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數（簡體書）

《沉默的大多數》是當代作家王小波創作的雜文隨筆集，收錄了作者的雜文名篇。內容涉及當代中國的時政、經濟、人文等方方面面，林林總總的主題之下根植著作者的思想內核——始終如一的對平等與自由的追求。

王小波，當代著名學者、作家。1952年出生于北京，1969年到云南插隊，后轉插隊到山東，做過民辦教師。1974年以后在北京街道當工人。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貿易經濟系，1986年在美國匹茲堡大學獲文科碩士學位，1988年回國，先后在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任教。1992年成為自由撰稿人。1997年4月11日病逝于北京。
王小波被譽為“中國的喬伊斯兼卡夫卡”，他是唯一一位兩次獲得世界華語文學界重要獎項“臺灣聯合報系文學獎中篇小說大獎”的中國大陸作家。主要作品有：《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黑鐵時代》《沉默的大多數》等。

如果說余秋雨是文人中的政客，王蒙是政客中的文人，那么王小波便是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正如他自己所言：“對一位知識分子來說，成為思維的精英，比成為道德精英更為重要。”

序言

沉默的大多數

思維的樂趣

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古遺風

知識分子的不幸

花剌子模信使問題

積極的結論

跳出手掌心 序言

沉默的大多數

思維的樂趣

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古遺風

知識分子的不幸

花剌子模信使問題

積極的結論

跳出手掌心

道德墮落與知識分子

論戰與道德

道德保守主義及其他

我看文化熱

文化之爭

“行貨感”與文化相對主義

極端體驗

我是哪一種女權主義者

男人眼中的女性美

對待知識的態度

有與無

我看國學

智慧與國學

理想國與哲人王

對中國文化的布羅代爾式考證

弗洛伊德和受虐狂

有關天圓地方

東西方快樂觀區別之我見

思想和害臊

皇帝做習題

拒絕恭維

關于崇高

高考經歷

盛裝舞步

迷信與邪門書

科學與邪道

科學的美好

海明威的《老人與海》

掩卷：《魚王》讀后

蕭伯納的《巴巴拉少校》

《血統》序

《私人生活》與女性文學

從《赤彤丹朱》想到的

花剌子模信使問題

據野史記載，中亞古國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風俗，凡是給君王帶來好消息的信使，就會得到提升，給君王帶來壞消息的人則會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將帥出征在外，凡麾下將士有功，就派他們給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們得到提升；有罪，則派去送壞消息，順便給國王的老虎送去食物。花剌子模是否真有這種風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故事所具有的說明意義，對它可以舉一反三。敏銳的讀者馬上就能發現，花剌子模的君王有一種近似天真的品性，以為獎勵帶來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勵好消息的到來；處死帶來壞消息的人，就能根絕壞消息。另外，假設我們生活在花剌子模，是一名敬業的信使，倘若有一天到了老虎籠子里，就可以反省到自己的不幸是因為傳輸了壞消息。最后，你會想到，我講出這樣一個古怪故事，必定別有用心。對于這最后一點，必須首先承認。

從某種意義上說，學者的形象和花剌子模信使有相像處，但這不是說他有被吃掉的危險。首先，他針對研究對象，得出有關的結論，這時還不像信使；然后，把所得的結論報告給公眾，包括當權者，這時他就像個信使；最后，他從別人的反應中體會到自己的結論是否受歡迎，這時候他就像個花剌子模的信使。

中國的近現代學者里，做“好消息信使”的人很多，尤其是人文學者。比方說，現在大家發現了中華文化是最好的文化，世界的前途倚賴東方文明。不過也有“壞消息信使”，此人叫作馬寅初。五十年代初，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論。當時以為，只要把馬老臭批一頓，就可以根絕中國的人口問題，后來才發現，問題不是這么簡單。

假如學者能知道自己報告的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這問題也就簡單了。這方面有一個例子是我親身所歷。我和李銀河從1989年開始一項社會學研究，首次發現了中國存在著廣泛的同性戀人群，并且有同性戀文化。當時以為這個發現很有意義，就把它報道出來，結果不但自己倒了霉，還帶累得一家社會學專業刊物受到本市有關部門的警告。

