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註定愛就是痛：蕭紅別傳（簡體書）

月下， 80后才女，現居北京，多家報紙、雜志特約作者，已出版長篇小說《你是笙歌我是夜》，文化隨筆《愛恨不如期：遺世獨立張愛玲》《傾我至誠 為你鐘情：張國榮的影夢人生》等

自序 疾風吹折累凌霄
第1 章 蕭紅與家族　
夢一樣的童年　
一切只為上學故　
一場風花雪月的故事　
逃離，失敗，再逃離　
流浪的腳步走遍天涯　
第2 章　蕭紅與蕭軍　
從“拯救”開始的宿命　
貧困中的無力感　
用什么對抗這無邊的虛無　
關于愛的哲學　
我要和你同姓　
他的戀人來了又去　
我的眼淚只為你流　
源源而來捂不住的傷　
這真是一個發瘋的社會　
你不過是英兒的玫瑰　
第3 章　蕭紅與魯迅　
千里馬遇上伯樂　
沉浸于慈父般的愛　
天空變得陰沉沉　
被扣的“愛情”之名　
第4 章　蕭紅與端木蕻良　
一個溫柔且善良的人
最純潔的三人行　
《紅樓夢》里的癡丫頭　
小竹棍的象征　
走出你驕傲自負的料定　
對一個女人最大的贊賞　
危險的想象是毒藥　
不為人見的蜜月生活　
緘口不言的尊重　
落紅無語對蕭紅　
1第5 章　蕭紅與駱賓基　
她又遇上了駱賓基　
捱不過多愁多病身　
第6 章　蕭紅的文學世界　
《生死場》中的失語　
《呼蘭河傳》中的情調　
《小城三月》凄美的愛情故事　
《馬伯樂》一場鬧劇　
結 語 人，得自個兒成全自個兒　
主要參考文獻　

一個溫柔且善良的人

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長發半遮著秀氣的臉，似乎要遮住那蒼白、憔悴的面容，微微駝起的背更帶出一種疲弱不堪，他只站在那里，沉靜而內斂，仿佛要將自己隱匿在人群中，可是，一雙“拔佳”長筒馬靴，一套“一字肩”西裝已經讓端木蕻良在這群穿布鞋、草鞋的落拓不羈的左翼文人中顯得卓爾不群。
這是1937 年8 月，胡風出面邀請蕭紅、蕭軍、曹白、艾青、端木蕻良等作家商議籌辦一個刊物。二蕭初次與端木蕻良見面，因為都是東北人，三人很快便聊到了一起，蕭紅聽說端木已到上海一年多了，驚奇地問：“我們怎么沒聽老胡說起過你呢？要不我們早該認識了。”大有些相見恨晚之感的蕭紅不由得怪胡風“單線領導”，把作家當成“私產”，文雅靦腆且還沒有什么名氣的端木面對蕭紅的大驚小怪只是笑了笑，沒說什么。
籌備會上，胡風提議刊物叫《抗戰文藝》。蕭紅覺得這個名字太一般，提議不如叫“七月”，以“七七事變”作抗戰文藝的開始，含蓄且帶一點詩意。端木也非常贊同這個名字，他一開口，嘶啞的嗓音便暴露著羞澀的天性，他的想法卻偏偏與蕭紅湊巧相近，兩人會心一笑。由此，《七月》正式創刊。以后在 《 七月》的見面會中，端木與蕭紅也常常聊到一塊兒去，他們的觀點也總是相似或相同。
這種會心的懂得實在難得，與此類人聊天如沐春風。可是沒多久，上海時局惡化，一些同人紛紛撤離，《七月》文友也如云四散。
