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商業領袖的25項課程：CEO溫斯頓·邱吉爾（簡體書）

雖然難以相信，但“創新思維”曾經是創造性解決問題的一個新鮮而引人人勝的忠告。自從20世紀70年代的某個時間這個詞語第一次出現以來，它已經被不斷反復使用，以致它已成為一種陳腐的思維方式，一種陳詞濫調——實際上可以這么說，它意圖去解放盒子里的決策者及其決策，但它自己卻成為了那個盒子里的囚徒。不過，你不妨把它當作一條全新的建議，如此一來，你就會理解海軍大臣溫斯頓·丘吉爾在1914年末——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約五個月所面臨的問題。
他的部隊和在西部前線的所有其他參戰人員一起被困在一個長達六百多英里的溝渠。該溝渠戰況慘烈，血流成河，從英吉利海峽沿岸一直延伸至中立的瑞士邊境。1914年夏天，戰爭看起來好像在第一個月就將結束，因為德國軍隊已長驅直入比利時和法國北部，迫不及待想入侵巴黎。但后來，指導這次掃蕩行動的著名的施利芬計劃卻動搖、潰散，最后徹底失敗了。1914年9月5日，入侵的德國軍隊停止行進，在法國首都三十英里左右的馬恩河兩邊挖戰壕。看到這里，法國和英國燃起了獲救的希望，但這個血腥僵局帶來的恐怖也由此增加。
西線是一個盒子，沒有人比溫斯頓·丘吉爾自己更清楚這個盒子的性質。戰后，在其所著的關于此次戰事的五卷權威紀實——《世界危機，19l1一1918》中，他稱戰斗是“通過殺戮和策略贏得勝利的”。技高一籌的將領依賴更多的是策略而不是殺戮。事實上，這是體現指揮官能力的一種指數：使用策略越多和依賴殺戮越少，他就越優秀。策略是應對戰爭的經濟和高效的方法，而殺戮則是浪費和高代價的方法。西線的僵局問題源于條件不允許使用策略。在戰場上，敵對的軍隊都力求側擊對方，即正面避開對方后，從側面攻擊或者繞過去從背后攻擊更好。正面戰斗是殺戮的行為，側擊戰斗是策略。然而，在西線上，每一次當一方想避開對方，把戰壕延伸到北邊或南邊時，另一方也會做同樣的事情。很快就沒有了進行這類回避的空間。在最后，唯有在把西歐一分為二的前線位置展開殺戮。
如同任何真正無畏的領袖，無論其來自一個軍隊、一個國家，還是一家公司，丘吉爾竭力去創造性地思考問題。他的觀點非常簡單：西線是一個盒子，因此，要從中跳出來。既然在西線上策略不可能得以執行，那么就轉移到還存在可能性的前線去。
“偉大的事情都很簡單。而且很多都可以被凝結成一個詞語：自由、正義、榮譽、責任、仁慈、希望。”——1947年5月14日在倫敦阿爾伯特大廳發表的演講
丘吉爾明白“大戰”是一場世界性戰爭，所以他想到了歐洲以外的地區。他審視著全世界的局勢，然后他所看到的是，與德國毗鄰的土耳其對英國和法國的東部盟友俄羅斯是一個威脅。土耳其威脅著俄羅斯的南部邊界，捆住了俄羅斯本來可以用來直接對抗德國和奧地利的部隊。在東線與俄羅斯對抗的兵力越多，德國和奧地利可以用于對付西線上英國和法國的兵力就越少。土耳其同時控制著達達尼爾海峽——把巴爾干半島與小亞細亞隔離開來的長而窄的海峽。如果盟軍能夠占領這個海峽，他們就可以打開一個去俄羅斯的直接通道，讓軍需物品和部隊可以從西到東自由流動。此外，土耳其將發現自己受到威脅，因而，甚至可能把這個國家徹底趕出戰爭之外。在這兩種情況下，土耳其軍隊均將不得不從俄羅斯邊界回撤，從而讓俄羅斯騰出很多兵力來對抗德國和奧地利。最后，奪取達達尼爾海峽的成功很可能會促使意大利加入到戰爭中來，加入盟軍；另外還有一些沒有參戰的其他巴爾干半島國家也可能加入盟軍，尤其是希臘。
在奪取達達尼爾海峽這件事上，說比做容易得多。狹窄的海峽防御工事穩固，對戰艦是一個極大的危害。在20世紀的早些時候，丘吉爾本人曾發表觀點說，牢固的防御工事和達達尼爾海峽的重炮決定了“強攻”該海峽幾乎不可能，因此，把“一個現代艦隊暴露”在海峽面前是愚蠢的。不過，丘吉爾還主導了對英國皇家海軍的大規模現代化建設，包括配備先進裝甲板、更為大型的槍炮和更為精準的射擊指揮系統。1915年1月，他向指揮地中海東部艦隊的海軍上將薩克維爾·卡登發去了一個問題。他詢問，在軍事技術取得進步的情況下，單獨依靠海軍力量是否可以削弱和攻克達達尼爾海峽？卡登回答說，如果船只數量足夠，就可以做得到。要制造真正大規模的火力，就意味著要在較舊、甚至過時的戰艦的基礎上補充現代化戰艦。這些老式戰艦配備的裝甲板沒那么強大，因而它們在土耳其海岸炮臺的火力下會更易受創。但是，丘吉爾認為這些戰艦過于老舊，或多或少可以犧牲。此外，一些較為老舊的戰艦及其船員的犧牲，將能挽救會在西部戰線被無謂殺戮的生命，這是值得的。P3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