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1：前哥倫布時代美洲啟示錄（簡體書）

1492年哥倫布登上美洲大陸是現代世界標誌性事件之一。但1492年前的美洲大陸究竟是什麼樣的呢？《1491》為您揭開前哥倫布時代的美洲原貌。
《1491:前哥倫布時代美洲啟示錄》是對哥倫布抵達以前美洲人類生活的一部全面描述，描繪了西半球在進入全球貿易和移民浪潮前的場景，塑造了征服到來前有關美洲的不同尋常的敘述——自然的規劃、資源的統籌和財富的流向，此部開拓性的科學、歷史和考古學著作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對1492年哥倫布到訪以前的美洲的認知，曼恩指出他們被征服之前積累了驚人的知識量。他們的本土創新引發經濟富礦效應，拉開了今天我們稱之為“全球化”的序幕。這一驚人的新視角和打破常識的新觀點極大地挑戰了“歐洲中心論”的盛行觀點，連《世界史》作者麥克尼爾都盛讚《1491:前哥倫布時代美洲啟示錄》是一部“不凡之作”。
美洲原住民隔絕於全球所有其餘早期人類社會之外，土著群體的歷史發源之早、各地人口之多、社會形態之新、主宰環境之能，早已都湮沒在了歷史的汪洋大海中。而借助考古學、人類學、生物學、語言學、社會學、人種學等多領域的最新研究進展，全面描述哥倫布抵達以前的美洲人類生活，還原其本來面目，正是《1491》的主旨。
通過檢閱對印第安人口學、起源與生態等領域內尚未得到廣泛報導的最新研究，查理斯•曼恩熱忱地闡明瞭美洲原住民文化遠在歐洲探險者涉足新大陸之前很久，就已經發展出了高度複雜的文明。曼恩遠離學術爭論，擺脫內行術語，通過大發現的故事賦予科學以生命，他書中的主角都是人類學家、考古學家和人口學家，他們運用所學解開一個個歷史疑團，把學術發現清晰地呈獻給讀者。憑藉著近幾十年來的研究成果，曼恩構建出了引人入勝的印第安帝國故事，並在其間融入了考古學界、體質人類學界、語言學界和生態學界激辯不休的關於帝國興衰的種種理論。

查理斯•曼恩是《大西洋月刊》、《科學》和《連線》雜誌的撰稿人。他也為《財富》雜誌、《紐約時報》、《史密森尼》、《名利場》、《華盛頓郵報》供過稿，還為HBO電視臺的連續劇《法律與秩序》撰寫過腳本。作為曾三次進入美國國家雜誌獎決賽的作者，曼恩至今已被美國律師協會、美國物理研究會、阿爾弗雷德•P•斯隆基金會和蘭南基金會授予過與寫作相關的獎項。《1491》贏得了美國國家學院傳播獎的年度最佳圖書獎。他住在麻塞諸塞州的阿姆赫斯特。

《1491:前哥倫布時代美洲啟示錄》：跨越數千年的印第安帝國史詩；揭開驚人的美洲文明宏偉畫卷；挑戰全球化大爭論的盛行觀點；記錄世界發展設想的重要突破。
《1491:前哥倫布時代美洲啟示錄》是美國全國暢銷書，席捲亞馬遜網站、《紐約時報》、《三藩市紀事報》、《波士頓環球報》、美國獨立書商協會、《華盛頓郵報》等各大暢銷書排行榜！

編輯推薦理由：

挑戰“歐洲中心論”的一流歷史著作
曼恩闡明了美洲原住民文化遠在歐洲探險者涉足新大陸之前很久，就已經發展出了高度複雜的文明。美洲土著群體的歷史發源之早、各地人口之多、社會形態之新、主宰環境之能，為我們破除了理所當然的教條，揭示了不少關於前哥倫布時代美洲的真相。

嚴謹治學精神與獨立辯證思維的結晶
彙聚考古學、人類學、生物學、語言學、社會學、人種學等多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遠離學術爭論，擺脫內行術語，曼恩能夠把學術發現清晰地呈獻給讀者。他沒有做出制度決定論或文化決定論的因果推斷，而是突出了多重因素的交互影響，以及相關學界在具體議題上的反復論爭。

在有關前哥倫布時代美洲文明的入門書籍裡，最好最新的一部，應當成為所有高中和大學世界史課程的必讀書目
曼恩通過大發現的故事賦科學予生命，他書中的主角都是人類學家、考古學家和人口學家，他們運用所學解開一個個歷史疑團，資料之廣令人印象深刻，文筆清晰，判斷準確，扣人心弦、觀點平衡。

述往詔今 ，警示中國道路
數百年來面目全非的美洲原住民社會的命運對當代中國的警示意義是顯而易見的。近代中國艱難逃脫相似的苦難命運，更無法取得獨立自主的生存空間和話語體系。即便是如今，我們也難稱勝者。天朝榮光之失、喪權辱國之痛，同樣被流行文化解釋為閉關鎖國、被動挨打所造成的惡果。理論自信、文化自信之任重道遠，發人深省。

名人推薦：

《華盛頓郵報》書評 作者：艾倫•泰勒
年少讀書時，查理斯•C•曼恩學到，美洲最初的印第安人是在大約13000年的冰河時代從亞洲遷徙而來的。這些以捕殺大獵物為生的小規模獵人群體對其所處的荒野幾無影響，直到1492年克里斯多夫•哥倫布開創歐洲殖民時期，才改變了美洲地貌，將歷史性的變革引入了這片亙古未變的原始大陸。曼恩發現，“我的兒子上學的時候，學到的也正是我當年學到的東西。”這故事的持久性故事使曼恩頗受困擾。作為《科學》雜誌和《大西洋月刊》的撰稿人，他瞭解到的戲劇性的新證據揭示出了一個與此迥然相異的前哥倫布時期美洲史。

