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民無地：城市化、土地制度與戶籍制度的內在邏輯（簡體書）

本書談論中國當下最炙手可熱的經濟/社會話題——新型城鎮化。開篇直指中國城市化的“畸形發展”現狀：對農村地區“化地不化人”；城市自我現代化，接受外來人口提供的勞力，但決絕他們的進入；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貧富差距日益加深等現實問題。而后，作者提出現行土地制度、戶籍制度是造成中國經濟、社會結構雙重扭曲的根本原因。并提出，應改變本是權宜之計的土地制度，允許土地私有；廢除桎梏農村人口發展的戶籍制度，從根本上排除農村人口遭到的歧視。最終，中國應尊重全球普遍的城市化發展規律，借鑒“老浦西”模式，發展內生型城鎮化，實現經濟、社會和制度的三方面轉型成功。

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美國著名文理學院——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經濟系終身教授。當過知青，與中國的“三農”問題結下不解之緣。
文貫中于1982年夏，獲復旦大學碩士學位；1989年冬，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在芝大做訪問學者和攻讀博士期間，文貫中專攻農業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曾擔任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會長，現為《中國經濟學前沿》共同主編，《中國經濟評論》、《中國經濟季刊》、《當代中國研究》等學術刊物的編委。
主要學術方向：中國的土地制度、戶籍制度，農業生產力及大饑荒，城市化的內生性，以及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等。

推薦序 周其仁：為民“守土”的文士
田國強：九州之上，公地之殤
第一篇 什么在掣肘中國夢的實現？
第一章 進退維谷的中國
一、中國社會悖論：上升的國民收入與積貧積弱的農民
二、源于土地制度的雙重結構性扭曲
三、戶籍制度與“偽城市化”
四、相對貧困化的中國內地農村
五、中國如何實現公平、有效的現代化？
六、中國城市化：反全球發展之道而行的“彎路”
第二章 扭曲變形的中國城市化之路
一、中國城市化困局之一：“化地不化人”
二、中國城市化困局之二：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導致城市自我現代化
三、中國城市化困局之三：現行土地制度的“四宗罪”
四、中國城市化困局之四：政府越俎代皰，法制與市場無法發育 推薦序 周其仁：為民“守土”的文士
田國強：九州之上，公地之殤
第一篇 什么在掣肘中國夢的實現？
第一章 進退維谷的中國 
一、中國社會悖論：上升的國民收入與積貧積弱的農民 
二、源于土地制度的雙重結構性扭曲 
三、戶籍制度與“偽城市化” 
四、相對貧困化的中國內地農村 
五、中國如何實現公平、有效的現代化？ 
六、中國城市化：反全球發展之道而行的“彎路” 
第二章 扭曲變形的中國城市化之路 
一、中國城市化困局之一：“化地不化人” 
二、中國城市化困局之二：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導致城市自我現代化 
三、中國城市化困局之三：現行土地制度的“四宗罪” 
四、中國城市化困局之四：政府越俎代皰，法制與市場無法發育 
五、中國城市化困局之解：城市化與城市現代化同步進行 
第三章 古今中外的“富農法則” 
一、中國古村“桃花源”的必要條件：土地產權和人倫秩序 
二、創造東亞經濟奇跡的條件：人口自由遷徙和土地私有、自由買賣 
三、使中國深陷農本社會的觀念性和制度性障礙 
四、“城中村”：進城務工農民身份與住房的緩沖帶 
五、消滅“鬼城”的關鍵：市場導向的地權和戶籍改革 
第二篇 現行土地制度的原罪
第四章 地權的“國進民退” 
一、現行土地制度對中國經濟結構的扭曲作用已原形畢露 
二、土地交易市場被政府的雙重壟斷“一手遮天” 
三、空前的“國進民退”：城市化何故等同于農地國有化？ 
四、中國的土地悖論：用“國情”代替市場規律 
五、走出現行土地制度困局之路：土地多元所有制和自由退出權 
第五章 現行土地制度“于農無益” 
一、現行土地制度只是權宜之計，無法構造“和諧社會” 
二、土地私有制為何遭到反對？ 
三、政府主導的外生型城市化，導致“制度性”排斥農村人口 
四、農民的土地資產無法金融化 
五、現行土地制度對農戶分享繁榮的致命傷害 
第六章 土地私有制真的行不通嗎？ 
一、“小產權房”：土地私有后的理性房價樣本 
二、“小產權房”轉正之難一：“集體土地不準入市”論 
三、“小產權房”轉正之難二：“影響房屋市場的公平競爭”論 
四、“小產權房”轉正之難三：“確保城市規劃、土地區劃”論 
