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大國：古代中國的正義兩難（簡體書）

熊逸，著名學者。出版有《謀殺正義：正義觀念的心理根源、經典謊言與兩難問題》、《春秋大義》、《隱公元年》、《道可道：老子的要義與詰難》、《逍遙游：當莊子遭遇現實》、《思辨的禪趣》等書。他的真知灼見在思想界引發廣泛關注，有網友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讀熊氏書，想見其為人……”

1. 關注思想家在各種流行的社會觀念和社會思潮中所扮演的角色。
2. 探討古人對正義問題的紛紜復雜的或清晰、或模糊的認識。
3. 正義問題在抽象思辨中的邏輯終點及其在古代社會里的復雜呈現。
4. 延續了對自洽性正義規則的否定，揭示在古人的觀念里其實已經具備這樣的否定精神。
5. 探討古人所面臨的倫理上的兩難困境。

親情與國法孰先孰后；法律面前是否應該人人平等；法律條文是否應該向全社會公開；特權制度是否應該受到道德表彰；敵人陣營里的起義者是否應該受到我們的熱情接納；一切的侵略戰爭是否都是非正義的；在利益足夠大的時候，見利忘義是否才是惟一合乎道德的選擇……這些問題在今天看來似乎沒有任何值得討論的必要，然而古人的深思熟慮往往能使我們大吃一驚，而在我們認真聽過他們的理由之后，又不得不承認在這些看似荒誕的理由之中確實飽含著真知灼見。
作者學貫中西古今、論述充滿智慧與思辨，同時沒有絲毫的晦澀難懂，相反，即便是最普通的讀者也能看懂全書、并且為其真知灼見拍案叫絕，作者深知古人的觀念的確與現代人隔閡太大，必須先從觀念上懂得他們，然后才能夠妥當地理解他們的言談與舉止，憧憬與顧慮，乃至他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對于讀者來說，定能從中體會到智慧與思辨的趣味；而在思想界，它更是一本奇書，對于中國古代的政治、倫理、思想的把握與剖析，入木三分、一針見血，對于我們當今社會的思想發展有深遠啟示。

近幾年我的興趣主要集中在觀念史上，《古代中國的正義兩難》是計劃要寫的觀念史系列的第一部，探討古人對正義問題的紛紜復雜的或清晰、或模糊的認識。這個系列接下來還想寫的有《古代中國的詩歌生活》，從社會功能而非審美的角度分析詩歌的歷史流變；以及《古代中國的怪力亂神》，梳理古人信仰的歷程與旁門左道的觀念背景。
不同于將重點放在各大思想家與思想性名著之上的思想史，我所謂的觀念史，關注的是各種流行一時的社會觀念或社會思潮，當然，思想家在其中也扮演著或隱或現而不可或缺的角色。《古代中國的正義兩難》可以看作是《謀殺正義——正義觀念的心理根源、經典謊言與兩難問題》的續篇，事實上后者原本是作為前者的序言的來寫的，是希望在進入具體的古代中國的語境之前，先做一番抽象的思辨性概述，結果想說的話太多，不知不覺就形成了一本書的篇幅，于是就拿出來單獨出版了。
《謀殺正義》最先在香港出版，后來出大陸簡體版時，出版方迫于市場壓力，將書名改成了頗具公知風采的《我們為什么離正義越來越遠》。其實我對現實問題早已失去了關心，多年來過著足不出戶、目不窺園的日子，不看電視不讀報，如果不是因為顯示器上總有新聞彈窗出現而我又不懂屏蔽技術的話，我會連現任國家主席是誰也不知道。
我總是對一些遠離現實的東西興味盎然，因為在我看來，那里邊往往潛藏著一些更為本質性的奧秘，而其相關材料，只要我不惜氣力，也完全可以竭澤而漁，不至于如現實問題那樣只能讓我擁有盲人摸象般的管窺視角。所以，我既不知道、也不關心正義是否真的離我們越來越遠；假定該命題為真，我也既不知道、也不關心我們為什么離正義越來越遠。我略知且關心的，是正義問題在抽象思辨中的邏輯終點及其在古代社會里的復雜呈現——《謀殺正義》聚焦于前者，《古代中國的正義兩難》聚焦于后者。
《謀殺正義》，正如書名所暗示的那樣，否定了迄今一切正義理論的自洽性，亦即無論自由主義、社群主義，無論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康德的定言令式還是羅爾斯的無知之幕，以及其他種種試圖給正義做出自洽性框定的理論都是在邏輯上無

桃應的箭矢是這樣一個問題：“假如舜為天子，皋陶為法官，舜的父親瞽瞍殺了人，怎么做才是對的？”
在儒家傳統里，舜是理想型的天子，皋陶是理想型的法官，舜的父親瞽瞍則是一個理想型的壞分子。瞽瞍和那個同樣卑鄙惡劣，卻占有自己的全部父愛的小兒子象一起，三番五次地安排毒計，大有不把舜害死誓不罷休的勢頭。盡管瞽瞍是一個壞到令人發指且壞得完全不可思議的父親，舜卻始終是一個無怨無艾、一心盡孝的好兒子。那么，桃應的問題我們便可以換一種表達方式：天子是完美的，法官也是完美的，如果天子的壞父親殺了人，應該怎樣處理才是對的？
對這個貌似需要長篇大論來反復論證的問題，孟子只給了一個極其簡單明了的回答：“把瞽瞍抓起來就是了。”仿佛在孟子看來，桃應的問題根本就不成其為一個問題。
在孟子的直截簡略面前，桃應不免錯愕，于是追問道：“難道舜就不加阻止嗎？”
這個追問看來正在孟子的意料之中，而孟子繼續給出了一個直截簡略得近乎過分的回答：“舜怎么能去阻止呢？瞽瞍殺了人，當然應該被捕。”
桃應更加困惑了：“難道舜就這樣任由父親被捕不成？”
今天的讀者已經不太能夠理解桃應的困惑。在中國傳統的法律理想里，有一句眾所周知的名言，即“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也就是說，在法律面前應當人人平等。皇親國戚或任何特權階級肆意作奸犯科而不受法律制裁，這雖然在現實生活中比比皆是，但在法理上毫無疑問是大大不該的。然而事情的另一面是，儒家認為國家法理是家族倫理的自然拓展，孝道處于毋庸置疑的核心位置。桃應的問題便關乎法理，其言下之意是：舜如果聽任父親被捕伏法，作為兒子顯然有違孝道，那么以儒家的標準來看就很不合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