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路線在殷都（簡體書）

本書全面系統地總結了河南省安陽市殷都區創新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及其取得的成效，安陽市殷都區可作為新時期踐行黨的群眾路線的鮮活樣本供各地參照學習。

楊思遠，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安陽市殷都區可作為新時期踐行黨的群眾路線的鮮活樣本供各地參照學習。

前言
第一章　“依靠群眾參與”，創建“十大員”組織
一、“依靠群眾參與”破解社會治理難題
二、“十大員”群眾組織
三、政治文明“三大舉措”推動“十大員”群眾組織的快速發展
四、發展“十大員”群眾組織，完善基層社會治理體系
第二章　城管人成為群眾眼里“最可愛的人”
一、城管窘境何其多
二、對城管執法的思考
三、設不設、在哪設攤群點，群眾說了算
四、愛民如傷，真情執法
五、寓“群眾路線”于“3+N”城管工作新機制
六、“刁民”和“土匪”的轉變
七、回歸人民公仆
第三章　“政聯－合作”模式破解征地拆遷困局 前言
第一章　“依靠群眾參與”，創建“十大員”組織
一、“依靠群眾參與”破解社會治理難題
二、“十大員”群眾組織
三、政治文明“三大舉措”推動“十大員”群眾組織的快速發展
四、發展“十大員”群眾組織，完善基層社會治理體系
第二章　城管人成為群眾眼里“最可愛的人”
一、城管窘境何其多
二、對城管執法的思考
三、設不設、在哪設攤群點，群眾說了算
四、愛民如傷，真情執法
五、寓“群眾路線”于“3+N”城管工作新機制
六、“刁民”和“土匪”的轉變
七、回歸人民公仆
第三章　“政聯－合作”模式破解征地拆遷困局
一、探究各地征地拆遷困局之根源
二、“政聯－合作”模式的基本原則
三、“政聯－合作”模式的具體做法
四、“政聯－合作”模式的經濟意義
第四章　依靠群眾參與處置非法集資案
一、“全民集資”狂熱后的危機
二、各地頻頻出招喜憂各半
三、“雙線工作法”：群眾委員會和政府工作組一道工作
四、集資戶代表全程參與非法集資案的處置
五、政府的“服務、幫助與落實”
六、依靠群眾參與處置非法集資所取得的成效
第五章　誠信殷都建設
一、誠信體系的建立是現代文明的重要標志
二、誠信殷都建設的實施步驟
三、政務誠信建設
四、行業誠信建設
五、公民誠信建設
六、誠信殷都建設在政治文明三大舉措中的地位
第六章　創新計劃生育群眾自治機制
一、行政推動型計生工作模式
二、依靠群眾參與計生工作的早期探索
三、“兩推一落實”新機制
四、誠信計生
五、計劃生育社會監督員
六、人口計劃生育管理服務三級工作機制
七、殷都計劃生育群眾自治基本經驗
第七章　打造群眾滿意的低保
一、低保領域怪現象
二、低保工作監督員
三、低保工作監督員的全程參與
四、對低保工作監督員牛天明和任志芳的訪談
五、營造風清氣正、健康誠信的低保氛圍
六、低保新氣象
第八章　以群眾路線統攬信訪工作
一、嚴防死賭，積案成堆
二、相信群眾與依靠群眾
三、“321信訪工作法”
四、信訪工作“十大員”全程參與
五、息訴罷訪和信訪工作“翻身仗”
六、信訪工作長效機制的創建
七、干群一體的信訪工作基本經驗
第九章　主體多元教育改革
一、應試教育的弊病
二、“主體多元”教育新理念
三、“雙向五環”教學法
四、“我的校園我做主”與社會實踐大課堂
五、知識的超市、生命的狂歡、孩子的樂園
第十章　群眾路線指引殷都春晚
一、群眾喜聞樂見的春晚
二、群眾參與辦春晚的體制和運行方式
三、“我要上殷都春晚”
四、節目評選規則的一改再改
五、精心打造春晚節目
六、市場運作與對資本的利用
七、黨政干部傾力春晚
第十一章　黨領導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
一、片面民主觀下的村委會換屆選舉
二、變放任不管為大膽領導
三、“先謀事，后定人”
四、強化群眾參與，表達民主意愿
五、三諾合一
六、加強換屆選舉中的紀律約束
七、有益的啟示
第十二章　群眾參與民主政治建設
一、脫離群眾是執政黨最大的危險
二、“十大員”參與的大黨建
三、發揮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作用
四、從群眾中選拔優秀人才
