繆鳳林中國通史要略（簡體書）

總異類于藁街，掩遐荒于輿地，苑十洲而池環海，小五帝而鄙上皇。”誠哉非虛言矣。高宗竟太宗未盡之緒，拓地益廣。麟德二年（六六五），行幸東岳，史稱“從駕文武兵士及儀仗法物，相繼數百里，列營置幕，彌亙郊原，突厥、于闐、波斯、天竺國、廚賓、烏萇、昆侖、倭國、及新羅、百濟、高麗等諸蓄酋長，各率其屬扈從，穹廬氈帳及牛羊駝馬，填候道路。是時頻歲豐稔，斗米至五錢，豆麥不列于市，議者以為古來帝王封禪，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初太宗之葬昭陵（今陜西醴泉縣九螋山（陜西禮泉縣九螋山一編者注））也（六四九），山陵既畢，高宗欲闡揚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寫諸蕃君長，貞觀中擒伏歸化者突厥頡利可汗等十四人形狀，而刻其官名。及高宗之崩也（六八三），“乾陵（今陜西乾縣梁山）之葬，諸蕃來助者眾，武后欲張大夸示來世，于是錄其酋長六十一人，各肖其形。”據十八世紀中葉遼海楊應琚游昭陵所記，“貞觀中擒服諸蕃君長頡利等十四人石像，尚在陵北司馬門內。”至乾陵前諸蕃酋石像，今千二百數十年矣，存者猶不下五十。“天可汗”與“天皇大帝”（高宗謚）之威風，亦世界史乘中所僅見已。高宗后雖經武氏之禍，而國力益增，故武曌拜洛受圖時（六八八），文物鹵簿之盛，及“明堂”“天堂”“大像”“天樞”“九鼎”等營建，所耗費之巨，皆為唐興以來所未有。其所制新字，如天為而，地為埊，日為□，月為□，星為○等，以石刻證之，傳世“武周碑不下數百通，窮鄉僻壤，緇黃工匠，無不奉行惟謹。尤可異者，巴里坤有萬歲通天造像，敦煌有柱國李公舊龕碑，在莫高窟，廖州刺史韋敬辯智城碑，在廣西龍州關外，河東州刺史王仁求碑，在云南昆陽縣，龍龕道場銘，在廣東羅定州，皆唐時邊遠之地，文教隔絕，乃紀元年月，亦皆用新制字，點畫不差累黍。雖秦漢之強，聲靈遠訖，何以加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