10 月，蕭紅與蕭軍跟隨上海的文化人撤退到武漢，在“華佗號”上遇見昔日《國際協報》同事于浣非，他現在已經是船上的檢疫員。恰巧詩人蔣錫金經常在“華佗號”上借宿過夜，于浣非介紹二蕭與蔣錫金認識。于浣非告訴蔣錫金，二蕭正在找房子，可否去錫金家里住。錫金應允，領二蕭住進武昌水陸前街小金龍巷21 號自己的家里。二蕭住臥室，他則搬出來住在書房。三人相處甚是融洽，蕭紅在家里做飯，見錫金外面的包飯吃不好，就勸他在家里一起吃，有時候她給蕭軍洗衣服，順便也把蔣錫金的衣服洗了。錫金不在家時居多，二蕭就各占一間，寫作互不相擾。有時半夜里蕭軍寫《第三代》懶得起來去開門，就讓蕭紅去給錫金開門，她常常捎帶悄聲罵蔣錫金一句：“你這個夜游神！”蕭紅做飯洗衣服之外，開始抽空寫《呼蘭河傳》，把寫成的部分給錫金看。長長的抒情，遲遲不見人物出場，錫金有些納悶她到底要寫成什么樣的小說，但是還是非常喜歡這種悲涼細膩的味道，說她寫得好。
這期間，蕭紅寫作不多，只為《七月》寫了《小生命和戰士》《火線外》《一九二九年底愚昧》等幾篇散文，且質量都不高，從標題即可以看出都是一些迎合抗戰的應景之作——直到1938 年底，二蕭與端木三人都沒有寫出些東西。葛浩文說他們的三角戀愛情勢對創作非常不利，“每人充其量不過寫了幾篇‘報告’文章，而那些也不過是闡述作家責任之類的文章。”——你以為有些人在你的生命里只是蜻蜓點水，蕩起幾圈波紋就消失了，留下一抹淡淡的記憶在歲月中或沉淀或稀釋，卻沒想到，他還會回來，而且毫無防備地進入你的生命。
10 月16 日，胡風又組織人將《七月》在武漢復刊，胡風、蕭軍分別給回浙江三哥家養病的端木去信，催他馬上動身來武漢，說上海的老朋友們都在，就等他了。因風濕病住在三哥家的端木看到這信更是待不住了，不聽三哥勸阻，立刻乘次日火車到了武漢。
端木進屋后從細瘦的手上脫下棕色的鹿皮手套，笑著對蕭紅說：“ 我的手套還不錯吧？”蕭紅接過手套試著戴在自己的手上，“哎呀，端木的手真細呀，他的手套我戴正合適哩。”看著兩人所施的“見面禮”， 坐在木椅上的蕭軍也只是坦直地一笑，他不知道自己催端木前來的那封用文言文寫就的熱情洋溢的信所埋下的隱患。端木想搬到小金龍巷與二蕭同住，又不好意思說，二蕭就同錫金說了。錫金聽后也表示同意，他們向鄰居借了一張竹床，讓端木睡在書房里。
四人生活在一起，小院里變得熱鬧起來。晚飯后，他們常常唱歌跳舞，蕭軍會唱京戲、評戲，有時候和蕭紅一起跳卻爾斯頓，學大神跳薩滿舞，引得同宅院的孩子們扒著窗戶看熱鬧。四人常在一起開玩笑、抬杠。談論中外古典名著和一些文藝問題，有時也討論時事，分析戰局。還異想天開地要開餐館，錫金分工說讓蕭軍干重活，蕭紅下灶，他和端木跑堂。這還是由蕭紅的“大菜湯”引發的，這道湯讓幾個人吃得特別起勁，其實就是一種俄國菜湯：白菜、土豆、番茄、青椒、厚片牛肉大鍋煮，相當于上海的“羅宋湯”，易做好吃，且營養豐富。
在戰爭中能過這樣安穩、溫馨的日子很是難得，此時蕭軍身邊沒有別的誘惑，再加上錫金、端木更是排除了寂寞，不像兩個人的時候——現在再有爭論，蕭紅已經有了幫手。有一天，他們談起什么樣的文學最偉大，蕭軍故作挑釁，說長篇小說最偉大，中篇次之，短篇更次之，至于詩歌，更不足道。進而聯想到在座幾位的創作，他說自己正在連載的長篇小說《第三代》被評論家贊譽為“莊嚴的史詩”，最偉大，端木計劃重寫毀于“八一三”炮火中的《科爾沁旗草原》，要等寫出來后再看，蕭紅雖也在寫長篇，但她“沒有那個氣魄”，而錫金寫詩，一行一行的，更不像什么，他伸出小指頭，“你是這個！”