在《1491》中，曼恩向讀者介紹了有關歐洲探險與殖民以前時期美洲本土的學界新見，及其引發的種種爭議。很多學者如今堅持認為，原住民在至少2萬年前就已經開始在此定居；當時，漁民們乘小型敞篷船從西伯利亞沿海地區抵達美洲。他們的後裔開發出了頗具效率的園藝模式，並籍此維繫了一次人口爆炸。到1492年時，南北美大陸的印第安人總數約計1億，這比此前的估值要高出10倍。

印第安人遠非殖民時期的定勢那般，是懶惰而低效的野蠻人；他們精心地改變了其周遭環境。他們每年用火，以減少矮樹叢，並促進大型堅果類林木的生長，同時也便於足以維繫相當規模鹿群的漿果類灌木在此生根。他們在安第斯地區修築了大型的石頭梯田，以利農耕，還在亞馬孫流域增加木炭和魚肥，改善了大片土壤的品質。

他們的人口時有過量，造成當地的水源、木材和大型獵物等資源的緊張。但在絕大多數時候，原住民出色地利用了當地的自然條件，數百年如一日地維繫了大量人口的生存。比如說，亞馬遜河流域1491年的人口數量可能比如今還要多。

在1492年之後，他們對環境的治理宣告崩潰。蜂擁而至的殖民者決心征服、剝削並轉化原住民。這些新來者攜帶著殺傷性巨大的新式武器：火藥與鋼鐵。他們還引入了牛、豬、馬等貪食的家畜，使其大肆入侵，窮盡了當地的原生農作物。最糟的是，他們把美洲聞所未聞的病菌轉加給了原住民。缺乏免疫力的印第安人數以百萬計地死去。到了1800年，其人口數量劇減至此前的十分之一。這是全球歷史上最為慘烈的人口學慘劇。

隨著印第安群體的衰敗，美洲的土地也荒涼失修。在最初的疫情過後，矮樹叢和某些野生動物的數量猛增，但意味深長的是，這都是在殖民者大批到來之前發生的。殖民者目睹眼前的荒野，誤以為這是印第安群體懶惰野蠻，不配擁有這萬里沃野的原始證據。二十世紀的人類學家和環保人士對此進行了基調積極，但仍基於誤解的修正：他們把印第安人重新修飾為樸素的，在數百年內精心維護其壯美山河的保育者，也是我們應當效法的無為對待自然的範例。

通過破除這些傳說，還原古代美洲密集精巧的原住民存在的痕跡，曼恩在探尋一種關於我們自身未來環境的風尚。我們無需還原那傳說中的伊甸園，而是應該效法印第安人的方式，更有效也更持續地管理這片園地。總而言之，曼恩講述的是一個有力、刺激而重要的故事，尤其是有關安第斯地區與亞馬遜河流域的章節。

曼恩的寫作是記者式的，他以流行科學著作的路數，使用了大量可謂生動的隱喻（有時還用上了混合隱喻）：“秘魯是大陸漂移這趟列車上的排障器……其海岸線在撞擊海底後滿是皺褶，就像被壓到椅腿下邊的地毯一樣。”與此相似的是，此書不是一本全面的歷史著作，而是一系列的記者故事：他描述了與實驗室的科學家、挖掘點的考古學家、書齋裡的歷史學家和失意中的印第安活動人士的個人遭遇。讀者間接地感受到了曼恩和紅蟻的狹路相逢，還有當其嚮導的飛機在瑪雅遺跡上空耗盡燃料時，機上人們的緊張情緒。這些插曲向讀者介紹了新老幾代學者間的爭論。這種記者式的寫作風格最初讀來也倒新鮮，但隨著缺乏條理的敘事，作者在古往今來歷史時空和各大洲地理空間內的反復跳轉導致了重複和矛盾，使文章的統一性岌岌可危。曼恩雖然不無睿智地希望突破時空錯亂的局限，但其敘事的模糊性卻在無意間使本書重蹈覆轍。

而在評估一系列新論（其中某些理論極為薄弱）的時候，他的辨別力也無處可尋。例如，他僅以幼稚的推測就得出結論，將美式民主與印第安民主直接掛上了鉤，因為後者據稱破除了以指揮和控制為上的歐洲等級制。在此過程中，他將“共識性的原住民”與“強迫性的殖民者”之間的文化鴻溝做了最小化處理：“殖民者社會的壓制性不能變得太強，因為其成員（被重重包圍在自由生命的模範之中）總是可以選擇憤然離開……令人困惑的是，歷史學家對承認（印第安人）對結束全球暴政的貢獻較為遲疑。”如果曼恩知道下列事實的話，那麼他可能就不會那麼困惑了：印第安人並未歡迎數以千計的殖民地難民；殖民地社會維繫的奴隸制度比歐洲的實踐要酷烈得多；奴隸主是靠印第安人來抓捕逃亡者的。

