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發展史：晚清卷（簡體書）

（三）“師夷長技以制夷”
中國土大夫對于西學并不陌生，早在明末的中西接觸中，西方的天文、歷法、數學就已傳入中國。徐光啟、李之藻等少數士大夫順應了傳播西學的趨勢。不幸的是，閉關鎖國政策使中西文化交流陷于中斷，中國失去了汲取西方文化的良機，不知不覺地落后于世界發展水平。
19世紀中葉，經世致用思潮使學術趨近社會現實，轉而重視有益于國計民生的學問，也使一些士人不再局限于傳統學術。在中西文化的再次碰撞及逐漸融合過程中，那些能夠適應救世濟民需要之學受到人們的青睞。尤其是，鴉片戰爭的教訓使中國士大夫重新認識到西方的優長。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概括了當時“開眼看世界”人士的卓識。雖然“師夷”、“制夷”的提法還帶著“天朝上國”的心態，但“制夷”的決心體現了鮮明的愛國立場。而且，承認并學習西方的“長技”，擴大了士大夫的眼界和求知領域，無形之中改變了士大夫的排外心態。“師夷長技”標志晚清士大夫開始主動地了解、吸取西學，為西學東漸開辟了道路。
道光年間，兩廣總督林則徐注重了解夷情，“日日使人刺探夷事”，又組織人翻譯西方書籍，聘請洋人兼職翻譯。他購置西方船炮，摘譯有關船炮的資料。1841年6月，林則徐被貶謫浙江效力，即與地方官員商議“鑄炮演炮”之事，并提供廣州帶來的資料。在他的參與下，鎮海炮局研制西式船炮取得一定成效。
近代中國的援西入中，最初是在“落后挨打”的軍事失敗下啟動的，故在一段時間內，西方科技總是通過軍事這條管道而進入，逐漸由點到面，滲入社會生活。由于時代的局限性，林則徐、魏源、徐繼畬、姚瑩等人對西方的認識還相當有限。他們主張學習的西方“長技”主要是戰艦、火器和養兵練兵之法。鴉片戰爭之后，出現了丁拱辰、龔振麟等出色的軍火制造專家。丁拱辰參加了抗擊英國侵略者的斗爭，在實踐中發明的演炮加表法，使清軍大炮的命中率有所提高。后來，他著成《演炮圖說》、《演炮圖說輯要》、《西洋軍火圖編》等書，論述制造輪船、炮彈等武器的方法。
發明鐵模鑄炮法的龔振麟曾任浙江嘉興縣丞，鴉片戰爭發生后，被調往寧波軍營試制輪船。他看見英軍的火輪船而“心有所會”，便依式仿制。沒有蒸汽機，他就“以人易火”，制成一艘以人力驅動葉輪的小輪船。后來又根據林則徐的《車輪船圖說》，造成一種車輪戰船，時速達3·5海里。但是，由于國家的工業和技術都普遍落后，這種枝節的發明、改進仍不能增強抵御外侮的力量。
然而，制造堅船利炮的需要，為近代科學技術的進步開辟了道路。道光年間，有的士人開始關注近代科技。鄭復光于1846年出版《鏡鏡玲癡》，凡七萬余言，詳細介紹各種透鏡的制作及成像原理，是當時不可多得的光學著作。同時，鄒伯奇也著有《格術補》，記述平面鏡、透鏡等成像規律，對眼鏡、望遠鏡、顯微鏡等光學儀器的工作原理也有所介紹。他還于1844年制成攝影器，并撰成《攝影之器記》，闡述照相機的制作原理。他們提高了古代的光學水平，成為近代光學探索的前驅先路。當時，他們對近代西方科技還缺乏深入的研究。鄒伯奇大談西方的天文、力學、光學、數學等等源出《墨子》。這種看法包含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因素，但也說明當時士大夫對西方科技的認識確實如霧里看花。
雖然道咸年間“師夷”的范圍十分狹窄，頑固守舊勢力卻指斥西方長技為“奇技淫巧”，不足取法。用守舊大臣倭仁的話說就是：“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故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之后近二十年中，清王朝并沒有將“師夷”變成產業。而愛國土大夫期望的“制夷”，也成了未能實現的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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