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冒犯觀眾（簡體書）

迪倫馬特是我喜愛的作家，關于文學和批評的關系，他有一套幽默的見解：“文學與文學批評的直接聯系是微乎其微的，就像星球與天文學一樣。星球的存在可以不依賴天文學。而天文學卻不能沒有星球。天文學家要研究星球，而不是批評星球。有的評論家在我看來，就像某些天文學家一樣，只容忍太陽存在，而去詛咒那些未知的星球。因為他們不理解，就認為不可能。”
為了驗證他老人家的說法，十幾年來我嘗試著做批評，搞創作，包括操練他的老行當——寫話劇，終于得到了一點近乎廢話的體會：創作和批評確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活計。創作的第一驅力是作家生命的原始情結，它黑暗、無解、洶涌、自我中心，雖然知識和理性可以助益其表達，但其核心處于知識和理性之外；批評的第一驅力是批評家的真理意志，它光亮、博識、澄澈、理解他人，雖然激情和偏見的修辭會令它不同凡響，但其本質是對激情和偏見的克服。創作是作家通過一次次的“創世”行為，逐步開掘自我天性的過程，“天性”是其作品形式和主旨的真正上帝；批評則是批評家在博覽了幾乎所有類型的作品并生成自己的哲學觀念之后，對批評對象做出的審美和真理評判，“博識”是批評行為的前提條件。作家是花掉大量時光去跟原始情結做自我搏斗和認知的人；批評家是較早克服了原始情結而將心智輕快地轉向外部世界的人。作家閱讀自我，雖然這一“自我”也容納他人；批評家閱讀他人，雖然那些“他人”也映射其自我。作家的工作方法是“演繹”，從一普通尋常的“共相”出發，營造千變萬化的“殊相”；批評家的工作方法是“歸納”，從千變萬化的“殊相”里，尋求切中本質的“共相”。但作家和批評家中的偉大者，卻會消弭這兩種行當的邊界，共同趨向對“精神本體”的呈現，只是表達方式不同罷了——作家用形象，批評家用觀念。作家的形象含混多解，批評家的工作往往像是“轉譯”和“導覽”——將含混形象轉譯成普遍理性可以理解的語言，指給讀者去看其視野未及之處，揭示作家如何用肉身的魔術指喻“本體”的實相。但這僅僅是針對杰作而言。批評家的另一面目對作家可就不太討喜——即挑剔者、不買賬者、意義宣教者。對意義匱乏和審美平庸說不，是批評家的權力；說“不”的依據是其廣博的閱讀經驗和豐富的知識參照系。
行文至此，便要說到自己。經過十余年的批評寫作，我才確切地知道自己并不適合批評寫作。批評家需要輕盈、博識和系統知識，我的視線卻沉重、集中，缺少對系統知識的興趣。那么收在本書里的文字是些什么呢？只能說，它們是一個寫作者的一己偏見，源于持續不斷的執拗注視。這種偏見不是建立在廣博豐富的知識參照系之上，而是建立在自我探究的價值選擇之上；這種注視亦不是發乎學理的冷靜旁觀，而是自我投入的主觀凝視。對于注視對象，其態度不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便是“話不投機半句多”；作為報應，讀者對于本書，恐怕亦會如此。
這本集子里的文章陸續寫于2003年到2013年，多是關于文學和戲劇的散碎議論，偶爾觸及電影和泛文化議題，也是出于文學人的立場。貿然采用編年體例，雖有東施效顰大人物之嫌，但考慮到它的諸多好處——比方說，免于分類的生硬，方便事情的回想——也就顧不得許多了。書名定為“必須冒犯觀眾”，出自策劃編輯陳卓先生的卓見，頗與此書的魯莽氣質吻合，在此致謝。并深謝他對此書的青眼，以及充滿創意的勞動。
在修訂書稿的過程中，仿佛重溫了十一年荒廢而又慷慨的時光。感謝多年來一直給我勇氣和陪伴的家人。感謝那些招我讀書、看戲、寫稿、切磋，從而減輕我的荒廢之罪的師友。也感謝新星出版社和本書的讀者。但愿它沒有太過辜負你們的熱情。
2013年12月27日于北京
關于王小波的否定之否定
“一很asshole之想法”