五、“讓人民來監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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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依靠群眾參與”，創建“十大員”組織
殷都貫徹群眾路線的內核是“依靠群眾參與”，它是指引各項改革的絕對精神。“十大員”群眾組織是這個精神的載體，又是各項改革的主體力量。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這里開始。
殷都貫徹群眾路線伊始，新一屆區委區政府班子就深刻認識到，當前黨的領導方式、基層工作方式存在著嚴重脫離群眾的巨大危險，已經引發了嚴重的社會矛盾和持續不斷的群體性事件，過去的基層工作方式本身也難以為繼。在認真研究和深刻反思的基礎上，殷都區提出了“依靠群眾參與”的新的政治理念，從2009年9月開始宣傳和發動群眾，組建“十大員”群眾組織，力圖在社會管理的各個方面樹立群眾的主人翁意識和主體地位，由此引發全區各項工作的根本性變革。兩年來的實踐證明，殷都貫徹群眾路線的探索為建設中國特色的基層民主制度開出了一條新路。
一、“依靠群眾參與”破解社會治理難題
1.黨在新時期面臨的社會治理難題
當前，我國既處于改革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又處于社會矛盾凸顯期，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社會建設的各個方面，我們取得的成就毋庸置疑，但同時面臨的問題也越來越復雜，特別是在黨的建設方面，腐敗、特權化、官僚化已經成為制約中國共產黨健康發展的毒瘤，腐蝕著黨群、干群關系，弱化了黨的社會公信力，促成和加深了各種社會矛盾，如貧富分化日益嚴重、社會信仰出現危機、群體性沖突劇增，社會安全度降低。中國當前社會的主要特點是社會轉型，如果黨的健康發展問題解決不好， 不僅會危及黨的執政地位，而且會使中國社會轉型的方向、效率、效果受到嚴重影響。殷都區委區政府的主要領導人長期在基層工作，對此有深刻的體驗。
中國共產黨內為什么會出現嚴重的腐敗、特權化、官僚化問題，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各種弊病久治不愈，甚至愈演愈烈呢？
殷都區黨委結合地方工作實際，在2009年下半年開展“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中通過認真反思和深入討論認識到：問題的癥結在于黨的領導方式難以適應新形勢的需要，造成嚴重的脫離群眾，“黨和政府不相信群眾，不以群眾為本，干工作脫離群眾，有事不跟群眾商量，出了事害怕群眾，使黨脫離了群眾甚至站在了群眾的對立面”。
計劃經濟時期，每個人都是一個“單位人”，既在單位就業，又受單位管理，這種管理包括道德的、政治的、行為的全面管理，它配合中央行政集權的特有體制，造就了超穩定的社會狀態。改革開放后，隨著土地家庭承包而來的小農經濟的重建，隨著企業改革和勞動關系的雇傭化，隨著流動人口不斷增加，特別是農民工進城，每個社會成員都變成了一個孤立的原子，“單位人”變為“原子人”。但是，伴隨著“單位人”所特有的黨政包辦一切所形成的社會管理格局被打破，并沒有形成與“原子人”的社會構造相適合的社會管理機制和體制，黨的領導方式沒有根本性變化，繼續沿用長期以來的做法，黨政機構同無數個體群眾嚴重分離，城市居民僅靠社區松散聯系來管理，在近郊農村，青壯年農民大都外出打工，長期游離于組織管理之外，黨的群眾基礎由此從堅如磐石變成“一盤散沙”。
“一盤散沙”下群眾缺乏有效組織，自身主體權利難以行使，黨的群眾路線難以貫徹。組織性，是個體權利可以轉化為社會權力的中介。權利和權力，是密切相連又互不相同的兩個范疇。權利，是社會總體對個人地位和關系的法律界定；權力，則是權利在社會關系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是社會地位的表現，二者是體與用的關系，權力是權利的政治指向，權利是權力的法律形式。權利行使過程，就表現為權力，但權利顯現為權力并不是必然的、沒有條件的，它既需要對權利有明晰的法律界定，又要求有適當的可供權利行使的組織機構和機制。在我國，雖然早已用立法的形式規定了群眾的各項民主權利，并對此不斷予以完善，但在權利落實特別是群眾民主權利的組織化建設方面始終存在缺陷，致使權利停留紙上，轉化不成現實的權力。