（蕭軍真是自大狂，不過有時候也自大得可愛。）錫金自然知道他故意逗他，不理他。蕭紅和端木卻和他爭辯起來。蕭紅搬出很多道理反駁他，端木則繞著彎地稱贊蕭紅的作品“ 有氣魄”，后來錫金在一旁忍不住也參與進來，吵吵鬧鬧地像在吵架。恰在這時胡風來了，問明原委后覺得有意思，就讓他們把這些想法寫出來，要發在《七月》上。
三天之后，只有蕭軍交了稿，大家一看，又笑又罵，蕭紅更是氣壞了，“你好啊，真不要臉，把我們駁斥你的話都寫成了你的意見！”揮拳頭就捶他的后背。蕭軍大模大樣地說：“ 你怎么罵人，再罵我揍你！”然而自知理虧，彎臉笑著讓她打了幾下，并說：“要打就打幾下，我不還手，還手怕你受不了。”
據說此時蕭紅竟是涕泗滂沱的，難怪在蕭軍眼里她永遠“不成熟”，他只覺得她認真生氣的樣子“好玩”，并沒有在乎她敏感的自尊。他喜歡在朋友面前揭她的短，也是為了看她“好玩”的樣子吧。但現在不一樣了，一直處于弱勢的蕭紅，有了援手了。每每二蕭發生爭執，端木多站在蕭紅的立場上，這讓她有了一種憑借和力量。在這個男性霸權的社會里，她終于遇到了一個欣賞自己、支持自己的男人。
駱賓基說：“ 不只是尊敬她，而且大膽地贊美她的作品超過了蕭軍的成就。”發自真心，也不排除示好，她對端木對她的夸贊有保留，但還是喜歡聽。女人的心動總是從贊美開始。蕭軍和端木的爭吵變得多起來，一個自比托爾斯泰，一個自詡巴爾扎克（原來是兩個自大狂），一個認為對方的自然景色描寫哪像托爾斯泰，另一個則譏笑對方的人物一點也沒巴爾扎克味兒。兩人爭執之余又互相討論，別人插不上嘴，也沒有人愿意插嘴（狂到沒人愿意理，大概別人都覺得這倆人特沒趣兒吧），最后蕭紅說：“你們兩位大師，可以休息休息了，大師還是要吃飯的，我們到哪兒去呀？回家？還是過江去？”兩人立馬停止爭吵，計劃下一步的行程，他們經常去黃鶴樓、蛇山等地游玩。這時期的蕭紅也變得活潑多了，端木的存在讓她從附庸地位站到了中心位置，在男女群居的社會關系中，不是遵從“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律，而是“物以稀為貴”。貶而低，寵而嬌。此時，蕭紅的女性意識也在逐漸加強，尤其是當她讀了女作家史沫特萊的《大地的女兒》和麗絲琳克的《動亂時代》，書中女性的自主意識引起她的共鳴和震撼。
但是，蕭軍和端木對這兩本書的態度就很讓她失望，蕭軍翻了翻《大地的女兒》說：“ 這就是你們女人的書嗎？不好，不好。”端木看著封面笑得不亦樂乎：“《大地的女兒》就這樣，不穿衣裳，看唉！看唉！”蕭紅不愿意聽這種論調，轉身一個人悄悄出去買菜了。后來她還寫了關于這兩本書的評論：《〈大地的女兒〉與〈動亂時代〉》——她一生中唯一的一篇評論文章。據梅志說她也沒有做出深刻的評價，顯然蕭紅更適合寫散文而不擅長寫評論文章。不過這對于她自己卻是一個好的反思機會，結合自身經歷，對女人命運有了超越時代的認知：“不是我把女子看得過于了不起，不是我把女子看得過于卑下；只是在現
社會中，以女子出現造成這種斗爭的記錄，在我覺得她們是勇敢的，是最強的，把一切都變成了痛苦出賣而后得來的。”