儘管有著這些紕漏，曼恩的《1491》還是迫使我們對美洲古代史的傳授內容，以及我們如何與殖民化造成的環境影響相處的方式進行了深入的反思。

序言

本書在一定程度上，至少可以追溯到1983年，當時我在為《科學》雜誌撰寫一篇關於NASA(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某個監視大氣臭氧狀況的專案的文章。在瞭解專案內容的過程中，我與某課題組一道搭乘了NASA的飛機，那架飛機的任務是在三萬英尺的高空給大氣層取樣並進行分析。課題組一度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島上的梅里達登陸。不知為何，科學家們次日休了一天假。我們坐上一輛破舊的大眾貨車，去了瑪雅遺址所在的奇琴伊察(chichdn Itzfi)。我當時對中美洲文化一無所知，甚至連“中美洲”(Mesoamerica)這個術語都不熟悉。中美洲囊括了從墨西哥中部到巴拿馬的廣大範圍，涵蓋了瓜地馬拉和伯利茲全境，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哥斯大黎加和尼加拉瓜的部分地區，還有瑪雅人、奧爾梅克人和許多其他原住民群體的故鄉。我們從貨車裡爬出來不久，我就被徹頭徹尾地吸引住了。
我自己(有時是度假，有時是出差)回訪了尤卡坦五六次，其中三次是和我的朋友、攝影記者彼得•門澤爾(Peter Menzel)同行。為了完成一本德語雜誌的稿件，我和彼得驅車12個小時，沿著一條糟糕的土路(沿路有深到大腿的坑洞、成片成片倒下的樹木)，開到了當時還沒有得到開發的瑪雅城邦之一的卡拉克莫爾。陪同我們的是瑪雅人胡安•克魯斯•布裡塞尼奧，他是另一處規模更小的遺跡的看管人。作為一名有著20年工齡的樹膠工人，胡安總是連續幾周跋涉林間，尋找糖膠樹(糖膠樹那黏黏的樹液已經被印第安人風乾、咀嚼了上千年，並在19世紀末成了口香糖產業的基礎)。在一個傍晚，我們坐在篝火邊，他向我們講述了他在閒逛時偶然發現的那些滿是藤蔓的古城，以及當科學家們告訴他，這是他祖先創建的城市時，他的種種驚訝。當晚，我們睡在基石似的高大雕刻品中間的吊床裡，那些雕刻品千餘年來都未曾有人駐足欣賞。
直到1992年秋天，我對哥倫布以前時代美洲居民的興趣才談得上是真正提上了議事日程。某個周日的下午，我偶然在一座大學圖書館裡無意中發現了((美國地理學家協會年表》關於哥倫布到訪500周年的特別專刊。我好奇地撿起這本刊物，靠在一張沙發上，開始閱讀威斯康星大學的地理學家威廉•德尼萬(William Denevan)的文章。該文開宗明義地問道：“哥倫布時代的新大陸是什麼樣的？”我想，對啊，它究竟是什麼樣的呢？當歐洲人的風帆在美洲的地平線上首次出現的時候，那裡生活著一些什麼人，他們又都在想些什麼呢？我讀完了德尼萬的文章，又繼續讀起了其他人的文章，而且直到圖書館員關燈，宣示圖書館已經下班關門的時候才停了下來。
我那時還不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但德尼萬和許多其他研究人員把自己全部的職業生涯都投入到了試圖解決這些問題的努力上。他們得到的圖景與絕大多數美洲人和歐洲人的認知有著相當程度的差異，而且在專家的圈子之外也鮮有人知。
在我讀過德尼萬文章的一兩年後，我參與了美國科學促進會年會的分論壇討論。這個名為“對亞馬孫地區的新視角”的分論壇，其參與者包括杜蘭大學的威廉•巴厘(william Bal6e)。巴厘的發言主題是關於“人為”森林，即印第安人數百年前或數千年前創造的森林；這種觀念我此前聞所未聞。他同時提到了德尼萬也討論過的一件事：很多研究人員如今相信，他們的前輩低估了哥倫布到訪美洲時當地居民的數量。巴厘說，印第安人的數量比人們此前認為的要多，而且是要多得多。哎，總得有什麼人出來把這些資訊都彙聚到一起去啊，我想。那會是一本很有趣的書。
我一直等待著這本書的出現。直到我的兒子入學，學到我當年被教授的那些東西(同時也是遭到長期尖銳質疑的觀念)的時候，這種等待變得越來越令人沮喪。鑒於似乎沒有什麼別的人在寫這本書，我最終決定自己出馬試一試。此外，我也很想瞭解更多東西。諸君手上的這本書正是這次努力的產物。
這本書並不相容並包。它不是對1492年以前西半球文化社會發展的系統性的年錄。那樣一本書涵蓋的時間和空間範圍太廣，根本無法寫就；等到作者接近完工的時候，新發現會使該書的開頭顯得陳舊而過時。使我確信這一點的，也正是那些在過去幾十年中一直與前哥倫布時期原住民社群驚人的多樣性打交道的研究人員。
本書也並非關於研究美洲初始居民的人類學家、考古學家、生態學家、地理學家和歷史學家們近期觀點變化的完整學界史。這也是不可能的，因為這些新見的成果正在向太多個方面進行延伸，任何作家都難以將其囊括在一部著作裡面。
相反，這本書探索的，是我認為這些學界新見共有的三個主要焦點：印第安人的人口統計學(第一部分)、印第安人的起源(第二部分)和印第安人的生態學(第三部分)。由於太多不同的社群以迥然相異的方式說明著這些觀點，我根本無法做到面面俱到。因此，我記載的是那些現存觀點中資料最多、得到最多近期關注，或是最有意思的部分。
說來很矛盾的是，這本講述哥倫布時代以前生活的書，也花了不少篇幅討論了哥倫布到達之後的生活。這有兩個原因。首先，很多原住民文明沒有文字，而關於它們的最好的資訊，大半來自於那些率先見到他們的歐洲人的記錄。誠然，殖民時期的記述會被文化短視扭曲，但它們依然是有關其生活方式的生動描述。其次，和第一點同等重要的是，歐洲和美洲的相遇，對雙方都是有啟示性的。在很多情況下，接觸雙方的緊張突出了這些社群可能會無法清楚辨識出的一些領域。萬帕諾亞格人和清教徒的會談(第2章的內容)，以及印加人與法蘭西斯科．皮薩羅(FranciscoPizarro)率領的西班牙軍隊的遭遇(第3章的主要部分)，都展示了歐洲人眼中的這些土著群體，還有他們在面臨未知時做出的反應。
在整部書裡，就像讀者們已經注意到的那樣，我用“印第安人”(Indian)一詞來代指美洲的初始居民。毫無疑問，“印第安人”是一個含混的、從歷史角度說也並不恰當的名稱。或許對美洲初始居民而言，最準確的描述詞是“美洲人”(Americans)。然而如果真用上這麼個詞，將會導致更嚴重的混亂。在本書中，我試圖以人們自己使用的名稱來稱呼他們。我在北美洲和南美洲遇到過的絕大多數原住民的自我稱謂都是印第安人。(更多關於命名法的內容，請見附錄A：負載詞。)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曾到訪位於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中部地區斯基納河上游的黑茲爾頓村莊。村裡的很多居民都是基特卡汕族人(Gitksan或Gitxsan)。在我到訪的時候，基特卡汕族人剛提起了針對不列顛哥倫比亞政府和加拿大政府的訴訟。他們想要該省和全國承認，基特卡汕族人在當地居住已久，從未離開，也從未同意放棄其土地，而且因此保留著對全省約1．1萬平方英里土地在法律上的所有權。他們說他們很願意進行談判，但他們不願意被排除在談判之外。
我在乘飛機飛入當地的時候，能看到為什麼基特卡汕族人會對這片地區感情深厚。飛機掠過球岩山(Rocher de Boule Mountains)白雪皚皚、宏偉壯麗的峭壁，闖入兩條森林茂密的河谷的交匯處。霧氣在大地上升騰。人們在河裡捕撈虹鱒和鮭魚，雖然其所在距海岸有165英里之遙。
從屬於基特卡汕族的基特麥克斯人，其總部在黑茲爾頓村，但絕大多數成員都住在鎮外的一個居留地。我驅車趕往這個居留地。基特麥克斯族議會首領尼爾•斯特裡特(Neil sterritt)在那裡向我解釋了這起訴訟。這個坦率、聲音溫和的人一開始是做採礦工程師的，之後卷起袖子回鄉，準備跟這場曠日持久的法律糾紛打交道。經過多次審訊和上訴，加拿大最高法院於1997年裁決，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必須與基特卡汕人談判決定土地的歸屬情況。直到這次訴訟提出20年之後的2005年，雙方的會談仍在進行。
過了一會兒，斯特裡特帶我去了卡汕(Ksan)，這是一座創建於1970年的歷史公園兼藝術學校。公園裡有幾所重建的長屋，其外表滿是高貴的、紅黑色的西北部海岸印第安藝術。藝術學校培訓當地印第安人把傳統設計轉化為絲網印刷品的技巧。斯特裡特把我留在校舍的一間休息室裡，讓我到處看看。那間屋裡的東西比他也許已經發現的還要多，我很快找到了一些像是貯藏著美麗的古老面具的盒子。在它們的邊上是一大堆現代印刷品，其中一些用的是與舊法相同的設計。屋裡還有一盒一盒有新有舊的照片，很多都記錄了傑出的藝術品。
在西北部海岸的藝術中，其主題是平坦而扭曲的，就好像是被從三維壓成了二維，而後又折成了折紙一樣。最開始，我發現所有的設計都很難解釋，但是很快，其中一些設計就脫穎而出了。它們用乾淨的線條，把空間切割為既簡單又複雜的形狀：物體被填進另一些物體裡，生物被塞進它們自己的眼睛裡，一半是獸的人和一半是人的獸，所有這些都是變形和超現實的騷動。
有少數幾件物品我一看就能立即理解，很多我完全不能理解，有些我以為我理解了但實際上可能並沒有，還有一些可能連基特卡汕人自己也無法理解，就像大多數如今的歐洲人無法真正理解拜占庭藝術在創作之時對人們情緒產生的影響一樣。不過我還是對這些大膽的圖案線條感到欣喜非常、眼花繚亂，因為我在窺探的，是一個自己此前並不知道其存在的、充滿活力的過去，而且這個過去還持續對當下發揮著一種我未能注意到的作用。在接下來的一兩個小時裡，我一件一件地欣賞起這些物品來，而且總是渴望看到更多。通過編撰這部書，我希望能與諸君共用自己當時(以及自那時起每每就此產生)的興奮之情。

