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遊記》與“大西域”文化關係研究（簡體書）

胡小偉先生在研究中發現，雖然以上說法都有證據學基礎，但是玄奘取經的故事自唐到宋，流行了幾百年，變化增添的人物故事相當緩慢，而其故事的豐富性卻在元代出現了“井噴式”爆發。如以晚明吳承恩之創作為據，則忽視了元代已經出現了《西游記》雜劇和“平話”的事實。從《永樂大典》殘本中析出的文獻可知，已經有數段后世小說《西游記》的故事，尤其是一篇朝鮮漢文文獻《樸通事諺解》中“車遲國斗法”孫行者的故事非常重要。著名文學家、翻譯家趙景深先生認為，《樸通事諺解》一書“約刊于元代”。韓國翰林大學金敏鎬教授也提出此書成于元朝至正七年（1347）。此外，去年山西稷山縣還發現元代的“玄奘取經圖”壁畫。這些都證明小說《西游記》的基本故事人物框架很可能是在元代形成的。
胡小偉先生認為，雖然孫悟空形象的雛形和印度史詩及民間故事中的神猴形象有些關聯，但唐宋時期思想文化背景沒能使其發生“質的飛躍”，《西游記》故事中驚世駭俗的內容所以會在元代呈現“井噴式”爆發，應當從當時占據主導地位的喇嘛教的輸入，以及佛道兩家論辯的背景中尋求解釋。換句話說，雖然孫猴子和印度神猴脫不了干系，但它是經過藏傳佛教的“二次輸入”，才以生動的形象活躍在讀者中間的。此論很有道理，但它與原型考鏡畢竟還不是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