最純潔的三人行
兩間房已經住了四個人，漫畫家梁白波又要搬進來，錫金犯了難，蕭紅卻是極度歡迎，她說：“ 那好辦，讓端木住到我們房間里，梁白波就住這間。”因為她早看出白波對錫金有好感，有意撮合他們（那個時候，即使有男友，也可以對另外的人有好感，“被”撮合的）。錫金卻認為男男女女住在一起難逃嫌疑，且文藝界嘴巴雜，一旦傳出閑話，沒法說清了。白波說你去看看我的住處吧。原來她借住在男友葉淺予一個朋友家里，她和房主輪流住著一張床，而且房頂傾斜，磚上也生了霉苔。看著這糟糕的境況，錫金不得不幫她整理行李，搬進了小金龍巷。
回家后，端木的竹床讓給白波住，他和二蕭合睡里間大床。因為三人都是東北人，當年在東北鄉下，一家老幼不避男女同睡一炕是極為平常的事，三人同睡一張床并沒有什么忸怩不堪，又是為了朋友的難處，當時是毫無芥蒂的，但在電影《蕭紅》中表現就不一樣了。章海寧說：“ 畫面中所展示和暗示的，并不是當時的實際情況。現在的人對女作家的情感本來就充滿了好奇和想象，你這么一拍，更落實了八卦。”把幾個心地坦蕩的人的動作拍得充滿暗示，引人遐想。雖然蕭紅與端木后來發生了感情，但不是在這個時候，連蕭軍也特別肯定這一點。
梁白波搬進來后更加熱鬧了，她給大家做地道的廣東菜，看見錫金抽屜里有畫紙和色粉，還要給四人畫速寫像。她首先給端木畫，端木因為頭發長，畫出來像個女人的模樣，蕭軍見了趕緊拒絕她給自己畫，害怕畫出女人氣來。沒多久，白波的男友來到武漢，她就搬走了。再之后南京陷落，武漢由后方漸漸變為前線，人們紛紛內遷重慶。孔羅蓀夫人帶著孩子去了重慶，錫金為了方便工作住進孔羅蓀家中。馮乃超也在夫人李聲韻搬去重慶后，搬到了孔羅蓀家，把自己位于紫陽湖畔的寓所讓給了二蕭，那里離胡風住處更近，商談《七月》事宜比較方便。只剩端木留在小金龍巷。臨走時，蕭紅說：“ 我們走了，沒人給你做飯吃，看你怎么辦？”端木說：“ 有煤氣爐，至少我還會下面條，餓不死的。”雖說是餓不死了，但家務沒人做，他一個人懶得收拾，房間里頓時變得凌亂不堪，桌上常常攤著筆墨、紙張，寫好的未寫好的胡亂扔著。二蕭時常回小金龍巷來看他，有時候蕭紅也會單獨來。她進了屋，一邊嘲笑他的臟亂，一邊幫他收拾。見桌上筆墨現成，她還頗有興致地拿起筆寫上幾個大字，兩人都是小時候學過繪畫的人，不但在文學上，在繪畫方面也有很多共同話題，審美觀念非常契合。一聊起天來就忘記了時間。有一天，聊著聊著不覺已經夜幕降臨，窗外月色怡人，蕭紅看了不覺有些忘情，站起來說：“ 今晚月色真好，我請你到外邊吃飯吧。”端木看了看天空的月亮，也興味盎然，便隨她一起走出門。在江邊挑了一家館子，他們揀了一個臨窗的位子坐下。談起目前的創作，談起對未來的打算——難得有如此意氣相投的傾訴對象，蕭紅感到非常快樂，因為蕭軍早就不耐煩傾聽她的內心了，他的大男子主義讓他對女人的心事不屑一顧。大多數人都有傾訴的欲望，卻很少有傾聽的能力。之前，蕭軍和蕭紅聊起自己的家鄉時，根本就是自說自話，蕭軍總是打斷蕭紅，蕭紅最終只能停止自己的描述，漫不經心又厭煩地聽他一個人說下去。有人在說，卻沒有人在聽。端木不一樣，他對蕭紅是欣賞且尊敬的，他不會搶著說，也不會不耐煩聽。他們都想知道對