再版說明

《1491》的讀者時不時地來信問我，如果我可以重新寫一次的話，我會不會做出什麼根本性的改動。在過去，我總是會說我不知道。這個問題理論性太強，難以回答，而且也沒有人能夠給我提供回答的機會。準備《1491》的更新重修版本，給了我這種機會。自從本書首次出版至今，研究人員的確得到了在最初15000年的美洲歷史上令人神往的發現，但它們非常切合作為本書主題的學界新見。這些基本觀點是：印第安社會的規模比人們此前相信的更大(第一部分的中心)，更為古老而先進(第二部分)，對環境也產生過更大的影響。在我看來，這些觀點依然代表了學界絕大多數人的意見。因此，雖然我更新了一些內容，但我並沒有改變《1491》的基本結構。這本書保留了其原汁原味，但同時也為新讀者的閱讀體驗考慮，進行了微調和修正。

後記

1940年春，作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帶領家人逃離納粹鐵蹄下的歐洲，乘船前往美國。納博科夫是俄國一個貴族家庭的後裔，但他依然憎恨自己出生地無處不在的階級限制的奴性。當卑微的美國曼哈頓碼頭海關的辦事員未能對其貴族舉止和血統心生畏懼的時候，他感到很滿意。事實上，他還報告說，“當他們打開我的箱子，看見兩副拳擊手套的時候，兩名辦事員就把手套戴上，打起了拳擊。另外一名辦事員對我的蝴蝶收藏產生了興趣，甚至還建議我把其中一種命名為‘隊長’。打完拳擊，有關蝴蝶的對話也結束之後，海關的人就讓我關上箱子走人了。”他們直截了當，甚至有些無禮的行為，還有那種不言自明的、每個人都處於相同的社會層次的假定，都令他激動不已。
……
眾生平等自由的觀念如今已經在全球範圍內深入人心，世所共知，以至於我們已經很難領悟它對人類社會帶來的變革之劇。如果說從英國到孟加拉，從瑞典到索韋托，地球上每一處都珍視自由，也不過只是些許誇張而已；大家都是豪德諾索尼人及其鄰人的孩子。現在讓我向非印第安讀者略作解釋：想像一下與一名來自1491年的豪德諾索尼人相遇的情景。與自家的先祖相比，人們在對方那些旋渦文身、不對稱髮型和俗麗長袍之下，至少是在某些特定方面辨識出這是一名和自己相似得多的個體，難道算是無法思量的事情嗎？

