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丹集(卷5)（簡體書）

縛舌、斷舌和斷喉
張志新烈士就義之前，竟被割斷喉管。這本是一個大冤獄，又是一件大慘案。讀報時，使我悚然，訝然，木然，使我憤怒，震驚，焦慮。
如果這個大冤獄、這件大慘案，發生在無聲的舊中國，發生在黑暗的中世紀，我的反應，只有悚然和憤怒。但它發生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發生在人民共和國內，不得不使我在悚然之外，又訝然，又木然，它發生在以解決人們的世界觀問題為宗旨的，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中，不得不使我在憤怒之外，又震驚，又焦慮。
報上說，當時知情的干警和群眾，抵制和反對這種斷喉的酷刑。他們指出：“這樣做太不人道，不是共產黨的刑法。”
說得完全對！這的確不是共產黨的刑法，確實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刑法。那么，這是誰家的刑法呢？應該用歷史事實來回答這個問題。
我的歷史知識是有限的。據我所知，在中世紀的歐洲，在“神圣”的連微小的過失也沒有的教皇統治下，對思想犯、政治犯執行烈火焚身的·極刑之前，為了禁錮受害者發出譴責和抗議，采取的是縛舌之法。偉大的為真理而獻身的戰士布魯諾，在火焚之前舌尖就被縛住。
中國人民在封建專制主義下受的酷刑，比起中世紀歐洲人民，殆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處死思想犯、政治犯時，歐洲有縛舌，而中國則先有斷舌，后有斷喉。斷舌可能始于秦。《漢書·刑法志》記載連坐法時說，在族誅之前，“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所謂“誹謗詈詛”，譯成現代語言大約是“惡毒攻擊”了。總之，不僅在平時剝奪你說話的權利，就是到臨死時還要剝奪你呼吁的權利，申訴的權利，抗議的權利，吶喊的權利。斷舌比起縛舌已更殘酷，但還及不上封建社會后期的凌遲。凌遲也是用來鎮壓所謂誹謗朝廷之類“大逆不道”的人。這種酷刑行使時，先分割肢體，然后割斷喉管。正統的官方的史學家，對于凌遲也有微詞。《明史·刑法志》說：“凌遲非五刑之正。”
魯迅先生在揭露批判吃人的舊社會時，曾經極為沉痛地指出：“自有歷史以來，中國人是一向被同族和異族屠戮，奴隸，敲掠，刑辱，壓迫F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過，母一考查(察)，真教(叫)人覺得不像活在人間。”
我原以為中國人民所受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荼毒的歷史，隨著末代封建王朝蔣介石政權的覆滅而永遠結束了。在今天，除了專門研究法學的人外，年輕一代根本不知道人間會有這種酷刑，中年以上的人也記不起這種黑暗而又心酸的往事。但是，在我們記憶里消失的東西，林彪、“四人幫”卻重新搬出來。我真料不到“四人幫”竟會兇殘到這地步，用割斷喉管的酷刑來殘害堅持真理、為真理而斗爭的張志新烈士。
“四人幫”割斷張志新烈士的喉管，是對真理之光的畏懼，是對正義之聲的畏懼，是對馬克思主義者張志新烈士的畏懼。“四人幫”念念不忘殺人，筆記、日記本中都寫上了。這一方面反映他們對革命人民的恨，另一方面又反映他們對革命人民的怕。就像兇犯害怕冤魂索命一樣，張春橋寫給余黨的密信中說：“近年來，有時想，反正說不定什么時候就殺頭了。”凡是與人民群眾為敵的反動派，其本質都是又殘暴，又懦怯。林彪、“四人幫”的政治師父蔣介石就是如此。蔣介石對付共產黨有兩條格言，一條是：“我們將來總是要給人殺的，不如多殺。”一條是：“凡是可以殺的一律殺。寧可錯殺，不可錯放。”正因極其虛弱，所以極其殘暴。越是絕望，越是瀕臨滅亡，越要把慘無人道、慘絕人寰的酷刑重新搬出來，把革命人民推人血海中去。
記得有一個時期，提倡學一點兒歷史。學一點兒歷史是有益的。我希望有大善士，發大心愿，下大力氣，寫出幾部中國和外國的文網史、言禍史、酷刑史、黑獄史，給我們特別是年輕一代讀一讀，讓我們溫故而知新，使我們驚醒過來，判明林彪、“四人幫”搞的是哪一種性質的法西斯專政，動用的是哪一家的刑法，要把中國人民打人什么樣的地獄中去。
前途是光明的，歷史不會倒退。但道路是曲折的，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慘劇有時卻會重演。這是用極大的犧牲換來的教訓。斷喉酷刑的再出現，老劊子手的再登場，表明中國人民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歷史任務并沒有徹底完成。列寧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把肅清俄國中世紀制度的殘余，比做打掃希臘神話中傳說的極其骯臟的“奧吉亞斯的牛圈”。我們有人民民主的法寶。我們相信，千百萬人民群眾的鐵掃帚一定能把“奧吉亞斯的牛圈”中積壓多年的糞垢打掃干凈。
【原載1979年7月15日《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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