1987年，身在美國的王小波給他的畫家好友陳少平寫了封信，信中對比利時皇家現代畫廊將前輩大師與后來者作品并陳的做法，大發感慨：“先至者備嘗尋求表達自己之痛苦，后來者乘亂起哄架秧子。愚弟自信對現代藝術的真諦已知其中之味矣。蓋道德非藝術，摹仿者非藝術。藝術只是人的感受與不同的表達方式。藝術需要一種偉大的真誠，為中國人所缺少者……我發現中國的文人……口頭上自稱后生小子，而無不以宇宙的中心自居。無論作文作畫，只是給出自己偉大的現世證明。或者在自己道德崇高上給出證明，或者在自己清高上給出證明，或于自己諳熟別人不懂的東西上給出證明。”他還談到未來的寫作：“我亦有一很asshole（“屁眼”之意，他說美國有人辦謙卑學習班，讓驕傲的學員認識到自己只是個asshole）之想法，有朝一日寫完很多書，出不出且另論，反正寫出來了，而且自信寫得極好，豈不可以興高采烈，強似眼下沒得吹也。相信高更梵高等asshole行將就木之時亦是如此想。因為書好不好與畫好不好，乃是有千真萬確的標準的，我對此已有極大的信心。但是書寫得好與畫畫得好，不一定能撈到油水。要撈油水尚要另一類功夫。以弟之見當然要兩全其美。于前者要盡力爭取，后者當然也不死心，只可惜希望渺茫也。”
此后十年，王小波歸國寫作，滿懷信心、不計油水地向他心中的藝術標準虔誠進發，現實也如他所料地以“渺茫希望”回報了他。這渺茫持續到1997年4月11日凌晨，他心臟病突發，悄然離世。
偶像的誕生及其黃昏？
如你所知，這不是故事的結束，而只是個開頭。死亡是一場核裂變，將一個人的精神能量急驟而炫目地播散。為什么如此？正如他的長篇小說《紅拂夜奔》所說：“衛公死了，這就意味著從此可以不把他當作一個人，而把他當作一件事。”由于王小波成了“一件事”，他在世時四處碰壁的作品便迅即出版，時至今日，每年都有不同版本的文集出版流布。十幾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津津有味地讀著，咂嘴連連，“好看好看”，殊不知這位伯伯的書之所以好看，就因為他寫作時從不考慮“出得出不得”，以至于只要他活著，還是“一個人”，就幾乎出不得。
最先敏感到王小波話語方式之開啟性的是一些自由主義人文學者。王毅先生這樣回憶他在1998年主編《不再沉默——人文學者論王小波》一書的起因：“20世紀90年代中國思想界出現一個低潮，人們忽然失去了原來的言說方式，急需一種新的方式把人們從失語狀態下解救出來，王小波的雜文和小說，就提供了這種新的方式。他沒有選擇像陳寅恪、顧準那種殉道者式的生存和言說，而是走上了一條‘兩邊開滿牽牛花的路’，這是一條‘簡單’的求得精神自由、心靈自由和人性自由的路，適合更多的人去走。”此書集結了當時國內最有分量的思想界人物如李慎之、王蒙、秦暉、朱正琳、許紀霖、汪丁丁、陳家琪、何懷宏、李銀河、艾曉明、崔衛平等，從文學、哲學、歷史和社會學等多個視角分析了王小波作品的思想和形式。“王小波熱”最早即以這種理論形態開始，并最終成為90年代以后中國最重要的精神景觀之一。一個作家以付諸生命的文學實踐觸及精神的現實，并由此而超越文學的邊界，啟示人們去建立更富個體意識、科學態度和創造精神的思想趣味與價值觀，這是“王小波熱”最主要的內涵。
在王小波深受思想界、大眾媒體和普通讀者認同的同時，“文壇的沉默”成為他逝世十五年間不斷被提起的公案，這一現象引來一些文學界人士的不滿：“王小波的死成了反證文壇‘衰落’與‘麻木’的證據，并成了一個‘示威’事件。”“因褒揚王小波而產生的對‘文壇’的指責，是對中國文學體制的指責，對文學體制背后的國家體制的指責，還是對某些文壇領袖的指責？或者說，對中國文化的指責？”“這種對抗性的強調，并沒有讓文壇真正變得寬容，也沒有改變‘文學場域’的利益游戲規則，反而使主流意識形態的‘甄別器官’更加敏銳，在增加媒體的‘話語能量’的同時，增強了文學體制本身的警惕性。”（房偉：《十年：一個神話的誕生》）
