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二千年史（簡體書）

鄧之誠為教學需要，始著《中國通史》，1934年商務印書館把其列入《大學叢書》，并更名為《中華二千年史》，二十年后，著者續纂明清部分，全書告成，洋洋二百七十萬字，在同類史著中特色獨具。
從秦之統一，講至辛亥革命清亡，內中歷敘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遼金夏元等，終定5卷9冊，真可謂煌煌巨制。該書融紀事本末體、編年體、紀傳體、章節體等幾種體裁于一爐，而尤以紀事本末體為全書主干，編制各朝史實、制度、學術、文學、風俗、宗教等，并輔以圖表，以簡馭繁，條目清晰，內容豐富。
顧炎武治史“搜落史料，印證實物”，鄧之誠貫用其法，書中大量采錄原文，一字不易，涉及正史、編年、別史、典故、傳記雜事、碑版石刻、州郡地志、文集選本、稗官小說等，可謂取材廣闊，考訂精嚴。
20世紀中葉，顧頡剛點評當時史學，以為此前近百年通史撰述“很少能達到理想地步”，其中較近理想的就有鄧之誠的《中華二千年史》。作為一部頗具特色的歷史著作，《中華二千年史》自問世以來就在史學界產生了很大影響，不僅長時間用作高校中國史教材，一直到今天，該書仍是青年學生學習歷史的必讀之書。而原書揭示中華民族治亂興衰的原因，高揚群策群力締造民族業績的團結精神，更可供今人借鑒，以期經世致用。

鄧之誠(1887—1960)，字文如，號明齋，又號五石齋，江蘇江寧（今南京市）人。受家學影響，嗜六朝書史。先畢業于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法文科，后入昆明云南兩級師范學堂專攻文史。畢業后，擔任《滇報》編輯。1917年應北京大學之聘，在國史編纂處任民國史纂輯。1921年起先后任北京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北平女子文理學院、輔仁大學、燕京大學史學教授，以潛心教學著書為終生職志。1952年后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專任明清史研究生導師，并擔任中國科學院哲學部歷史考古專門委員。曾培養了一大批文史考古學者，門人弟子號稱三千，后人稱他“為人為學，頗有古名士風”。
一生治學嚴謹，博聞強識，著述甚豐，除本書外，有《骨董瑣記全編》《桑園讀書記》《東京夢華錄注》《清詩紀事初編》等著作。一生酷喜鈔書、印書，在執教之余，還先后審核、鑒定付之校印的有茅瑞徵《萬歷三大征考》傳鈔本、董其昌《神廟留中奏疏匯要》明鈔本四十一卷、張萱《西園聞見錄》傳鈔本一○七卷等。

《中華兩千年史》始于秦之統一，終于辛亥革命清亡，縱橫二千余年，可謂是《通鑒》以后第一部通史。全書旨意，重在通觀歷代興亡史實始末，識其成敗得失，臧否人物，檢討謀略，以供后人借鑒，頗有《通鑒》遺風。而書中顯露出來的史家意識，春秋筆法，又深得《通鑒》精神。徐蘋芳說：文如先生治學，可以“博大精深”四字概之。治史求真、求通，他編纂《中華二千年史》正體現了這種精神，從秦漢至明清兩千余年，貫通古今，從宏觀上控制了歷史發展之大勢；選材皆以正史為準，求真、求信……

敘 錄