目錄

地圖列表
緒論
序言/霍姆伯格之誤
1. 俯瞰
在貝尼省
霍姆伯格之誤
“人類及其作品的缺失”
另外的新石器革命
一次有導遊的旅行
第一部分/毫無根據的數位
2. 比林頓為何活了下來
友善的印第安人
黎明之地的成年禮
觀光和背叛
骷髏地
詭計
3. 在四分之國
“當頭一棒，擊中眉心”
塔萬廷蘇尤
印加人的鍍金轎
處女地
等差數列
4. 常見問題
坐不滿揚基球場
脆弱性的遺傳學
“怖畏之象”
花與歌
判定責任
第二部分/年代久遠的遺骨
5. 更新世的戰爭
可能非常怪異的單倍群
失蹤的支派
瞎子領瞎子
福爾松和老頭子
克洛維斯共識
洲際鴻溝
全國各地
靠岸
6. 棉花（或者是鳳尾魚）和玉米（兩個文明的傳說，第一部分）
大型建築
棉花時代
小玉米棒
世界上最蠢的問題
7. 文字、輪子和傳遞作業（兩個文明的傳說，第二部分）
像葡萄一樣紛紛掉落
橡膠人
計數與文字
從1-地震到8-鹿
輪式插曲
秘魯飛地
製造聖石
第三部分/圖像的山河
8. 美洲製造
進入水域
與自然友好相處
壁爐
萬座土墩
美國低地的興衰
百年戰爭
9. 亞馬遜河流域
奧雷利亞納的見聞
綠色監獄
潘卓品塔達岩洞
在西部
降水物理學
歷史的饋贈
10. 人造的荒原
俯首皆是千株葛根
每四隻鳥中就有一隻
新的海岸
後記
11. 和平大律法

附錄A負載詞
附錄B說話的結
附錄C作為例外的梅毒
附錄D曆月

塔萬廷蘇尤

1491年，印加人統治著世界上最龐大的帝國。它大過中國的明王朝，大過在伊凡大帝治下大肆擴張的俄羅斯帝國，大過薩赫勒地區的桑海帝國和西非高原上強盛的大辛巴威帝國，大過如日中天的奧斯曼帝國，大過三國同盟（這是阿茲特克帝國更為精確的名稱），更遠遠大過任何歐洲國家。印加人的管轄區跨越了驚人的32個緯度，這就好像從聖彼德堡到開羅都在同一個勢力的統治範圍內一樣。整個帝國的領域包含了每一種人們能想像到的地形，從亞馬孫上游的雨林到秘魯海岸的沙漠，再到二者之間，兩萬英尺（約6100米）高的安第斯峰頂。牛津大學歷史學家菲利佩 費爾南德斯–阿梅斯托（FelipeFernándei-Armesto）寫道，“如果可以用一個帝國的環境適應性來衡量其潛能的話，那麼印加人就是那個時代裡最令人歎為觀止的帝國建設者。”

印加人的目標，是把南美洲西部大量不同的部族結合起來（這裡面有的部族和印加人自己一樣富庶，有的貧窮而無組織，每個部族都講著不同的語言），納入到皇帝直接管理的單一官僚體系內。這不僅僅是政治意義上的統一，印加人還想要整合區域內的宗教、經濟和藝術資源。他們的方法既大膽又粗暴，還頗為有效：他們把全體居民直接遷出其故土，並利用全球最大的道路系統進行運送，這是一條長達25 000英里（約40 233.6公里）的石料路面的要道網路；他們還強迫遷出者和其他部族一起，投身于龐大而偏遠的國家農場和建設專案之中，而且只能使用印加的通用語言Runa Simi 。為了監督這項巨大的事業，印加人發明了一種獨特的文字，即按序列地線上上打結，這讓人聯想起如今的電腦語言。（見附錄B：說話的結。）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已過世的考古學家約翰 H 羅（John H. Rowe）認為，印加人對其領域的重新整合是如此之成功，以至於安第斯地區的歷史“並非始于（南美人）與西班牙征服者的獨立戰爭，而是始于（帝國創立者）帕查庫提在15世紀的天才組織能力”。

秘魯高原和印加人一樣卓越非凡。康奈爾大學的人類學家約翰 穆拉（John Murra）寫道，這是地球上最特立獨行的地方，“那裡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們）違背了所有的表面邏輯，堅持居住在海平面10 000英尺（約3 048米）以上，甚或是14 000英尺（約4 267米）以上。任何別的地方都沒有人能在如此明顯脆弱的環境中居住幾千年之久”。在任何別處，也都沒有人能住在海拔這麼高、多數農作物無法生長、地震和山體滑坡多發、極端天氣是家常便飯的地方，而且還能反復地創造出擁有先進技術的持久文明。印加故土的地勢最高，也最陡，其斜坡與水平面的夾角超過65度。（三藩市以其幾乎無法駕駛的山丘而聞名，那裡最陡的街道，斜坡與水平面呈31.5度。）況且這裡還最狹窄：在多數地方，從太平洋沿岸到山頂之間的距離不到75英里（約120.7公里），在有些地方還不到50英里（約80.5公里）。按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傑瑞德 戴蒙德的說法，生態學家的假定是，最初的大規模人類社會往往誕生於那些“在短距離內，高度和地勢變化各異的”地理環境中。新月沃地就是一例，伊朗西部的山嶺與全球最低的死海，包圍著底格裡斯和幼發拉底這兩大水系。秘魯是另外一例。在山峰與海洋之間的短暫旅途中，遊客將經過全世界34種主要地理環境中的20種。

 

安第斯原住民攝影家馬丁 昌比（1891~1973）的這幅作品，拍攝的是秘魯高地的印加遺跡Wi.ay Wayna。人們在高度如此不適宜居住的地方生活，並反復創造出複雜的物質社會來，這是全球僅有的孤例。

為了在這種陡峭狹窄的生態系統大雜燴中生存，安第斯地區的社群往往派代表和僑民到上坡或下坡去住，那裡有著本地沒有的資源。每處都有可取之物：海洋裡的魚類和貝類，沿岸河谷的豆子、南瓜和棉花，山麓地帶的玉米、土豆和藜麥（一種安第斯糧食），高地的美洲駝和羊駝的毛和肉。這些衛星定居點的居民與中心區交換物品，把豆子送上山，得到美洲駝的肉乾。雖然極少能夠回到這片故土，但他們都始終保留了這裡的公民身份。安第斯地區的人們結合了多種生態系統的產物，他們因此得到了高於每個單幹社區的生活水準，也均攤了整個地帶頻發的自然災害的風險。穆拉給這種生存模式起了個名字：“垂直式群島”（verticalarchipelagoes）。