改革開放前，我們主要依靠無所不包的黨政集權體制和黨對群眾路線的強調來保障群眾利益；但改革開放后，伴隨著群眾的分散化、組織性程度降低，而行政集權強化，政治資源分享的多元分散化，我國并沒有及時形成配套的社會公眾權利行使渠道，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后，導致群眾雖具有某些法定的民主權利但難以行使，形成群眾權力缺位，群眾缺乏常規、有效渠道將個體意志總體化于黨政負責部門，當自身利益受到損害時也難以依靠組織性力量有效維權。如果說群眾權力缺失是硬幣的一面，那么硬幣的另一面便是黨政權力的集中或者說集權化。事實上，群眾權力缺失和黨政權力集中是互為條件、互為因果、互相促進的同一個過程，它們共同促成黨脫離群眾基礎，社會權力結構扭曲，群眾地位趨于弱勢，黨和政府管理著很多非行政性事務，機構臃腫、辦事效率低，并在缺乏群眾有效監管的情況下，不斷出現權力的個人化、集團化、趨利化，這些問題在社會層面上凸現，就是日益嚴重的官僚化、特權化和腐敗。
“一盤散沙”下形成的黨脫離群眾基礎的問題，不僅在黨內發酵，而且在群眾中衍生出新的危險，即政治真空。“單位人”轉化為“原子人”后，單位、企業弱化為單純的謀生場所，在政治、道德上對個體的管理職能和能力越來越弱，這與社會總體政治文明建設相對滯緩相配套，與群眾缺乏有效組織的現實情況相結合，導致黨和政府的決策既難以從群眾中來，工作也難以到達群眾層面。而這種情況，卻為邪教努力、黑惡勢力、家族勢力、金錢勢力、傳銷組織等各派政治勢力向群眾滲透創造了可乘之機，為黨的領導方式、基層工作方式帶來危機，是造成基層工作矛盾和困擾的主要原因。殷都貫徹群眾路線的探索活動抓住的正是這個主要矛盾。
對于這個問題，黨現行的解決辦法主要有兩個：一是加強社區建設，二是“嚴打”。前者是比較緩和的辦法，具體做法是，警務進社區、科技進社區、文化進社區、計生進社區、衛生進社區等。但這種做法在很多地區是“假進”，社區多掛了幾個牌子，人員、經費大多沒有真正進到社區，只是變相加重了社區干部的負擔；在條件較好的沿海發達地區，有些部門“真進”社區了，但卻帶來三個不良后果，一是社區工作行政化。居委會、村委會本是群眾自治組織，卻被“進社區”填實為一級政府，社區作為群眾自治組織的優勢不但無從發揮，反而被替代了；二是政府層級僅僅在形式上延伸，卻并沒有改變工作方式，依然是政府包攬一切，忽視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和創造性；三是造成機構臃腫，干部隊伍龐大，經費開支增加。事實證明，“真進”、“假進”社區都是不成功的。
“嚴打”是當前采取的第二種辦法，也是較為激烈的方法。它對于政治真空導致的各種勢力膨脹，蠶食群眾基礎，采取“露頭就打”、“狠抓嚴懲”的辦法。過去“嚴打”是間隔性的，近來，大有長效化和機制化的趨勢。但這種打擊弊端很多，第一，它打擊的大部分是我們黨的基層群眾。黑惡勢力、傳銷等一方面是群眾的對立面，另一方面依靠的也是群眾，一味對其打擊，削弱的不僅是對立面，同時也會傷及一些群眾。據殷都區委估計，歷次“嚴打”傷及的群眾比例接近20%。群眾是黨的基礎，這種“投鼠不忌器”的“嚴打”在傷害群眾的同時就是在削弱黨的執政根基，當前之所以很多惡性事件一呼百應、一觸即發、一發不可收拾，之所以城管、拆遷、司法不公、上訪等凡是與政府機構有關的問題極易造成群體事件，之所以相當多的老百姓在公交車上看到人們爭位吵嘴這樣的小事也會上升到咒罵共產黨的政治高度，不能說與這種“露頭就打”的警力維穩思路沒有關系。第二，它造成了很多的對立面，造成敵人越打越多。團結盡可能多的力量是黨的行動策略中極為成功的經驗，在治理各種勢力過程中也應該堅持下去。打擊不是不該，但如果遇到問題僅靠打擊，只會人為增加打擊的成本和難度，削弱打擊的成果和功效。在脫離群眾的條件下的頻繁“出重拳”，只能做到“狠”，很難做到“準”。第三也是最關鍵的，“嚴打”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比如說黑惡勢力存在的原因在于政治真空下某些群眾失去依靠，不解決根本問題，單純“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進行打擊，雖能起一時之效，卻難以鏟除黑惡勢力產生的土壤。“嚴打”常年化趨勢已經暴露出“嚴打”異化的可怕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