之誠不學，少好讀史，鉆研既久，粗識端緒。謬主大學通史講席，越既有年，于通史編纂之法，懵無所知。茲事體大，世無司馬光之才。二千年之事，正史、雜史，次及史事記載考證之書，浩如煙海，當如何糾集，而后不致貽誤來學。即以體例言，將欲從舊，則紀傳、編年、本末之體未必適于今時；將欲從新，則慮遺棄事實，統系不明，非教人通知古今之意。且史材如何采摭，文字如何紀述，皆有待于商榷，未易以一人一手之力成之。近來著述之才斐然，通史之作，非無鴻篇巨制，而不刊之典，似猶有待。蓋率爾成書，不脫日本人窠臼，揆之于義，未免不衷。若體大思精，包羅貫串，則不免涉筆知難，廢然而止。在昔尚有綱鑒等書，流行坊肆，雖復疏舛，然使人童而習之，猶足以稍明本末。今則鄙此等書不讀，而又無以代之。昔人深痛于靖康之禍，每歸咎于崇寧禁止讀史；準斯以談，則金人入汴，卵翼齊楚，后世未嘗無此事，然而無人能避免其覆轍者何也？歷史循環之見，固為拘迂，而后先如出一轍之事，亦往往而有。故學者不泥古可也，不高唱復古可也，而不知往事覆轍則不可，廢棄史事不觀則尤不可。歷史進化為一事，因果定律別為一事，而歷史所以昭示吾人者，永永不可忘，則又為一事。姑以外患論之：二千年來，外患未嘗一日或息，軒黃胄裔，危而復安，弱而能存，滅而再興者，何莫非由群力群策得來，其艱難經歷，非史事何由征之。故欲知先民締造之跡，莫如讀史。誠欲讀史，莫如注重事實，先編通史。通史編纂，莫如由國家特開史局，妙選通才，商訂體裁、類例、史材、文字，然后分撰長編，務期以數年之力，刪削而成，使讀者無浩博難窮之嘆，亦無淺薄謬誤之譏，豈非嘉惠來學之盛事！雖然，此愿何時可償，何人能償，以意度之，正恐非易事也。斯編之作，若遽目為通史，是亦僭妄之甚矣，然區區之經營，蓋已歷十六七年。當民國六年，國史館初改為國史編纂處，隸于教育部，以北京大學校長蔡孑民元培先生，兼為處長，禮聘屠敬山寄、劉申叔師培、葉浩吾瀚、童亦韓學琦、蒯耕崖壽田、孫季芃詒棫諸先生，任通史纂輯。之誠年少無學，亦羼其列，與張蔚西相文先生，任民國史纂輯。蔡先生手訂條例，纂通史者綴輯正史名詞，先編詞典，次第始及通史。是后三年間，童、蒯、孫三先生，即從事綴輯《史記》及兩《漢書》，而屠先生則自著其《蒙兀史》，劉先生著《南北史補志》，葉先生著《美術史》，皆未成書。之誠默念編纂通史，曷若先定體例，再為長編，否則不如依本末之體，區分事實、制度、學術、文學、風俗等等，亦可為通史底簿。終以非其所職，未敢遽以語人。后于編纂民國史之余，私撰《南北朝風俗志》，多讀乙部書，因以暇日裒錄，匯為一編。是即斯編，經創之始，自后時作時輟。至民國十六年，專任北京大學史學課程，乃并力為之，以為教本。得友人孫君爽秋之助，又歷六七寒暑，始克粗就。計前后修改已不下六七次。今年復畀燕京大學重印，方在病中，未遑細為整比，只略刊訛史書魚豕最多，遼、金、元人名，一書之中，前后互異，皆一仍其舊，不敢妄改，小有增省。初意以七八十萬言了之，不欲過多，多則恐人不易讀，及其成也，篇幅乃幾倍之。然已屢經刪削，棄余之稿，尚盈箱篋。嘗以史事最難于詳略取舍，不難于詳而難于略，不難于略而難于略得其當。斯編排比失次，取舍異宜，固自知之。諸生日以重印為請，遂亦不容終閟，然其據依，亦有可得而言者。
一曰體裁。略依紀事本末之例，先之以世系，著明年代，稍及統系，以存通之本義，兼使讀者得以與本書互參。次之以一代大事，尤重民族變遷。其無關得失，不必詳者則略之；非必事盡于此，以詳于此者自有諸史在。次之以制度。制度為一代典則，不僅觀其因革損益，及政治良窳，實欲借以測其影響于社會者安在，尤重地理官制者。讀史本以二者為基礎。述地理止于州郡，述官制止于臺閣寺監者，特疏舉其要，以較詳者自有諸志在。次之以學術、文學、藝術，期以著學術之淵源，思想之變遷，亦以見時代遞變遞進之跡。學術、文學、藝術，亦但舉可以代表當時者，即如佛老見于釋道藏者何限。書畫自有專書，盡入通史，勢不能容，故遂從略，他皆仿此。終之以生計，以為讀史意義，根本在此。民族興亡，無不關乎生計之盈絀，今后經濟關系，或牽于外，或變于內，必更繁復，故欲參證史實，以一較其得失。自信斯編頗重事實，特所重者非一人之事，瑣細之事，以為制度文章，莫非事也。其事有一代分述，或數代合述者，純為紀述之便，非有微意存于其間，亦非體例不純。