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著名大學校長開學訓詞（簡體書）

管理好自己

——一九二○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學開學日上的演說詞

今日為北京大學第二十三年開學日。回溯去年開學時候，這一年中很有幾件重要的事情。我在去年開學時說過：“我希望本校以諸教授為各種辦事機關的中心點，不要因校長一人的去留使學校大受影響。”但那時已經組織的惟有評議會、教授會與教務會議。一年以來，行政會議與各種委員會均已次第成立。就中如組織委員會、聘任委員會、預算委員會、圖書委員會等，都已經辦得很有成效，與從前學長制時代大不相同。其余若儀器委員會、審計委員會等，也想積極進行。我們敢信這種新組織試辦得很有效果，可以繼續辦下去。日內就要呈教育部，請他承認。
一年以來，覺得學生方面近來很有覺悟：把從前硬記講義、騙文憑的陋見漸漸兒打破了，知道專研學術是學生的天職。本校也就循這種方針定了幾種辦法：
(一) 不專叫學生在講堂上聽講，要留出多少時間，讓他自己去研究。把課程表重新整理一番，把幾種不要緊的功課、可以讓學生自修的，減去了。又預備特籌經費，擴張圖書館。
(二) 本校所辦的研究所，本為已畢業與將畢業諸生專精研究起見；但各系分設，覺得散漫一點，所以有幾系竟一點沒有成績。現在改組為四大部，集中人才，加添設備，當能有點進步。
(三) 從前中國研究純粹科學的人本來不多，不能不假借一點。譬如，請礦物學者講地質學，請農學者講生物學或博物學，都是不得已。現在，專門的學者漸漸多了，我們此后聘任教員，總要請專門的，并要請愿意委身教育、不肯兼營他事的。這一學期，已經請到幾位，我將為諸君介紹。
(四) 除了各種學科必須專門學者而又熱心教育的擔任外，如有名人講演的機會，我們也不肯放過。杜威先生已經是請來講過多少次。從今年起，還要請他留華一年，在本校教授。法國的社會學者來維勃呂爾(疑為維勃呂爾，偏者加)先生、數學者班樂衛先生，均不能久留，只能請他講一二次。英國的羅素先生、德國的愛因斯坦先生，不久都要來華，我們一定也要請他講演。這種世界著名學者的著作，我們固然可以閱覽，但親聽了他講演以后，更可引起研究的興味。
以上各種設施，都是為便于學生研究學問起見；但學生一年以來，不但有研究學術的興趣，兼具有服務社會的熱誠，這也是可喜的事。須知服務社會的能力，仍是以學問作基礎，仍不能不歸宿于切實用功。還有一層，望大家勵行自治。諸君多有盡力于平民夜校與平民講演的，就要能夠以身作則。去年以來，尊重人格的觀念，固然較從前為發達，然試各自檢點，果能毫無愧怍么？以后望注意“自治”二字，人人能管理自己，同學能相互管理，不要如從前樣子，定要學監、舍監等來管才好。
今日我所報告的與希望的，不過如此。不日我就要到法國去，我本來預備七月就去，后來因為有事，改在十月。本校的新組織既然完全成立，我暫時離校，沒有什么不放心。關于校務，擬暫請蔣夢麟先生代理。今天就乘此機會，與諸君作別。

