陳勝王”；元朝末年，韓山童派人到處傳唱一句童謠：“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他見歌謠流傳很廣，就秘密派白蓮教教徒用石頭鑿了一個獨眼人，背后刻上“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兩行字，然后趁著夜色偷偷將獨眼石人埋到將要開挖的黃河河道中。這些都直接成為農民大起義的由頭，其作用是巨大的。
趙匡胤似乎也早就準備好了一個合適的人選，這個人就是禁軍軍校苗訓。苗訓是殿前散員第一直散指揮使，《宋史》稱他為“知星者”，“善天文占候之術”。這樣的人在當時本來就極容易發揮影響力，更何況有一定的軍權！這時，苗訓站了出來，《宋史》記載，他“引門吏楚昭輔，視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蕩者久之”。這是什么？是表演！當時的情景也許是苗訓大呼小叫地跑去找到趙匡胤的心腹幕僚楚昭輔，說我發現了一個奇跡，這樣就引得許多好奇的人來觀看。苗訓指著天上說：“天上居然有兩個太陽，黑光摩蕩已經很久了。”楚昭輔也看了一會兒天上，煞有介事地說：“嗯，是的。一日克一日，自古如此，這是天命。”楚昭輔是個“文化人”，對于軍人，“文化人”總是很神秘的。那時的軍人顯然缺少“科學精神”，“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是他們的基本信條，何況改朝換代往往會給軍人帶來搶掠的機會，也會給他們枯燥的生活帶來些許刺激。
應該說，序幕進行得十分順利。如果不是這樣，這點兒事情，正史、野史、筆記、雜談就不會對此加以記載甚至津津樂道了。
由天命到人事，是發展的必然邏輯。大家將另一個“日”與趙匡胤聯系起來，是水到渠成的事。但如何將這件事說出來，仍然需要一個理由。這個理由，對于軍人來講也不難找到。《長編》（卷一）和司馬光的《涑水紀聞》都記載說，當時就有一大群將領聚集在一起，嘰嘰喳喳地議論，后來終于達成了一致的意見，這個意見就是：“主上幼弱，未能親政，令我輩出死力，為國家破賊，誰能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后北征未晚也！”多好的理由啊，可謂有情有理。情是人之常情——皇帝年幼無知，大權被“奸臣”把持著，我們出了死力，國君也不知道，豈不是白出力嗎？這樣的傻事誰干！理是正理——我們絕不是不顧國家，而是“先安內后攘外”，而且只有先安內，其后才能更好地攘外，否則國家是保不住的。
至此，兵變已正式開始。不過，這僅僅是開端。
接下來應該往哪個方向發展呢？按照中國的傳統，這時應該有一個特殊的人物出現，這個人物就是謀士——也就是軍師，如果僅靠一群武夫，是成不了大事的，甚至會把事情搞壞，只有文武相濟，才能大功告成。果然，此時那個后來以“半部《論語》治天下”而聞名的人出來了，這個人就是趙普。趙普的及時出現，將兵變納入了正軌。
有的記載說，趙匡胤的心腹李處耘把將領們洶洶不安的情形告訴了趙匡胤的弟弟趙匡義，然后二人又找到了趙普，正在商量的時候，眾將一擁而入。
據史書對此事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出，趙普對此事的處理可謂是一個經典案例。
趙普首先對眾將說：“策立新君，是天下最大的事。這樣的大事，是要詳細周密的安排的，你們這樣隨便，這樣狂亂，怎么可以！”言外之意，如果策立不成，大家都要有族誅的危險。眾將聽了，面面相覷，沒想到兵變還有這么大的學問。這樣，將士的氣焰就被壓制住了，只有壓制住了將士的驕橫之心，才能控制他們——這是彈壓。