五、允許土地私有化有利于國民經濟良性運轉 
第七章 土地制度改革向誰取經？ 
一、香港模式：一劑毒藥，一口陷阱 
二、新加坡模式：急功近利，投機取巧 
三、美國模式：和平、互利的農地征收過程 
四、日本經驗：體制不改，只學皮毛，于事無補 
第三篇 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戶籍制度
第八章 戶籍制度、土地制度與城市化陷阱 
一、一線城市吸收外來人口的能力已近消失 
二、身份尷尬的農民工：只提供勞力，無權分享繁榮 
三、龐大的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往何處去？ 
四、深圳樣本：用“城中村”消化農民工 
第九章 中國城市化實驗的成與敗 
一、無人的城市與無家的農民工 
二、市場導向的“老浦西”與政府導向的“新浦東” 
三、撲朔迷離的重慶模式 
四、重慶政府的“第三只手”：政府伸向市場的另一只“粗手” 
五、重慶公租房的高調和深圳“小產權房”的低調 
六、重慶模式：一場基于價格人為扭曲的賭局 
第四篇 中國城市化的路徑選擇
第十章 中國須重啟內生型城市化之路 
一、中國城市化的內在邏輯應與世界趨同 
二、城市化難以回避的普遍規律 
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的七大特色 
四、遵循經濟學的普遍規律，中國必須重啟內生型城市化 
第十一章 市場主導、政府輔助的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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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進退維谷的中國
由于全球性的國際收支失衡，世界性經濟結構的調整已經變得越來越無法回避。在這種時刻，中國依賴出口的增長模式已明顯無法持續。與其企圖控制無法控制的外部環境，不如承認自身的嚴重結構性失衡，加速改革過時的制度提升內需。目前，中國現行的土地制度已經造成兩種結構性扭曲：第一種，中國未能在農業比重急劇下降的同時相應減少農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嚴重滯后和城鄉收入差的惡化；第二種，中國未能將其服務業的就業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農村的普遍隱性失業和集聚效應的浪費。
美國在2008年爆發的次貸危機最終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并嚴重影響全球繁榮，世界經濟在2009年出現了多年未見的負增長。不像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的安然無恙，由于短期和長期原因，中國這次顯然無法獨善其身。從短期看，這次危機雖然源自美國，但迅速波及全球，中國的出口嚴重遇阻。雖說從2008年秋天起為了拉動內需、對抗金融危機，中國政府陸續注入四萬億紆困資金，2009年的信貸更高達9萬多億元，支撐了經濟增長。但這畢竟是救急的短期政策，無法長此以往。
各國同步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避免了全球經濟重陷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但據國際貨幣組織（IMF）的預測，發達國家的經濟仍十分脆弱，世界經濟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而且一旦全球經濟穩定之后，各國擔心惡性通脹尾隨而至，必然急謀財政性和貨幣性刺激措施的退出。短期內，中國的外需顯然無法恢復到往昔的榮景；從長期看，中國面臨的是自身和全球性的經濟結構失衡，以及由此引起的國際收支失衡。與其企圖控制無法控制的外部環境，不如承認自身的嚴重結構性失衡，加速改革過時的制度，以便更好地應對全球化過程中的各項挑戰，才是萬全之計。
秉著這樣的思路，我希望能盡微薄之力，在自己的學術領域內勾勒出中國經濟的各種失衡和匡正之道。
一、中國社會悖論：上升的國民收入與積貧積弱的農民
著名學者蔡昉等人在2006年前后提出了一個很值得注意的觀點：中國是全世界制造業工資上漲速度最快的國家，預計在今后的幾年里還會加速，中國現在已經處于由勞動力供應過剩到勞動力供應短缺的拐點，證據是“民工荒”的蔓延和工資的顯著上升。
與此同時，在日常交談時常常有人問我，為什么一般來說，中國的農民比城里人窮得多？他們的收入差距為什么還在擴大？數據也說明了這個問題，雖然2007年中國的農業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仍高達55%，但所創造的農業總產值僅占國民生產總值（GNP）的13%；而城市人口（包括農民工）盡管只占總人口的44%，卻創造了87%的GNP。如果將GNP看作一國總收入的近似值，則55%的農村人口通過農耕等只獲得總收入的13%；剩下的45%的城市人口卻獲得了總收入的87%。
