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詩選（簡體書）

《創美文學館·世界經典名著:普希金詩選》由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出版。

說不盡的普希金
提起普希金，就會在人們腦海里涌現出一連串看似相悖，實則相諧的對稱概念。
俄羅斯近代文學之父的普希金和世界文壇巨匠的普希金。普希金是自19世紀起的俄羅斯近代文學的奠基人，也是俄羅斯文學語言的創建者，因為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兩者本來就是相輔相成的。普希金率先沖破國界，引領一批俄國杰出的作家攀登上19世紀世界文學高峰，自己更躋身于世界文學巨匠之列。郭沫若說過：“普希金是俄蘇文學的開山祖，他在俄國文學史上的地位，等于意大利的但丁、英國的莎士比亞、德國的歌德。”我國上世紀80年代的一份調查早就顯示：我國讀者面最廣的外國作家是莎士比亞和普希金。到目前為止，我國已出版了《普希金全集》兩套，普希金的代表作《葉甫蓋尼·奧涅金》的十三種譯本，各種作品選集和作品單行本已越過一百大關。
俄羅斯詩歌的太陽普希金和俄羅斯的夜鶯普希金。太陽與夜鶯，同時被用作界定同一個詩人的隱語，似乎不可理解，但對于普希金來說恰如其分。俄國著名批評家別林斯基在論《葉甫蓋尼·奧涅金》時曾提到，“普希金以前的俄國詩只是歐洲詩神跟前的一個聰明而熟練的學步者”。另一位俄國經典作家岡察洛夫稱普希金為“俄國第一位詩人藝術家”。誠然，普希金之后的不論哪位詩人或作家，都是在他的光輝的照耀下踏著他的足跡前進的。普希金不但寫最純的詩（抒情詩），而且寫敘事的詩、童話的詩、劇本的詩、小說的甚至文論的詩。以普詩在傳承中大膽獨創之氣魄、捕捉生命律動之敏銳、內容之宏大、體裁之豐富、語言之精美和對后世影響之深遠而論，“太陽”這個隱喻用得并不為過。至于說“夜鶯”，則是從歌唱這層含義上說的，何況他很愛用夜鶯這個意象，用它來隱喻他對歌唱愛情的情有獨鐘，也是非常得體的。 傳奇的普希金和平易的普希金。普希金生在18世紀末（1799年）俄國一個衰落的貴族家庭，死于19世紀的一場為捍衛人格尊嚴的殘酷決斗。在他的身體中，有著俄羅斯人和黑人的雙重基因（母親是喀麥隆裔的漢尼拔的孫女）。普希金在十六歲那年所寫的抒情詩《皇村的回憶》（1814年），博得了詩界權威杰爾查文的賞識（被他譽為自己的接班人）。在短短二十年的時間里，他為俄國文學史寫下了十五個“第一”……他的生平真是夠傳奇的了。可是，他不是傲視普通人的超人，而是畢生注意傾聽并傾吐人民心聲的歌者。他用俄羅斯人民喜聞樂見的形式創作詩歌和散文。他在《葉甫蓋尼·奧涅金》中所塑造的多余人形象和在《驛站長》中所塑造的小人物形象，都植根在當年俄羅斯社會各階層普通人的心扉，這些和他的其他許多不朽作品一道自然地成了在俄羅斯家喻戶曉的文學經典。
憂傷的普希金和樂天的普希金。在俄羅斯這塊悲情叢生、悲劇迭出的土地上，無論在普希金之前，還是在普希金之后，詩人由于身兼人民精神領袖的角色而常常身遭厄運：因反抗暴政而遭監禁或流放，在當局的摧殘下被逼自盡或決斗，憂傷是他們共同的心境。普希金大量為時而作的詩是憂傷的，他的作品中悲劇成分多于喜劇成分，他本人也是悲多于歡，但是他給我們的印象似乎喜多于憂。這是源于他的氣質、胸襟、眼界和對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例如他在《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一詩中唱道：
心兒總是在憧憬未來，
現今常令人悶悶不快：
一切很短暫，一切會過去，
那過去了的，便貼你心懷。
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普希金的憂傷是“明亮的憂傷”，因為他堅信：
在不朽的智慧太陽面前，
虛假的睿智也黯然腐爛。
萬歲，太陽！速退，黑暗！
——《飲酒歌》
早逝的普希金和永恒的普希金。由于不堪沙皇專制制度的摧折，普希金這盞天才的明燈過早地隕滅了，他英年早逝在三十七歲這個據說不少天才都沒能逃過的年齡坎上。但是，他正如在《紀念碑》一詩中所預言的那樣并沒有完全死去：1999年詩人的二百周年誕辰不是過得比任何一個活著的人所過的生日都更紅火嗎？我國曾以史無前例、規模宏大的活動來紀念普希金這位外國作家，更具體而生動地證實了他是永恒的，是與全球的心靈同在的，是與真善美共存的。歷史已經驗證了他生前在《我為自己建造一座非人工的紀念碑》（1836年）中的預言：
我的名字將把整個俄羅斯傳遍，
提起我的將會有各種各樣的語言，
……