垂直管理有助於安第斯諸文化的生存，但也使其保持了狹小的形態。由於山體的存在阻礙了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由東向西來協調商品和服務的流向則方便得多。因此，在歷史上大多數時候，該地區都處於一堆中小規模文明混雜、每個文明只與其近鄰產生互動的狀態。儘管如此，安第斯地區還是有三次大一統的時期，由興起的單個文明將此前獨立的群體在同一面大旗下團結起來。第一次霸權時代的領袖是查文文明（Chavín），它從西元前700年到基督紀元之初，長期控制著秘魯的中部海岸和毗連的山地。在查文文明衰落之後，再度興起的是兩大強國：技術先進的瓦裡帝國（Wari）統治著曾在查文治下的海岸地區，而蒂亞瓦納科（Tiwanaku）則以的的喀喀湖為中心，該湖是秘魯和玻利維亞邊界上一座龐大的高山湖。（我此前對瓦裡和蒂亞瓦納科已做過簡要敘述，在本書的第6章和第7章還會繼續講述其故事，以及印加文明興起之前的大量其他傳統。）瓦裡和蒂亞瓦納科崩潰後，在西元第一個千年的末期，安第斯地區分裂為各個碎片化的社會政治實體，在接下來的300多年裡也一直如此，只是有一個重要的例外。之後，印加人就出現了。
印加帝國是安第斯地區有史以來最大的國家，也是最短命的國家。它興起於15世紀，持續了不到100年就毀於西班牙之手。
印加人不太像征服者。甚至到1350年的時候，他們還只是安第斯中部政壇上無關緊要的一股勢力，而且還是新來者。在西班牙耶穌會傳教士博納布 科波（BernabéCobo）記錄的一個口述傳說中，印加人的始祖，是有著四兄弟和四姐妹的一家人，他們不知為何離開了的的喀喀湖，四處遊蕩，直到發現了後來成為印加首都的庫斯科。為印第安人“極端的無知與殘暴”而歎息的科波，將此斥為“可笑的”故事。儘管如此，考古研究已經在大體上證明了這種傳說：印加人似乎的確是在1200年左右由別處（或許正是從的的喀喀湖一帶）遷徙到庫斯科來的。
與原住民對印加歷史的記述最為相近的殖民者的說法，源自胡安 迪貝唐佐斯（JuandeBetanzos）。這個娶了印加公主的西班牙平民，後來成為了殖民政府最傑出的翻譯。根據對其姻親的採訪，迪貝唐佐斯估算道，印加人出現於庫斯科地區的時候，當地已經有“200多個”小規模部族了。而他們定居的庫斯科，是一個“有大約30間狹小而簡陋的草房”的小部族。考古證據顯示，印加人逐漸地強大起來。其命運的明顯轉捩點出現於印加人不知何故，與一個名為昌卡（Chanka）的部族為敵之時。昌卡最終向印加發動了進攻。這次不起眼的省際爭執，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據16世紀神職人員米格爾 卡貝洛 巴爾博亞（MiguelCabelloBalboa）一部被廣為引述的編年史的說法，昌卡人的這次攻勢發動於1438年。當時的印加領袖是維拉科查 印卡（WiraqochaInka） 。據科波的記述，維拉科查作為“一名勇敢的王子”，在青年時代就顯示出了“好戰的”本質。即位後，他更是立誓說“將要征服半個世界”。或許如此吧。但在昌卡入侵時，他帶著自己四個兒子中的三個，包括其指定繼承人印卡 烏爾科（InkaUrqon），逃離了轄域。他年輕的兒子印卡 庫西 尤潘基（InkaCusiYupanki）拒絕逃跑。相反地，他奮不顧身地與昌卡人作戰，以至於（傳說）連當地的石頭也都加入了保衛戰。印卡 尤潘基贏得了這場戰鬥，並俘獲了很多昌卡的領導人。他隨後剝了他們的皮，以示慶祝；皮薩羅就看到過這些展出的戰利品。但是印卡 尤潘基先把俘虜們帶到了他父親那裡，以便於維拉科查 印卡完成勝利儀式：在他們身上擦自己的腳。
擔心印卡-尤潘基太過自我膨脹的維拉科查 印卡，選擇用這一時刻來提醒
這個小兒子，他依然是自己的從屬者。他宣揚說，擦腳儀式的榮耀其實屬於下一代印卡，即印卡 烏爾科。迪貝唐佐斯寫道，“作為回應，印卡 尤潘基乞求其父去踐踏這些囚徒，還說他取得這場勝利，可不是為了讓諸如印卡 烏爾科和自己其餘兄弟這樣的娘兒們來幹這事的。”激烈的爭論導致了一場僵局。就好像一場莎士比亞戲劇似的，維拉科查 印卡決定殺掉這個煩人的小兒子。（維拉科查 印卡手下的一員將領後來解釋說，這是“一個瘋狂的衝動”。）但印卡 尤潘基事先聽到了風聲，於是這項陰謀失敗了。感覺受辱的維拉科查 印卡下野流亡，而印卡 尤潘基以勝利者的姿態回到了庫斯科，把名字改為帕查庫提（Pachakuti，意為“驚世之人”），同時宣稱印加的統治家族是太陽神的後裔。此後，他東征西討，所到之處，勢如破竹。