另外，中國西南財經大學以甘犁教授領軍的研究團隊在2012年發表的一個關于收入分配的報告中指出，中國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基尼系數值現在已經達到0.612012年1月18日，國家統計局一次性發布了連續10年的中國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是0.485，2006年是0.487，2007年是0.484，2008年是0.491。然后逐步回落，2009年是0.490，2010年是0.481，2011年是0.477，2012年是0.474。。改革開放初期的基尼系數值是相當低的，在0.3左右，不過當時是很多人為因素讓這個系數值顯得很低，并不正常。但是在如此短的時間里，這一系數值上升得如此之高，也是需要我們正視的。
這兩個看似相關又相悖的問題，實實在在地存在于現實的中國經濟與社會中。回答這兩個問題的路徑不同，但是起源卻是殊途同歸——過時的土地制度。
先說蔡昉等人提出的“民工荒”和工資上漲的問題，這種現象一旦成為長期趨勢，加上人民幣正在加速升值，新的《勞動合同法》也已付諸實施，綜合起來無疑會使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上的比較優勢很快消失。有人也許會說，中國正好趁機向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全面升級，這不是很好嗎？持這種觀點的人也許不在少數。可是我們不要忘了，向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全面升級的前提是剩余勞動力的消失。
中國的剩余勞動力真的已經吸收完了嗎？讓我們來看看中國的現實。以中國13億人口計，如55%的人仍生活在農村，則意味著尚有7.15億農村人口，而且他們還處在平均年收入非常低的狀態。近年來由于大批耕地流失，現在還剩下18億畝多一點的耕地，即農村人口的人均耕地面積大約為2.5畝。假設平均每畝耕地一年帶來800元收入，則農村人均年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可是，因城市化、工業化和基礎設施的建設，中國的耕地只會日漸減少。因而即使在農村人口不變的情況下，農村人均耕地也會只減不增。
這說明，要想顯著擴大農戶平均經營的土地規模，需要移出農業的人口還十分龐大，中國的剩余勞動力遠遠沒有吸收完畢。
如果工資上升和人民幣升值迫使中國決定向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型產業全面升級的話，則主要吸收非熟練工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就會萎縮。也就是說，“民工荒”引發的高工資會導致現有農民工無人雇用。農民工的返鄉加上農村人口的自然增長，使農村的人均耕地面積進一步下降，農村的人均收入自然更難提高。政府除非經常人為地提高農產品的價格，或者經常提高對農戶的各種補助、津貼，否則無法提升農民收入，但這些顯然不是長久之計。
“民工荒”與大量剩余勞動力并存的悖論背后，卻是農民的收入相對于城市居民越來越滯后，反映為城鄉之間的基尼系數迅速升高后又長期居高不下的殘酷事實。這就和第二個問題聯系上了。
我們回到最初蔡昉等人提出的問題，導致城鄉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的罪魁禍首之一“民工荒”，又是如何產生的呢？中國明明仍有7.15億農村人口，他們在2007年的人均年收入僅為2000元左右，為什么會出現“民工荒”呢？我認為，決定民工能否留在一個城市定居、工作的根本原因是住房的租金或價格。但是，中國在當前的條件下，只有少量有技術的農民工才能在城市找到工資較高的工作，因而支付得起昂貴的房租或買得起房。
造成這一結果的深層原因是現行土地制度。雖然城市居民中的大部分是中低階層，包括外來民工，但由于土地供應完全由國家壟斷，房屋市場無法對中低階層的需求做出反應。雖然大量的樓盤空置，但這些房屋并不可能成為中低階層特別是外來民工的棲身之地。
二、源于土地制度的雙重結構性扭曲
我們再來討論上述第二個問題，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為什么這么大，而且差距越來越大？從三大產業的學術角度分析，原因是中國的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并沒有隨農業比重的急劇下降而同步下降。