厚重的普希金和輕松的普希金。普希金雖只活了短短三十七年，但他為后世留下了無比豐厚的文化遺產：八百多首抒情詩、十二部長詩、六首童話詩、一部詩體長篇小說、多部散文體中短篇小說、六部詩劇、多篇政論、文論以及專著《普加喬夫史》等。他那等身的著作，生動而深刻地描繪和反映了俄羅斯的大自然、俄羅斯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規范并提煉了美麗的俄羅斯語言，從而成為俄羅斯文化和文學的杰出代表以至象征。但是，我們在看到一個如此厚重的普希金的同時，還看到一個輕松的普希金。他早在《我的墓志銘》（1815年）一詩中就白我調侃道：
這里埋葬著普希金，他畢生快樂，
總結交年輕的繆斯、懶散和愛神；
他并無什么善舉，但的確可以說：
論心地他是個好人。
俄羅斯的研究者有過如下的觀察和分析：“在生活方面，輕松是普希金世界觀的基礎，性格和人生履歷的特征，詩中的輕松成了他剛步入詩壇的條件。他一揮筆，評論界便稱他的詩‘非常的輕松和從容’，‘好像這些詩行無需任何斧鑿，使人覺得這些詩句是從他的詩筆下自形流瀉出來的’。”（《涅瓦觀察者》，1820年，第二期，《祖國之子》，1829年，第六十四冊，第三十六期，《和普希金一起散步》，王立業譯）。
時尚的普希金和經典的普希金。普希金被公認為俄羅斯文學經典中的經典。但作為俄國貴族社會中的一員，普希金不可能與上流社會的時尚習俗毫無瓜葛。因此，不但他的服飾和風度是時尚的，他的不少抒情詩也是他與當時的上流社會進行周旋的產物。值得我們學習的是：普希金不像今天不少人那樣任憑時尚淹沒經典，而是力求用經典引領時尚，使某些時尚的體裁也加入經典的行列。如抒情詩《致凱恩》、《我愛過您》等，后來都成了愛情詩的傳世之作。
風流倜儻的普希金和百代詩魂的普希金。普希金與繆斯結下了永生不解之緣。繆斯是古希臘神話中司文藝和詩歌的九個女神。普希金創作上的美神崇拜和生活中的美女情結互動的結果，便是他對美的神往變成了自己文學創作，特別是抒情詩創作取之不竭的源泉。作為異時、異域的異民族的我國讀者往往會感到不解：從一個人的心田怎么可能流出這么多愛情的旋律來呢？我們姑且拋開時代、階級、民族、個性等多種因素不說，單就文學源于而又高于生活這一基本原理而言，就足可以闡釋詩情升華愛情這一客觀藝術規律了。何況普希金有著超強的生命活力、對美和詩的天才穎悟和作為詩人的神圣使命感，勇于把真誠視為愛情與詩歌互通的心魂。因此，別林斯基負責任地說：“在普希金的任何感情中永遠有一些特別高貴的、溫和的、輕柔的、馥郁的、優雅的東西。因此看來，閱讀他的作品是培養人的最好的方法，對于青年男女有特別的益處。在教育青年人，培養青年人的感情方面，沒有一個詩人能比得上普希金。”（馮春的譯文）從這個視角最便于確認：普希金既是俄羅斯詩歌的夜鶯，更是俄羅斯詩歌的太陽，甚至可以說，普希金的詩稱得上是一位超越時空的心靈教師，正如黑格爾所說：“詩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人類最普遍、最博大的教師。”可惜，今天社會上有相當多的人受物質利益的驅使，已不再理會這句至理名言了。
俄羅斯的普希金和我的普希金。無論是說“俄國的但丁”、“俄國的莎士比亞”、“俄國的歌德”，或者是說“俄國的春天”、“俄國的早晨”、“俄國的亞當”（盧那察爾斯基語），普希金都是象征俄羅斯民族的首屈一指的民族詩人。但是，隨著他對后世影響的愈益深廣，“普希金”這個符號漸漸擺脫時空的制約，以致后代人甚至外國人都說起“我的普希金”來了。他們所說的“我的普希金”，有“他是我的心魂”和“我是他的延續”的雙重寓意。說過“我的普希金”的，不僅有勃留索夫、茨維塔耶娃等眾多俄蘇著名作家和詩人，而且也不乏外國有影響的作家和詩人。比如我國著名詩人邵燕祥在《我的朋友普希金》（1999年）一文中寫道：“我跟普希金結識是在1947年，那一年我十四歲，他已經一百四十八歲了，我們是忘年交。有人問，你的《假如生活重新開頭》是不是受了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騙了你》的影響，我相信這個感覺是可靠的。”“我的普希金”另一種演繹形式是“普希金和我”。上世紀最后一年，為紀念普希金二百周年誕辰，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文集《普希金與我》（孫繩武、盧永福主編），此書納入了一百位我國當代作家、研究家、翻譯家、編輯家對普希金其人其詩文感悟的篇章，可見這位俄羅斯文豪直至今日對我國文化影響之廣之深。“我的普希金”的第三個表現空間是在翻譯家心中。如果說，原著是“俄羅斯的普希金”，那么，譯著便既是“俄羅斯的普希金”，也是譯者的“我的普希金”，即“我所理解和表達的普希金”。可見，譯著再好，也不等于完全的“俄羅斯的普希金”。譯者的職責僅在于：使他的“我的普希金”盡量貼近“俄羅斯的普希金”而不受任何框框的局限。本書的譯者們正是在這個客觀標準上，誠懇地期盼讀者的批評和指正的。
雖然筆者拉拉雜雜說了上述關于普希金的許多話，但是仍感到言猶未盡，真是名副其實的“說不盡的普希金”，一如前人說過的“說不盡的莎士比亞”！
顧蘊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