嘿，等會兒！讀者可能會這麼說。這個家族故事簡直是一部太棒的情節劇了，似乎可以理所應當地質疑一下它是否真實發生過。畢竟，關於印加史的全部已知文字記錄都是在歐洲征服此地後完成的，而這時距離帕查庫提的崛起已經過了一個多世紀了。而且這些記錄彼此之間還各不相同，有些甚至大不相同。這不僅僅反映了作者的偏見和無知，還反映了其消息來源為了說某個家系的好話，能夠隨意踐踏歷史。出於這些原因，部分學者對現存的編年史全然不予理會。另一些學者則指出，做記錄是印加人和西班牙人都有的悠久傳統。總體來說，這些編年史家似乎意識到了其見證者的角色，也試圖達到這一標準。他們對各個事件的版本在大體上是一致的。因此，多數學者都明智地利用了殖民時期的記錄。我也在試著這樣做。
在執掌國家政權後的25年時間裡，帕查庫提開拓了帝國的疆土，從秘魯中部的高原到的的喀喀湖及更遠處的地方。他的方法比人們預料的要更為精妙而划算。對欽察（Chincha）這片沿岸山谷的緩慢接管就是一個範例。1450年前後，帕查庫提派遣了一支以其養弟卡派克 尤潘基（QhapaqYupanki，大意為“慷慨的貴人”）為首的軍隊前往欽察。卡派克 尤潘基率領數千兵卒長驅直入河谷地帶，卻通知驚慌失措的地方名流說，他對欽察一無所求。曾於16世紀50年代調查了河谷歷史的兩名西班牙神父報告說，“他自稱為太陽之子，而且說他是為了他們好和為了每個人好而來的，他並不想要他們的銀子、金子或者是女兒。”這名印加將軍遠沒有以武力平定這片土地。事實上，他把“他攜帶的全部物品”都留給了當地人。他幾乎是把欽察的領導層都埋在了成堆的貴重物品下麵。而作為其慷慨相助的回報，這名將軍只是請對方表示一點點感激之意，最好是以一幢大房子的形式贈予己方。這樣，印加人就能在屋裡進行工作，而僕人們也就可以烹飪、清掃和置辦這個前哨基地裡需要的物什。當卡派克 尤潘基離開時，他還請欽察人送工匠和貨物到庫斯科去，以此繼續表示他們對印加的感激之情。
10年後，帕查庫提又派遣了另一支部隊趕赴該河谷。這一次，部隊的指揮官是他的兒子和繼承人托帕 印卡 尤潘基（ThupaInkaYupanki，意為“尊貴的印卡皇室”）。托帕 印卡與當地領導層進行密談，並對河谷生活的改善提出了許多富有創見的想法，這些想法都得到了對方由衷的支持。當地領導人按照印加的範本，把全部人口都列入徵兵範圍，依據性別和年齡把各家各戶分為不同的序列，每個序列的首領向其上級序列的首領報告。“這一切都是為了讓人們知道誰在負責。”西班牙神父們寫道。托帕 印卡向這些被組織起來的人們委派任務：在此地開路，把欽察與印加治下的其他區域連接起來，為印加人修建一座嶄新的宮殿，並打理為其留出來的田地。托帕 印卡顯然把欽察留給了其兄弟來繼續管理和經營當地人的謝意。
其後的拜訪者是帕查庫提之孫，他可能在15世紀90年代到訪了此處。與他同時到來的，還有印加人對土地及服務的升格要求。互惠的外表正在褪色。到了那時候，欽察人除了屈服，已經沒有什麼其他的選擇了。他們被印加轄區所包圍；其經濟與帝國組織牽絆難離，其成百上千的子民執行帝國的命令。欽察精英不敢與印加軍隊進行較量，總是順從而不勇猛，在殖民政府中也獲得了這樣那樣的美差。但他們作為獨立實體的領地已經不復存在了。
1976年，如今就職於華盛頓特區的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愛德華 N 勒特韋克（EdwardN.Luttwak）出版了一本富有挑戰意味的關於羅馬帝國時期的小書。他在書中區分了領域式的（territorial）帝國和霸權式的（hegemonic）帝國。領域式的帝國用軍隊直接佔領土地，趕走舊的統治者，將其領土併入己方。而在霸權式帝國中，被征服地區的內部事務仍歸其原統治者處置，他們只是成了諸侯而已。領域式帝國控制嚴格，但其維持成本高昂；霸權式帝國的維持成本則很廉價，因為原地方首領承擔著管理成本，不過君主與諸侯之間的鬆散聯繫促進了叛亂的形成。每一個意在開疆拓土的國家都是二者的混合體，但所有美洲原住民的帝國都偏向於霸權式經營。由於沒有馬匹，印第安士兵的行進速度不可避免地比歐洲或亞洲的士兵都慢。部隊一旦用作佔領軍，就不能夠被迅速地再行分配。因此，印加人只能幾乎是被迫地指派地方首領，而不是將其替換。他們不遺餘力地踐行著這種策略。
帕查庫提於1643年將軍事指揮權轉交其子托帕 印卡，自己則把注意力轉移到以帝國風格完全重建庫斯科上來。在此過程中，他躋身於歷史上偉大的城市規劃者之列。儘管他吸收了安第斯地區的美學傳統，帕查庫提還是在印加藝術與建築史上刻下了自己的印記。蘇美爾與亞述的建築鑲嵌著燦爛的馬賽克和壯觀的壁畫，而印加風格卻是冷峻、抽象的，簡略到只剩下幾何圖形；事實上，這有著驚人的當代色彩。［按秘魯評論家塞薩爾 派特諾斯托（CésarPaternosto）的觀點，諸如約瑟夫 亞伯斯（JosefAlbers）、巴內特 紐曼（BarnettNewman）和馬克 羅斯科（MarkRothko）之類的20世紀油畫家都受到了印加藝術的啟發。］