但如果壓制得過分，使他們不敢兵變，那也不行，因此就需要激將。于是趙普說：“如今外敵入侵，我們應該先打敗了入侵的外敵，回來再討論這件事！”眾將最不愛聽的就是這話。因為戰場乃是生死之地，誰也不能保證自己活著回來，而不立新主，戰勝的可能性很小，再說，如果真凱旋，到那時誰還愿意兵變？所以眾人堅決反對，并且說：“現在政出多門，我們無所適從，不如趕緊回到京城，讓太尉（趙匡胤）做新君，然后大軍慢慢地北上，破敵不難。如果太尉執意不肯做皇帝，恐怕軍隊就不肯北上！”——這是激將。
此時，趙普已經控制了眾將的心理，但還要用恫嚇的方式給他們講清利害，否則這些武人未必就聽你的指揮。趙普說：“興王易姓，雖然說是天命，也是由于人心。二日相爭，趙氏上應天命，但至于是否能得人心，就要看眾將了。”眾將感到奇怪，都愿意聽從趙普的吩咐，趙普就接著說：“如今外敵入侵，節度使又各鎮一方，京城若是亂了，恐怕不只是外敵乘亂而入，各地的節度使也會轉而反對我們，到那時，不要說富貴，恐怕我們這些人都死無葬身之地了！”眾將沒有意識到問題居然如此嚴重，至此，都惟趙普之命是從了——這是恐嚇。
趙普見眾人已入自己彀中，于是順理成章地提出了條件：“入京城后，一定要嚴厲約束全軍士兵，絕不能濫殺無辜，絕不能搶掠。如果能夠這樣，雖然你們暫時不很痛快，但可以長保富貴。”至此，眾將怎么還能不答應，怎么還能不聽指揮——這是掌握。
趙普采取了彈壓、激將、恫嚇、掌握的邏輯順序，將事態控制在自己的股掌之中。
故事發展到這里，高潮即將出現，這就是所謂“黃袍加身”的一幕。
生活在北宋中葉司馬光是位偉大的史學家，他在自己的筆記《涑水紀聞》的開端就記述了這一幕：
甲辰日的黎明，將士都披甲執兵仗，集合于陳橋驛的門外，歡呼聒噪之聲一直傳入驛中。這時太祖趙匡胤尚未起床，太宗趙光義是當時的值日官，趕緊入內告知了趙匡胤，趙匡胤十分驚訝，急忙出來探看情況。諸將刀已出鞘，圍在庭中說：“諸軍無主，愿奉太尉為天子。”太祖還沒有來得及回答，有人就拿出事先準備好的一件黃袍，強行披在趙匡胤的身上，眾人都跪拜在院子里，大呼稱萬歲，聲聞數里。趙匡胤執意抗拒，但眾人不聽，強行將他架到馬上，簇擁著逼他南行回京。趙匡胤自知不能扭轉眾將的心意了，就勒住馬對將士說：“你們自貪富貴，強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給你們做天子。”眾人都下馬聽命，趙匡胤說：“近世帝王初舉兵入京城，都縱兵搶掠，叫作‘夯市’。如今，你們不能夯市，也不能侵犯國家的府庫，事定之日當重重的賞賜你們；不然，就誅殺你們。這樣可以嗎？”眾人都說：“好。”于是趙匡胤整飭隊伍，自仁和門入城，無所驚擾，官民平安。不到一天，帝業就成了。
趙匡胤多么無辜！多么無奈！多么仁慈啊！后來的史書，大致是按司馬光的意思記載的。
結局可想而知。
趙匡胤嚴密封鎖消息，僅僅派出了楚昭輔和郭延赟分別向自己的母親和石守信報告，而選擇的進城時間，則是眾臣早朝的時候。這時，石守信早已輕易地打開了城門，迎接趙匡胤大軍進城。然后，早朝的大臣才得知消息。當時，如果未有詔令而擅自率兵進城，十有八九就是兵變，更何況正當主少國疑的敏感時期。宰相范質聽到消息后，無奈地抓住王溥的手，十分悔恨地連聲說道：“倉猝遣將，吾輩之罪也！倉猝遣將，吾輩之罪也！”然后就束手無策。《三國演義》中，諸葛亮所謂的“下筆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說的大概就是這種人。
據說，唯一一個起來組織抵抗的將領就是負責京城守衛的韓通。韓通雖然忠誠，但有勇無謀，事先未作防備，急難之時，組織軍士進攻石守信的殿前司公署，結果被早有準備的石守信打敗。其實，就是戰勝了石守信又能怎樣，反正趙匡胤的大軍已經進城。韓通見事不濟，急忙跑回自己的家中，結果被趙匡胤的部將王彥升趕上，連他的滿門妻小一并殺死。