方的想法，對方的喜好，你說了一句我就想說下一句，就這樣無休止地討論下去。這便是精神的契合，是未曾察覺的愛情的基礎。
從小飯館出來，皓月當空，四周一片寂靜，江上薄霧蒙蒙，蕭紅拉了端木走上橋頭，倚在橋欄桿上，仰望著那輪清冷的滿月，不由輕聲念道：“橋頭載明月，同觀橋下水……”只念了這兩句忽然停住了。端木自然能感覺到這兩句詩所蘊含的情境，他想她是酒喝多了，所以有些興奮，打斷她說：“不早了，咱們回去吧。”蕭紅也意識到自己今晚有些異常，“好吧。”她意猶未盡，很自然地挽起端木的胳膊往回走。
蕭紅一個人在往家走的路上，興奮漸消，冷靜下來的她不由得權衡蕭軍與端木的區別。蕭軍永遠給不了她這種浪漫的詩意的溫柔之感，她在端木身邊感覺到一種被溶化的微熏，心里輕飄飄的像要浮起來般失重。柔軟恬適，善解人意，端木給人一種平等的幸福感，在他面前，她是一個人，而且是個值得呵護的女人。不像蕭軍，總視她為附屬品。她也像其他人一樣感覺到端木的缺點，他的軟弱和退縮——之前，有特務到小金龍巷來抓人，蕭軍跟他們打了起來，而端木只縮在一邊，不言不動。不過蕭紅倒覺得端木這只是“文人氣”的表現，君子動口不動手，而面對兵匪，有理也說不清，所以端木既不動口也不動手了——臨被抓走時更有趣，端木挾了毯子并從錫金書架上抽下一本書，這是做好了長期坐牢的打算啊。端木隨物化形的
“水質”特點與他自身文化素養有關，他與那種汲汲于生的普通人不同。古人說：“ 形而上者為之道，形而下者為之器。”
端木作為形而上者，看到的是超越于實際的情形，所以他像莊子一樣不爭，雖然孔子說“君子不器”，但器是用來載道的，沒有這個“器”，端木的“出世”就顯得與世人格格不入，甚至讓人厭惡。而蕭軍順應時勢，喜歡做英雄，所以會大打出手，正如李零所說：“ 君子追求的是道，不是器，就像人吃的是
飯，不是飯碗。”蕭軍作為形而下者囿于“器”，追求器，自己也變成了器。
端木是有些清高的，在蕭紅死后十幾年不結婚，他追求的不是“器”，他不同于蕭軍這類“正常”人，正如一個朋友所說，端木是健全人，所以熱衷于數不盡的露水情緣，因健全而正常。蕭軍也是健全的人，他可以沒有愛情，但不能沒有女人，所以他可以在與蕭紅分手不到一個月的痛苦中迅速回到現實中
來，與另一個女人相愛并結婚。這正是端木不同于蕭軍也不同于眾人的氣質和作派的原因，端木出身地主家庭，孤傲“洋派”，他的裝束、他的行為舉止都顯得與眾人格格不入，再加上這種氣質和作派，周邊的
朋友都對他印象不佳，不愿意親近他、接納他（二蕭的好友張梅林和錫金都曾有些不以為然地描述過端木的衣著外貌）。蕭紅嘴上也說討厭他這種氣質，其實內心里是喜歡的，她要與別人同步，所以對他諸多抱怨，然而本身是為他這種氣質和作派吸引的，“同”不過是人類的保護色，“異”才是個性的魅力所在。
蕭紅后來常對聶紺弩說端木是“膽小鬼、勢利鬼、馬屁鬼”，而對端木的這些用詞會被別人當成她不喜歡端木，其實這也是一種撒嬌的喜歡，她喜歡端木卻故意這樣說，是為了騙別人也騙自己。