其所以造端于秦者，以秦以前六經即史，至說經偏于考據，聚訟紛紜，莫衷一是。若論遠古，則楊朱所謂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明若暗；經傳所傳，宋人尚有故意翻案者，求證于金石甲骨。所得既渺，毋寧付之闕如。馬端臨不有言乎，乖異傳疑者不錄，故遂決然不作，庶幾竊比司馬光不作《通鑒》前紀之意。至秦以后，制度文化一貫，約而分之：則秦漢三國為一時代，兩晉南北朝為一時代，隋唐五代為一時代，宋遼金夏元為一時代，明清為一時代，共厘為五卷，粗本于所見所聞所傳聞之義云爾。
二曰取材。斯編取材，首重正史，次及政書，次始及于雜史，再次始及于其他。近人著述，耳目所接，未遑甄錄。排比之法，皆撮錄原文，以類相次，明著所本。蘇軾謂天地間事物散于六經諸史，惟恃一物以攝之，此物維何，即意是也。之誠即竊用此義。今人重視野史，斯編乃多取正史者，非謂正史以外無史，亦非輕信前人所信。誠以自來史職甚尊，斷代之書，所以累代不廢，即由無以相易。自唐修《晉書》，李延壽修南、北《史》，多取瑣聞小記；宋人宋歐之于《新唐》，司馬之于《通鑒》，采摭雜史，多至數百余種。此后私家撰述益富，然野史多尊所聞。沈括身在朝列，所紀宋事不實，遂為洪邁糾摘。明季野史，果一按其時地與人，則互相違迕，莫可究詰。故顧炎武以野史為謬悠之談，而萬斯同獨重實錄。正史為體例所限，往往不詳，且成于后人，自不能盡得當時真相。野史佳者，多足以補史闕。然正史據官書，其出入微，野史據所聞，其出入大；正史諱尊親，野史挾恩怨。諱尊親不過有書有不書，挾恩怨則無所不至矣。故取材野史，務須審慎，否則必至以偽為真，甚者以真為偽。之誠亦嘗欲紀民國以來事，二十年間禍亂相尋，皆身親目擊，或且預知隱秘，然屬筆而后，以質正于當事者，則曲折盡異，且其所言，人各不同，然后信紀載之難。今時報章所紀載者，若函電，若宣言，若命令，非不實也。果細究之，不唯事情曲折，無此單簡，甚且有與事實相反者。異代之后，謂之為信史不可也，謂之為非信史亦不可也。雜史所載，委曲詳盡，正如報章紀事，然報章有聞必錄，尚有許人更正之例；雜史傳之異代，則并此而無之。若學識不充，不能別擇，妄加援引，誣蔑古人，其事尚小；貽誤后學，其罪實大。張孟劬先生謂史書紀事，固貴直筆，然正史具存其跡，使有識者自能尋求微意，以昭實事。故之誠以為讀史修史，皆貴有識；史貴求真，正不當獨取野史而忽略正史也。又今人治史，多重金石。金石足貴，此亦誠然。特其所以足貴者，亦只官階、地理、姓名、世系、年月，或足以補證史闕而已。至于行實，則蔡邕作碑，唯郭林宗不愧，韓愈不免諛墓，南朝禁止立碑，亦正厭其虛美。人情所向，子孫萬無丑其尊親之理。況史家搜羅舊事，譜諜志狀，未嘗屏棄不觀。今之所貴，未必非昔之所賤，故以金石為旁證可也。閏位代嫡，謂金石以外無史，竊以為稍過矣。故斯編所取金石文字甚少。又今人喜臚前人實物，寶為重要史料。實物較金石，種類尤多，且關于制作，其足以發千古之閟，正未有艾。特凡此種種，不過證史而已。史若可廢，考證奚施，且實物發現，較之史書所紀，固已多少不侔矣。斯編為求前后一貫，竊亦未取，非敢茍為異同也。時賢著書，兼綜博采，既偏重新發現，復矜尚孤本秘籍。采山之銅，豈不可貴？若之誠不敏，妄欲寢饋取求于二十四史之中，則所謂廢銅耳。然廢銅不為人所重也久矣，若能給冶鑄之用，未始不與采山之銅等，否則亦終愈于非銅。區區之意，以為金石之學，古器物之學，日新月異，將來必臻廣大，蔚為專科。特易見之書，若正史之類，果能不畏煩難而細讀之，亦未始非求新之一助也。