這還不算，還驚動了該刊一位顧問（八十多歲的老先生），連夜表示要不當顧問。此時我們才體會到這個發現是不受歡迎的，讀者可以體會到我們此時是多么的慚愧和內疚。假設禁止我們出書，封閉有關社會學雜志，就可以使中國不再出現同性戀問題，這些措施就有道理。但同性戀傾向是遺傳的，封刊物解決不了問題，所以這些措施一點道理都沒有。值得慶幸的是，北京動物園的老虎當時不缺肉吃。由此得出花剌子模信使問題第一個結論是：對于學者來說，研究的結論會不會累及自身，是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這主要取決于在學者周圍有沒有花剌子模君王類的人。

假設可以對花剌子模君王講道理，就可以說，首先有了不幸的事實，然后才有不幸的信息，信使是信息的中介，尤其的無辜。假如要反對不幸，應該直接反對不幸的事實，此后才能減少不幸的信息。但是這個道理有一定的復雜性，不是君王所能理解的。再說，假如能和他講理，他就不是君王。君王總是對的，臣民總是不對。君王的品性不可更改，臣民就得適應這種現實。假如花剌子模的信使里有一些狡猾之徒，遞送壞消息時就會隱瞞不報，甚至濫加篡改。魯迅先生有篇雜文，談到聰明人和傻子的不同遭遇，討論的就是此類現象。據我所知，學者沒有狡猾到這種程度，他們只是仔細提防著自己，不要得出不受歡迎的結論來。由于日夜提防，就進入了一種迷迷糊糊的心態，乃是深度壓抑所致。與此同時，人人都渴望得到受歡迎的結論，因此連做人都不夠自然。現在人們所說的人文科學的危機，我以為主要起因于此。還有一個原因在經濟方面——掙錢太少。假定可以痛快淋漓地做學問，再掙很多的錢，那就什么危機都沒有了。

我個人認為，獲得受歡迎的信息有三種方法：其一，從真實中索取、篩選；其二，對現有的信息加以改造；其三，憑空捏造。第一種最困難。第三種最為便利，在這方面，學者有巨大的不利之處，那就是憑空捏造不如奸佞之徒。假定有君王專心要聽好消息，與其養學者，不如養一幫無恥小人。在中國歷史上，儒士的死敵就是宦官。假如學者下海去改造、捏造信息，對于學術來說，是一種自殺之道。因此學者往往在求真實和受歡迎之中，苦苦求索一條兩全之路，文史學者尤其如此。

我上大學時，老師教誨我們說，搞現代史要牢記兩個原則，一是治史的原則，二是黨性的原則。這就是說，讓歷史事實按黨性的原則來發生。憑良心說，這節課我沒聽懂。在文史方面，我搞不清的東西還很多。不過我也能體會到學者的苦心。

在中國歷史上，每一位學者都力求證明自己的學說有巨大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孟子當年鼓吹自己的學說，提出了“仁者無敵”之說，有了軍事效益，和林彪的“精神原子彈”之說有異曲同工之妙。學術必須有效益，這就構成了另一種花剌子模。學術可以有實在的效益，不過來得極慢，起碼沒有嘴頭上編出來的效益快；何況對于君主來說，“效益”就是一些消息而已。最好的效益就是馬上能聽見的好消息。因為這個原因，學者們承受著一種壓力，要和騙子競賽語驚四座，看著別人的臉色做學問，你要什么我做什么。必須說明的是，學者并沒有完全變狡猾，這一點我還有把握。

假如把世界上所有的學者對本學科用途的說明做一比較，就可發現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說：科學可以解決問題，但就如中藥鋪里的藥材可以給人治病一樣，首先要知識完備，然后才能按方抓藥，治人的病。照這種觀點，我們現在所治之學，只是完備藥店的藥材，對它能治什么病不做保證。另一種說道，本人所治之學對于現在人類所遇到的問題馬上就有答案，這就如賣大力丸的，這種丸藥百病通治，吃下去有病治病，無病強身。中國的學者素來有賣大力丸的傳統，喜歡做妙語以動天聽。這就造成了一種氣氛，除了大力丸式的學問，旁的都不是學問。在這種壓力之下，我們有時也想做幾句驚人之語，但又痛感缺少想象力。

