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的婚姻和土地：引入兄弟共妻制的分析（簡體書）

戈爾斯坦的觀點可以概括為“生育—人口—資源—財產—繼承”系統論。五個因素互相搭配，形成合力，推動兄弟共妻的婚俗。
他在《兄弟共妻制和尼泊爾西北角喜馬拉雅高海拔峽谷的生育力》一文中討論了兄弟共妻制對生育力所產生的影響，主題是考慮人口增長與環境承載力之間那種經常而持久的聯系。他以尼泊爾西北部利米峽谷的田野觀感和數據來駁斥以往的兩種觀點——溺殺女嬰的習俗與貧窮，認為共妻制主觀上與行婚者發家致富的動機有關，客觀上與控制人口增長的結果有關，并且建構了一個模型來表達這一婚制控制人口的動態過程。
他在《衛藏的社會分層、一妻多夫制和家庭結構》一文中分析了資源、財產和繼承之間的關系。又在《巴哈里和西藏的一妻多夫制》一文中比較了印度、西藏兩地的一妻多夫制家庭，并把西藏的兄弟共妻家庭和日本的主干家庭以及歐洲的長子繼承制的家庭拿來對比，指出四者（印、藏、日、歐）都與經濟有關，是聚集家財適應各自環境的策略，差別在于西藏的兄弟共妻制緊密地圍繞社會分層體系，而差巴是實行該婚制人口最多的階層，他們具有世代維護家庭和財富的需要，故兄弟共妻制是對生產力和經濟水平所導致的社會條件的重要適應手段。我國也有人持此觀點，認為兄弟共妻制與西藏農奴制的推波助瀾有關。
比爾·辛西婭和戈爾斯坦在《尼泊爾藏族的兄弟共妻制：一項社會生物學理論的試驗》中提出一套復式的假設——實行兄弟共妻制的婚姻可能會增加藏族人對環境的總體適應能力，繼而力圖通過丈夫總體適應能力的提高，帶來他們單個人的勞動所得的提高，以歸謬法的形式來解決共妻兄弟的個體適應能力會減少的悖論。但人口統計資料最終說明，西藏的兄弟共妻制度并沒有表現出增強共妻兄弟的個體適應能力，反而會導致他們生殖行為上的重大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