三曰文字。嘗見今人所謂歷史教科書，每以今時文字敘述古事，甚或以白話文行之。夫史學貴真貴簡，故劉子玄不廢口語，而未嘗謂史不必有文。孫樵竟致譏俚言，謂非史法。夫史書文飾未必皆真，特出于后來追述，而乃以今時之文，紀古時之事，其不中程，亦猶之乎以古時之文，紀今時之事也。前人追紀古事，唯字句略有異同者，司馬遷之于六經，班固之于《史記》是也；加以修改，自出機杼，則宋祁之于《舊唐書》是也；略去重復之詞，則李延壽之于八書，司馬光之于諸史是也。《通鑒》文字，首尾一律，最為難及。誠以史貴求真，茍文字改易，將必去真愈遠；況白話文言，差違已甚，何能對譯。茍以繁易簡，必失之支蔓。平情而論，白話可以為文，而不可以作史。至若翻譯外史，又當別論。故紀載今后之事，文字若何，可以不論；若追述史事，雖文字今古，尚待商定，而求真之義不磨，則原文似不當改。若夫制度，更難以今時文字釋之。孫樵謂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亦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后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淺俗，則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編，故斯編之作，全錄原書，一字不易。荀悅所謂省約易習，無妨本書者是也。亦以大學諸生，沉酣典籍，不必再假通俗之文，而斯編職在排比，與撰述殊科，直錄舊文，體則然耳。
所據依者如此，語其缺失，尚有二端。其一考證。近來考證之風盛行，一事一物，必窮究原委，網羅眾籍。斯編獨略而不備者，意本提示綱要，俾學者循類以求，多讀原書，姑以此為勸誘之資云爾。史學本貴考證，惟通史則有間，所重在乎系統沿革，所要在乎事實綱領。若有待于考證，則研讀專史者，固優為之，且史之為用，豈僅僅在此。斯編于異同取舍，亦間有考訂，而不欲明著之。明著之則篇幅愈侈，與省約易習之義，蓋相違矣。其二論斷。在中國史學，本有史評一派，積久流為空疏，遂不為人所重。誠以見解隨時而異，隨地而異，今日之所見，已異于昔日，則來日之所見，未必不異于今日。況往古之人與事多矣，論人當觀其一生，論事當究其終始，而得也失也未必盡當。蓋書缺有間者多矣，其涉疑似之間者，未能一一論定，故斯編各標題目，略分片段。誠不欲輕下斷語，徒滋空論，致貽他日悔恨。亦以排比之責已盡，任讀者隨時隨事，自能以其見解解之。蓋讀史若能比較綜合而觀，則事理詳晰，因果分明。斯編排比，頗事綜合，自不必費詞解說，而后微意乃見。然斯編也，于民族消長，生計盈絀，二者紀之獨詳，以為今后立國立人所關至大，讀者不容忽視，則于歷史效用，未嘗不致其最后之希望也。草創既竟，每持以就教通人。燕都舊為學術淵藪，談史學者尤眾，幸不蒙其所薄，凡有糾彈，無不虛受。編后附以通檢，即承洪煨蓮先生之教，尤受張孟劬先生過分獎許，謂取舍排比，足當一潔字。然得失自知，始終不敢滿假，或待后來補苴。若海內魁碩，能出其專門名家之學，以詔一世，則不獨區區之至愿而已。
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鄧之誠。
此書原名《中國通史講義》，期于糾集史材，稍具系統而已。昔年先后在北京各大學講授通史，即以之供諸生參考。后由商務印書館印行，為更名《中華二千年史》，非本志也。二十年來，久已絕版。今日史學大昌，名著如林，不意采及陋劣，謂取材皆有出處，或可省翻檢之勞，乃由中華書局就原板重印。凡屬顯然錯誤，略皆改正。其明清史部分，亦正整理舊稿，即將繼此付印。俾成完本，壯年經始，晚幸觀成，不可言勞，歷時則甚久矣。此書缺點，《自序》已詳言之。老病侵尋，精力日減，不及照覆，尚多疏漏。明知之而不能彌補其闕失，固由學力有限，而史學甚難，實不勝望洋之嘆云。
一九五四年五月，鄧之誠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