我記得馮友蘭先生曾提出要修改自己的《中國哲學史》，以便迎合時尚和領袖，這是變狡猾的例子——羅素先生曾寫了一本《西方哲學史》，從未提出為別人做修改，所以馮先生比羅素狡猾——但是再滑也滑不過佞人。從學問的角度來看，馮先生已做了最大的犧牲，但上面也沒看在眼里。佞人不做學問，你要什么我編什么，比之學人利索了很多——不說是天壤之別，起碼也有五十步與百步之分。二三十年前，一場紅海洋把文史哲經通通淹沒。要和林彪比滑頭，大伙兒都比不過，人文學科的危機實質上在那時就已發生了。

羅素先生修《西方哲學史》，指出很多偉大的學者都有狡猾的一面（比如說，萊布尼茨），我仔細回味了一下，也發現了一些事例，比如牛頓提出了三大定理之后，為什么要說上帝是萬物運動的第一推動力？顯然也是朝上帝買個好兒。萬一他真的存在，死后見了面也好說話。

按這種標準，我國的圣賢滑頭的事例更多，處處在拍君王的馬屁，仔細搜集可寫本《中國狡猾史》。中國古代的統治者都帶點花剌子模君王氣質。我國的文化傳統里有“文死諫”之說，這就是說，中國常常就是花剌子模，這種傳統就是號召大家做敬業的信使，拿著屁股和腦殼往君王的刀子板子上撞。很顯然，只要不是悲觀厭世，誰也不喜歡犧牲自己的腦袋和屁股。所以這種號召也是出于滑頭分子之口，變著法兒說君王有理，這樣號召只會起反作用。對于我國的傳統文化、現代文化，只從誠實的一面理解是不夠的，還要從狡猾的一面來理解。扯到這里，就該得出第二個結論：花剌子模的信使早晚要變得滑頭起來，這是因為人對自己的處境有適應能力。以我和李銀河為例，現在就再不研究同性戀問題了。

實際上，不但是學者，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因為他們產出信息，而且都不承認這些信息是自己隨口編造的，以此和佞人有所區別。大家都說這些信息另有所本，有人說是學術，有人說是藝術，還有人說自己傳播的是新聞。總之，面對公眾和領導時，大家都是信使，而且都要耍點滑頭：揀好聽的說或許不至于，起碼都在提防著自己不要講出難聽的來——假如混得不好，就該檢討一下自己的嘴是不是不夠甜。

有關信使，我們就講這么多。至于君主，我以為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粗暴型的君主，聽到不順耳的消息就拿信使喂老虎；另一種是溫柔型，到處做信使們的思想工作，使之自覺自愿地只報來受歡迎的消息。這樣他所管理的文化園地里，就全是使人喜聞樂見的東西了。這后一種君主至今是我們懷念的對象。憑良心說，我覺得這種懷念有點肉麻，不過我也承認，忍受思想工作，即便是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也比喂老虎好過得多。

在得出第三個結論之前，還有一點要補充的——有句老話叫作“久居鮑魚之肆不聞其臭”，這就是說，人不知自己是不是身在花剌子模，因此搞不清自己是不是有點滑頭，更搞不清自己以為是學術、藝術的那些東西到底是真是假。不過，我知道假如一個人發現自己進了老虎籠子，那么就可以斷言，他是個真正的信使。這就是第三個結論。余生也晚，趕不上用這句話去安慰馬寅初先生，也趕不上去安慰火刑架上的布魯諾，不過這話留著總有它的用處。

現在我要得出最后一個結論，那就是說，假設有真的學術和藝術存在的話，在人變得滑頭時它會離人世遠去，等到過了那一陣子，人們又可以把它召喚回來——此種事件叫作“文藝復興”。我們現在就有召喚的沖動，但我很想打聽一下召喚什么。如果是召喚古希臘，我就贊成，如果是召喚花剌子模，我就反對。我相信馬寅初這樣的人喜歡古希臘，假如他是個希臘公民，就會在城邦里走動，到處告訴大家：現在人口太多，希望朋友們節制一下。要是滑頭分子，就喜歡花剌子模，在那里他營造出了好消息，更容易找到買主。恕我說得難聽，現在的人文知識分子在誠懇方面沒幾個能和馬老相比。所以他們召喚的東西是什么，我連打聽都不敢打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