印加的磚石建築使西班牙征服者感到驚奇，後者不能理解他們在沒有灰漿和役畜的情況下，是怎麼把這麼大的石頭拼接到一起的，而且這些建築還十分耐用。美國探險者海勒姆 賓厄姆於1913 年拍下了馬丘比丘要塞的照片。儘管沉寂了4個世紀，該要塞當時幾乎還是完好如初的。

位於新庫斯科心臟地帶的，是阿瑪斯廣場（theplazaofAwkaypata）。這座長625英尺（約190.5米）、寬550英尺（約167.6米）的廣場，幾乎全部被市里工人每天從太平洋沿岸運來並耙平的白沙覆蓋著。紀念碑狀的別墅和廟宇從三面包圍了這個空間。其牆體都是用大石塊切割而成的，切割技術之精准，安放之嚴絲合縫，以至於皮薩羅的弟弟佩德羅（他以侍從的身份跟隨其兄）報告說，“連大頭針的針孔都紮不進接縫裡。”與這些建築正面相對的，是大盤大盤擦亮了的黃金。當高山的陽光籠罩阿瑪斯的時候，橫片的白沙和斜片的黃金甚為扎眼，整個空間儼然成為頌揚光的露天劇場。
在帕查庫提的宏偉設計中，阿瑪斯廣場是帝國和宇宙的中心。四條高速公路從這座宏大的廣場向四周延伸，而這四條公路劃分出了不對稱的四個部分，這也正是他把塔萬廷蘇尤（即“四分之國”）帝國劃分為四個部分的依據。印加人認為，四分呼應著天國的秩序。銀河，安第斯宇宙學中的一條廣闊的天河，在與地球軌道呈28度角左右時橫穿秘魯的天空。一年中有6個月，星流可以說是由東北向西南斜穿天際；在另外6個月裡，它們由東南向西北斜穿而過。這種變化與雨旱兩季之間變化的時段大致重合（這也是銀河將賦予生命的水源供給大地之母的時節），並把天空劃為四截。而反映了這種模式的阿瑪斯廣場，是宇宙的軸心。

在印加首都庫斯科周圍，有著400多座“wak’a¡±，即具有靈力的地方。它們多數都是石頭，其中有些雕刻著精美的圖示，或許與其所影響到的地區有關。

不僅如此，庫斯科還是第二種精神模式的中心。從阿瑪斯發散出去的，是41條歪曲的、富有精神力量的線條。這些被稱為“zeq’e”的線條呈蛛網狀，相互交織。它們連接著大地的特有物產：泉水、墳墓、洞穴、聖地、田地和石頭。在庫斯科周圍，有約400座“wak’a”（與聖地多少有些相像），首都四周也因此聚集著大地的力量。（在印加曆法中，“zeq’e”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印加曆由41個星期組成，其中每週有8天。）“Wak’a”與“zeq’e”二者形成的網路，關聯性極其複雜，以至於哥倫比亞大學考古學家特倫斯 丹特洛伊居然寫道，“許多勤奮的學者都只能撓著他們的腦袋，去相信其他人的判斷了。”每一座“wak’a”都有著自己的意義、相對的地位、社會關係以及一套在儀式上的用法。城外的一塊大石，據說是最初的印加兄弟之一的石化之身；印加部隊常會給這塊石頭穿上精緻的衣服，並作為某種能帶來好運的護身符隨軍攜帶。科波觀察到，為了記下這些華美而豐富的聖地和線條，整個帝國“在庫斯科城有1000多名男子，是什麼其他事情都不做，而只記著這些東西的”。
帕查庫提不僅重塑了都城，還為塔萬廷蘇尤奠定了其特徵的制度基礎。幾個世紀以來，當地村民都會花一定時間，以團隊作業的形式來完成社區項目。通過交替使用恐嚇與哄騙的手段，帕查庫提把當地人服務的義務擴大到了無法想像的程度。他通過法令宣佈，塔萬廷蘇尤的一切土地與財產都屬於國家（事實上，都屬於印卡本人）。因此，農民就不得不定期成為帝國的農夫、牧人、紡織工、泥瓦匠、手藝人、礦工或者士兵。他們通常會離家幾個月之久。他們人在旅途之時，國家為其提供吃、穿、住（其來源都是其他工作人員提供的貨物）。這些應徵的士兵修建了水壩、梯田和灌溉渠；他們在國有土地上務農，在國有牧場中養牧，在國有工廠裡制罐，還儲滿了幾百家國有倉庫；他們鋪平了高速公路，為攜帶資訊和貨物的長跑者與美洲駝提供給養。帝國以專政手段加大了對安第斯地區垂直管理的力度，把人民和物資往返運送於地區內的每一個間隙。
這種經濟體系最不驚人的特徵，是它的運轉不需要錢。誠然，貨幣的缺失在當時並沒有出乎西班牙侵略者的意料；直到18世紀，歐洲多數地區也是如此。不過印加人甚至連集市也沒有。按照經濟學家的預估，這種非市場的經濟體（有人稱之為垂直的社會主義）應該會產生嚴重的低效現象。這些確然存在，但其過失是由生產過剩而非需求所造成的。西班牙侵略者驚奇地發現，印加倉庫裡囤積著大量原封未動的布料和物資。但對於印加人來說，庫存大量盈餘是聲威和富足的象徵，這都是計畫的一部分。秘魯小說家馬里奧 巴爾加斯 略薩（MarioVargasLlosa）注意到，最重要的是，塔萬廷蘇尤“設法根除了饑餓”。他雖然並非印加的支持者，但還是承認說，“縱觀全球，只有極少數的帝國達成了這一壯舉。”
塔萬廷蘇尤每吞併一個新的地區，印加人就會從其他偏遠地區強制性地大量移民至此，並向新移民分配土地。新來者被鼓勵保留其衣著與習俗，而非融入當地生活之中。為了溝通，雙方都被迫使用其征服者的語言RunaSimi。從短期來看，這一做法導致政局緊張，而印加人則借此插手調停並控制雙方。從長遠看，這會（如果成功的話）侵蝕各文化之間的差異，從而打造出一個新的、刻著塔萬廷蘇尤記號的國家。但是在民族這盤大棋上，印加人把棋子支來支去的規模，無疑會令人欽佩。驚人的是，很多地方的外國人在數量上都超過了原住民。最終，民族衝突有可能導致塔萬廷蘇尤像南斯拉夫一樣土崩瓦解。但是如果皮薩羅沒有去打斷這一進程，印加人或許可以創造出一種與中華文化同樣持久的統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