這位論者像所有政治妥協主義者一樣，希望以文學體制的接納來確立王小波的文學地位，卻害怕媒體的“過激”言論逆了體制的龍鱗，產生“反作用”。實際上并非如此。關于王小波的傳記寫作雖無進展，但他的兄長王小平今年出版的回憶錄《我的兄弟王小波》甫一面世，即受矚目。關于他的文學史敘述依舊闕如，但以他為題的學術、學位論文卻逾百篇，《六十年與六十部——共和國文學檔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當代室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一書中，《黃金時代》和《我的精神家園》作為其中的兩部年度作品，被中肯地評價（楊早撰寫）。天津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王小波研究資料》上下卷（中國小說學會主編、韓袁紅編，2009年），將他與沈從文、王蒙、莫言、余華等“正統”作家并列。房偉的《文化悖論與文學創新——世紀末文化轉型中的王小波研究》作為第一部王小波研究專著，2010年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無論王小波本人是否喜歡，他已成為文學的“民間意見”進入并影響文學評價體系的一個案例。
王小波幽默反諷的言說方式、古今對話的文體樣式受到了新世代青年的狂熱追摹，與此同時，他嬉戲禁忌、伸張自由的精神內核卻因風險過高而被有意無意地回避，甚至連敘述他生前的窘況，也會被視為不堪承受之重：“如果總是講述王小波生前的不如意，那誰還敢繼續走他的路呢？”一位“80后”記者憂心忡忡地問我。年輕人既愛王小波式的智慧，又怕這種智慧給自己帶來麻煩。如果前方有一個油水大大的保險，那么他們都愿意做他。問題是，王小波不是這樣煉成的。王小波的同義詞，就是不計利害的“冒險”二字。哲學家懷特海說得好：“沒有冒險，文明便會全然衰敗。”
盛極必衰，物極必反——我指的是王小波這種持續十五年被批量模仿、反復評說的狀況。一些文壇新貴因此對他的存在感到不勝其煩。他們一邊勤奮創作廣納粉絲，一邊把王小波視作已被超越、亟需砸掉的過時偶像：
青年作家馮唐：“文字寒磣、結構臃腫、流于趣味、缺少分量是王小波的四個不足。”“小波的文字，讀上去，往好了說，像維多利亞時期的私小說，往老實說，像小學生作文或是手抄本。”“幾十年后，如果我拿出小波的書給我的后代看，說這是我們時代的偉大杰作，我會感覺慚愧。”（《王小波到底有多么偉大》）
青年作家阿乙：“王小波的小說倒沒給我留下太多印象。”“在今天，我對王小波基本沒有感情。而且我覺得自己在26歲前的閱讀狀態基本是一種有毒狀態。”“后來我在他的文本里讀到他的優越感。我也不覺得他留下了什么典型的文學形象，他的文本留下的都是三個字：王小波。也許他和魯迅一樣，在針砭時弊上有突出貢獻，但從求知層面說，他誤人不淺。今天如果我的朋友還在看這類雜文，我會低看他好幾眼。”（《26歲之后不再讀王小波》）
青年作家蔣一談：“王小波的文學缺乏善，缺乏發自內心的悲憫。”“王小波的文學同樣缺乏美。王小波的寫作方式是單調的，他樂于重復自己……”“王小波的文字遺留下什么寫作遺風？戲謔、陰郁、殘暴、血腥、玩世不恭……”（《遺憾的中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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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小波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果真如此嗎？——到底是“江山代有才人出”，還是“后來者乘亂起哄架秧子”？
這是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