一天，端木不在家，蕭紅一個人邁進曾是三人共處的里屋，她的心忽然一下子煩亂起來，當初毫無意識的三人擠睡的大床卻多了另一種況味。恍惚迷離之間幼時祖父教讀的《節婦吟》跳入腦中。她走到桌前，拿起筆在鋪著的毛邊紙上寫下：“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恨不相逢未嫁時”反復寫了幾遍，這“恨”也便是“愛”吧。久不見端木回來，她一個人不無落寞地往回走，這份惆悵已經顯露無遺。端木回來后看到蕭紅留下的墨跡，也有一種難以言說的復雜心情，但是，介于她已為人婦的身份，他并沒有多想。對于蕭紅與端木之間的關系的微妙變化，蕭軍也有所覺察。他陪蕭紅來小金龍巷，也喜歡提筆揮毫。一次，邊寫邊高聲念道：“ 瓜前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叔嫂不親授，君子防未然。”覺得不盡興，又低吟著寫下“人未婚宦，情欲失半”八個大字。蕭紅明知大有深意，卻若無其事地走過來，笑著問：
“你寫的啥呀？字太不美了，沒有一點文人氣！”“缺乏文人氣”不是第一次聽到了，“強盜”般的蕭軍瞪了她一眼，“我并不覺得文人氣有什么好！”最具文人氣的端木自然聽了覺得不順耳，正想與他理論，胡風來了，把三個含了怒意的人叫到外屋。

蕭紅偏揀了端木身旁坐下，蕭軍則頭靠門框，眼神復雜地看著他倆。她靠近端木一是下意識的擇木而棲，因為端木已經成了她力量的憑借，一是對蕭軍剛才搶白的反感，她也要給他一點“顏色”看看。蕭軍一向是驕傲的，受到如此待遇自然憤恨不平，但是礙于情面，又不能說破。他和蕭紅開始發生激烈的爭吵，有時三更半夜，蕭軍會一腳踹開端木房門，看到只有端木安睡在床上，便默默退回去，有時會問端木，蕭紅去哪兒了？端木只能無奈且無辜地回答：“ 我真的不知道！”當時端木真是很無辜的，他對蕭紅只是欣賞和尊敬，面對突如其來的熱情，他并沒有往心里去。……
1938 年1 月16 日下午，《七月》開座談會，題為“抗戰以來的文藝活動動態與展望”，有胡風、艾青、聶紺駑、田間、蕭紅、端木參加，蕭軍因病未能出席。會上，大家毫無顧忌地談論著一些問題，氣氛非常熱烈。樓適夷認為文藝在大眾化過程中之所以弄成了口號化、概念化、沒有力量和真情，是因為作家在后方的生活與抗戰隔離得太遠。蕭紅卻明確指出：“我們并沒有和生活隔離。比如跑警報，這也就是戰時生活，不過我們抓不到罷了。即使我們上前線，被日本兵打死了，如果抓不住，也就寫不出來。”她覺得作家寫不出作品不是因為材料太少，不是因為沒有深入戰爭與前線生活，而是他們觀察不深入，不敏銳。淑明卻說：“ 不打進生活里面，情緒不高漲。”蕭紅強調：“不，是高漲了壓不下去，所以寧靜不下來。”蕭紅明顯感受到戰時大家都處于一種浮躁的心態，才無法深入思考，而未經思考與沉淀，所以才寫出標語、口號化的抗戰八股。她的這種寫作觀點顯然是高于那一大幫男性作家的，其實在這里也有“道”和“器”的區別，那幫男性作家處于戰爭中，太急功近利，而文藝作品的內容與思想應該是超越生活的，是升華的結果，而不是像新聞一樣記錄事實，不能僅僅看到“器具”。蕭紅的敏銳讓她對文藝作品有與眾不同的清醒認識，這是否也是她能夠對端木有不同于他人的看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