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梅娘（簡體書）

在她去世后的這段日子里，很多媒體報道了梅娘去世的消息和懷念文章。然而，其中以訛傳訛之處頗多。首先是她的生辰年月。1920年12月22日是學界普遍的說法，它源于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戶籍制度逐步健全之際梅娘在報戶口時的自我陳述。筆者于2011年著手準備《梅娘評傳》而搜集資料的過程中，發現華北淪陷時期的雜志上標注她生于1917年11月13日，當面求教之后，梅娘也并不否認，我便在其后發表的相關文章中，以原始資料為依據標注了梅娘的出生年月；而最新發掘的資料表明，梅娘生于1916年舊歷11月14日。關于梅娘報道的另一錯訛之處在于：普遍將淪陷時期上海女作家關露的照片錯當成梅娘的照片，還有的在紀念文章上放上了年輕時冰心的照片。起初我以為是作者所為，直到筆者的拙作《戰時下的文化觸變：以梅娘為研究個案》登載在《書城》2013年第7期上，發現未經作者允許，編輯又把關露年輕時的照片放進去了，我這才知道，關于梅娘，以訛傳訛的，除了梅娘本人、研究者，還有編輯。梅娘這位命運多舛的老作家，從出生到辭世，有關她的歷史都充滿了訛謬，我也不禁感慨：“都是胡扯，瞎掰！”
回到歷史，在東北淪陷十四年間，共出版女作家文學作品九種，梅娘就占了兩種(《小姐集》和《第二代》)。1939年下半年至1941年間從日本短期歸國住在北京，1942年之后定居北京，創作、翻譯、編輯，成為北京淪陷文壇最為活躍和知名的女作家。梅娘的作品也許無法光耀文史，但正如她對自己的定位：她只是一只草螢，發出點點微光，在民族蒙難的艱澀歲月，抱著灼亮黑暗一角的豪情，莽撞地運用了青春的筆，立志燃盡微光，送走生命。客觀地看，生存在淪陷區的中國人，他們既然存在于與日本殖民者所構成的殖民／被殖民的二元社會結構關系當中，必然與殖民體制保持著一定的共生關系。也就是說，除非離開淪陷區，或反抗流血而死，不管主動還是被動、愿意還是不愿意，他們都以不同的結構關系形式被嵌入這個殖民社會結構當中，因此不可能不與殖民者發生關系。個人失去行動與意志的自由，首先應歸咎于日本的侵略所造成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說到日本的戰爭責任，在梅娘去世次日，日本慶應大學杉野元子教授在給我的郵件中的一番話頗有深意。杉野老師說：“對日本占領時期梅娘的活躍狀況知道得越多，就越能體會日本的侵略戰爭讓人瘋狂的一面，就越能體會到創作如此眾多優秀的小說作品的不易。而想到這些，作為日本人，我實在是羞愧難當。”只有充分認識到對戰爭責任的深刻認知和擔當，才能讓中日兩國泯滅恩仇。這是另外一個話題，我在這里不擬展開敘述。我更想說的是，長久以來，我們后人不去觸摸日本侵略國土淪喪的那段歷史，總以為唯有侵略國日本需要反思，同時大量創作種種丑化日本、彰顯中國人神勇的“抗日劇”；另一方面，又往往將淪陷時期視為歷史的“黑暗時期”或“中斷時期”，敘說時盡可能一筆帶過，甚至具有忽略、遮掩甚至歪曲的傾向，以為不去碰觸那段歷史，將它翻過去，就能輕而易舉地洗刷掉歷史的疼痛、民族的恥辱。然而，在一年又一年的反法西斯勝利周年紀念中，種種充滿暴力的簡單敘述表明：由于我們沒有膽量去面對那段屈辱的國難史，我們民族的苦難仍然沒有有效地轉化為一種精神資源。這幾年，“填補現代文學的空白”、“把埋沒了的文學財富發掘出來，豐富我們的文學寶庫”成為淪陷區文學者最響亮的口號，而且事實上淪陷區文學研究也確實取得了卓著的成績。但不可否認的是，無論是基本資料的挖掘整理，還是理論的提升，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諸如作家生卒年、身世背景、創作的原始面貌，等等，如果我們不加以清理，淪陷區文學的基本的和整體的面貌仍然混沌不清，所以我們很容易在常識問題上犯低級錯誤。這是梅娘的生命歷程給我的啟示。如今，我寫作《梅娘評傳》(暫名)已經進入第四個年頭，這兩年多的時間里，我多方搜集有關梅娘的資料，發現她在“滿洲國”時期的文化活動基本沒有梳理，而她在北京淪陷區的文學活動也闡釋得不夠全面深入，更不甩提她在“反右”和“文革”時期的活動了。也就是說，她與歷史互動的深度和廣度并沒有得到深入挖掘。回憶我與梅娘的過往錄，我覺得認識梅娘的歷史，也是我個人不斷成長的歷史。我希望能夠寫出梅娘生命的底色，寫出她與中國歷史互動的深度和廣度。我想，惟有此，才能回報我與梅娘結下的這段緣分與情誼。
陳言，本名陳玲玲，江蘇宿遷人。文學博士，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領域為：戰時中日文學關系、淪陷區文學、沖繩問題及大江健三郎等，兼及翻譯的理論與實踐，譯有《沖繩札記》(大江健三郎原著，三聯書店2010)、《京都流年：日本的美意識與歷史風景》(奈良本辰也原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發表學術論文七十余篇。P4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