雖然武力反抗被鎮壓下去了，但文臣是否能歸心，卻是個大問題，而且還是一個長遠的問題。趙匡胤在這個問題上可謂具有寬廣的胸懷和雄才大略，在以后的歲月中，這些都慢慢地顯示出來。
當下的問題是取得大臣們的承認。趙匡胤采取的策略仍然是使用“苦情計”。他首先向范質、王溥等大臣哭訴，當然還是在陳橋兵變時的老一套，說什么深受世宗深恩，哪能辜負世宗啊，自己真是不愿意當皇帝，是屬下將士所逼，他不知如何是好，并請宰相們給自己拿主意等等。
可別小看了這苦情計。趙匡胤這樣做，不僅可以洗脫自己，更重要的是給了后周的大臣們一個大大的臺階。對于那些文人，如果使用強硬的手段，即便他們本來想歸附，也會礙于面子，變得嘴硬，有的甚至會反抗到底。而趙匡胤這樣說，使得整個事情的性質發生了變化：由兵變篡位而為順天應人，由一己之私而為社稷之公。這就基本掃除了眾臣歸附的心理障礙。還有，趙匡胤這樣做，大有禮賢下士的味道，而中國人是特別講究“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的。所以，大臣的歸附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
首先站出來的，是趙匡胤部下親將羅延瑰。他橫劍而出，大聲高呼：“天命所歸，我輩欲得明主。”然后高呼萬歲。既然有人開了頭，接下來的就很自然了。首先是懦弱的宰相王溥跪拜，另一宰相范質也許有些遲疑，但還是隨著王溥跪下了。兩位宰相一跪，滿朝文武自然也就跪下了。山呼萬歲的聲音響徹開封城！
江山就這樣易姓了。
但還有些尾聲需要交代。
趙匡胤掃除了一切障礙，已經是名副其實的天子了。但是，這還不完美，他還不是形式上的皇帝，還缺乏形式上的合法性，這怎么辦？這需要用禪讓儀式來解決。
歷來的“禪讓”都必須經過“三遜”、“三辭”這一過程。所謂三遜，就是讓位的帝王要多次謙遜地辭去皇位，理由當然是寡人德才不足以御天下，而應讓位于賢人之類；三辭就是多次辭謝，說自己德薄功微，做臣子猶然汗顏，哪里敢接受王位。經過充分的表演之后，篡位者最后坦然地登上皇帝寶座。但在輿論上，逼宮、篡位就變成了效法古圣先賢的禪讓，成了可以大家贊譽的美談！
趙匡胤登基的“禪讓”儀式是在崇元殿舉行的，時近黃昏，暮色慘淡，百官群集，同時也百感交集。翰林學士陶谷奉上早已準備好的制書，小皇帝“三遜”，趙匡胤“三辭”——想象一下當時的情景，大概像今天京劇里的一些程式化的動作——趙匡胤終于接受了禪讓詔書。然后，到廂房中換上皇帝的服飾，在宰相的攙扶下，登上皇位，接受百官的朝賀。
趙匡胤終于從孤兒寡母的手里“接過”了皇權。因他曾出任過歸德軍節度使，治所在宋州，故改國號為“宋”。
這一年，趙匡胤三十四歲。
你看，整個過程，序幕、開端、發展、高潮、結局、尾聲，戲劇結構十分完整。這出江山易姓的歷史活劇到底是自然發生的呢，還是有人精心策劃、導演的呢？這出戲劇的名字是應該叫陳橋兵變呢，還是叫黃袍加身？歷史自有公論。
然而，無論這出活劇叫什么，趙匡胤幾乎兵不血刃地完成了政權的更替，并開創了一個延續三百多年的趙宋王朝，歷史功績是不容抹殺的。但是，他辜負了柴榮對他的恩義，欺負了人家孤兒寡母，似乎又于德行有虧。其間的糾結，不知如何才能理得清楚。
所謂舞臺小世界，世界大舞臺，歷史又何嘗不是一出大戲！
趙匡胤是不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導演還不敢說，但他肯定是一個最善于把握戲劇節奏的導演！而節奏，在歷史和人生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參見《宋史》、《續資治通鑒長編》、《百將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