原題《北大第二十三年開學日演說詞》，據《北京大學日刊》第695號

提高與普及
——一九二○年胡適在北京大學開學典禮上的講演

今天我帶病來參與開學典禮，很愿意聽聽諸位新教授的言論及對于我們的希望。我從1917年(即民國六年)來到本校，參與了三年的開學典禮。一年得一年的教訓，今天又是來親受教訓的日子了。
我本來不預備說話，但蔣先生偏偏提出我的談話的一部分，偏偏把“且聽下回分解”的話留給我說，所以我不能不來同諸位談談。
我暑假里，在南京高等師范的暑期學校里講演，聽講的有七八百人，算是最時髦的教員了。這些教員是從十七省來的，故我常常愿意同他們談天。他們見面第一句話就恭維我，說我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我聽了這話，真是“慚惶無地”。因為我無論在何處，從來不曾敢說我做的是“新文化運動”。他們又常常問我，新文化的前途如何，我也實在回答不出來。我以為我們現在哪里有什么文化，我們北京大學，不是人稱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嗎？你看最近的一期《學藝雜志》里有一篇《對于學術界的新要求》，對于我們大學很有些忠實的規諫。他引的是陳惺農先生對于編輯《北京大學月刊》的啟事，我們大學里四百多個教職員，三千來個學生，共同辦一個月刊，兩年之久，只出了五本。到陳先生編輯的時候，竟至收不到稿子，逼得他自己做了好幾篇，方才敷衍過去。《大學叢書》出了兩年，到現在也只出了五大本。后來我們想，著書的人沒有，勉強找幾個翻譯人，總該還有。所以我們上半年，弄了一個《世界叢書》，不想五個月的經驗結果，各處寄來的稿子雖有一百多種，至今卻只有一種真值得出版。像這樣學術界大破產的現象，還有什么顏面講文化運動。所以我對于那一句話的答語，就是“現在并沒有文化，更沒有什么新文化”。再講第二個問題，現在外面學界中總算有一種新的現象，是不能不承認。但這只可說是一種新動機、新要求，并沒有他們所問的新文化運動。他們既然動了，按物理學的定理，決不能再使不動。所以惟一的辦法，就是把這種運動的趨向，引導到有用、有結果的路上去。
這種運動的趨向有兩個方面：
(一) 普及。現在所謂新文化運動，實在說得痛快一些，就是新名詞運動。拿著幾個半生不熟的名詞，什么解放、改造、犧牲、奮斗、自由戀愛……無政府主義……你遞給我，我遞給你，這叫做“普及”。這種事業，外面干的人很多，盡可讓他們干去，我自己是賭咒不干的，我也不希望我們北大同學加入。
(二) 提高。提高就是——我們沒有文化，要創造文化；沒有學術，要創造學術；沒有思想，要創造思想。要“無中生有”地去創造一切。這一方面，我希望大家一齊加入，同心協力，用全力去干。只有提高才能真普及，越“提”得“高”，越“及”得“普”。你看，桌上的燈決不如屋頂的燈照得遠，屋頂的燈更不如高高在上的太陽照得遠，就是這個道理。
現在既有這種新的要求和新的欲望，我們就應該好好預備一點實在的東西，去滿足這種新要求和新欲望。若是很草率的把半生不熟的新名詞，去解決他們的智識饑荒，這豈不是耶穌說的“人問我討面包，我卻給他石塊”嗎？
我們北大這幾年來，總算是掛著“新思潮之先驅”、“新文化的中心”的招牌，但是我剛才說過，我們自己在智識學問這方面貧窮到這個地位，我們背著這塊金字招牌，慚愧不慚愧，慚愧不慚愧！所以我希望北大的同人，教職員和學生，以后都從現在這種淺薄的“傳播”事業，回到一種“提高”的研究工夫。我們若想替中國造新文化，非從求高等學問入手不可。我們若想求高等學問，非先求得一些求學必需的工具不可。外國語、國文、基本科學，這都是求學必不可少的工具，我們應該拿著這種切實的工具，來替代那新名詞的運動，應該用這種工具，去切切實實的求點真學問，把我們自己的學術程度提高一點。我們若能這樣做去，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許勉強有資格可以當真做一點“文化運動”了。二三十年以后，朱逖先先生和陳女士做中國現代史的時候，也許我們北大當真可以占一個位置。
我把以上的話總括起來說：
若有人罵北大不活動，不要管他；若有人罵北大不熱心，不要管他。但是若有人說北大的程度不高，學生的學問不好，學風不好，那才是真正的恥辱！我希望諸位要洗刷了它。我不希望北大來做那淺薄的“普及”運動，我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齊用全力向“提高”這方面做功夫。要創造文化、學術及思想，惟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

載1920年9月23日《晨報副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