一般來說，在經歷迅速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經濟中，作為一個普遍規律，農業生產總值在GNP中的比重必然日益下降，制造業和服務業的比重必然上升。與此同時，農村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也會隨之相應下降。如果農村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的下降速度快于農業生產總值在GNP中的下降速度，則農民的相對收入就會改善；如果農村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的下降速度等于農業生產總值在GNP中的下降速度，則農民的相對收入就會變化不大，但至少不會惡化；可是，如果農村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的下降速度遠遠慢于農業生產總值在GNP中的下降速度，農民的相對收入就會日益惡化。今天的發達國家當年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一般能做到農村人口比重和農業產值比重的同步下降，避免了農業人口的貧困化。而中國卻屬于第三種情況，即農業產值比重的下降速度遠遠快于農村人口比重的下降速度。
有辦法使農業的產值在GNP中的比重不下降乃至上升嗎？答案是，作為經濟的普遍規律，這是不可能的，而且這一比例的下降也表明社會在進步。然而，這對中國農村的人口來說卻不一定是好事，除非他們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也能相應地不斷下降，否則農民的收入相對城里人就會每況愈下。
據聯合國人居署報告（UN-HABITAT 2008），到2008年初全球首次有五成的人居住在城市。根據官方公布的數據，中國截至2013年年底的城市化率為53.7%。但是經濟學家華生在2008年指出，官方數字顯然被高估了。由于排斥性的戶籍政策和高昂的房價和租金，中國城市中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員并不能在城市中定居，因而不能算是城市正式定居人口。按照他在2008年的計算，2007年中國城市化率其實不到28%，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大約22個百分點。中國真實的城市化率應該在28%~45%，也就是說農民數量還是占了總人口的大多數。
由于人均耕地面積的局限，農村其實面臨普遍的隱性失業，允許農民進城打工極大地改善了農民的收入，但卻沒有根本改變他們的處境，原因是城市化的滯后。如果中國能夠提高城市化率，就能借助集聚效應和充分就業，提高這些原來在農村的隱性失業人口的收入。我根據《中國城市化率白皮書 2007》的數據，將2007年中國和世界在城市化率上的差距計作17%，以中國人口13億計，未來應該有2.2億人進城定居。這對房屋、能源、基礎設施、內裝修，以及教育、衛生、交通等都會帶來巨大需求，并會極大地提高國民素質。
要指出的是，這2.2億人中至少有1.5億人已經在城里打工，所以需要進城的人數其實只有0.7億。但是，由于預期無法在城市定居，1.5億已經進城的農民工只能竭力按照農村的消費習慣生活，以便省下錢來寄回老家。他們的孩子將在農村環境中長大，然后再進城接替自己的父輩回鄉后留下的空缺。這種城鄉之間的人口循環，極大地抑制了中國城市化和內需的發展。
城鄉人口結構變化滯后于三產結構變化，造成城市化滯后；而這種滯后又進一步導致中國三產內部結構的失衡。后者表現為中國的服務業無論是對GDP的貢獻還是對總就業的貢獻都遠遠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目前，世界各國服務業產值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是68%，2013年中國服務業產值占GDP的比重只有46%左右；至于服務業對就業的貢獻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差距更大，2007年中國服務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比重為的32.4%，而2000 年世界平均水平就已經達到45%，如果中國2007年的這一指標能提高到45%，按中國總人口13億計，所能創造的新就業機會就將達到1.69億個，遠遠超過需安置的新增城市常住人口0.7億。
總結而言，中國現行的土地制度已經造成兩種結構性扭曲：第一種，中國未能在農業比重急劇下降的同時相應減少農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嚴重滯后和城鄉收入差的惡化；第二種，中國未能將其服務業的就業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農村的普遍隱性失業和集聚效應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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