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只會老，不會死（簡體書）

上海不只是十里洋場和水泥森林，不只是咖啡館里的悠閑時光，那些掩藏在石庫門房子下的家長里短和生老病死，那些遺落在寧波路上少年的悲欣與倔強或許才是我們每日寒暄致意的上海。

《人只會老，不會死》是一部以“80后”“90后”所熟悉的上海為背景的小說集，故事里的人物都是上海底層的平凡人，因為生長在這里，每一條道路的長短曲折，像是筋脈一樣，和他們有了一種血肉的關系。貧窮使一生過早地衰老，親情薄得像紙，青春染上血色，饒是如此，但到底是上海人，就算活得里子翻到外面也依然要保有尊嚴，就連死亡都無法戰勝。

錢佳楠，生于上海長于上海，畢業于復旦大學中文系，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作品曾獲第34屆臺灣“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評審獎，兩度入圍林語堂文學獎決審，獲2008年復旦大學望道傳媒獎。譯有小說《粉紅色旅館》（[英]安娜·斯托瑟德著，四川文藝出版社），作品多發表于《上海文學》、《芙蓉》、《萌芽》、《鯉》等刊物。

1.青年作家的世情小說。這是屬于一代人的生活印跡，因滲透進了城市的肌理，才不至于全被時間偷走；借著長大后的雙眼回看童年，回看青春，青春是回憶時才真正擁有的。

2.作者根據小說情節創造了手繪插畫26幅，并以彩繪手法描摹了洪鎮老街、巨鹿路、曹楊市場、四川中路等上海老街區的風貌。

3.以“置身其中”的姿態透視“上海的繁華夢”，你才會了解到是什么沉淀為上海的“本土”，是什么構成了上海最堅硬的部分。

輯一 夏日朝圣

回家的第三條路

從郁家弄到西村

一顆死牙

童言無忌

輯二 梧桐碎影

河上有座橋

宏仔

謠言

擱板

輯三 人只會老，不會死

那阿

食人魚

死的誕生

回家的第三條路

在我的人生軌跡上，上海分裂成兩個完全不同的子體，一如蛋清與蛋黃般層次分明。居于中心的是寧波路上的外婆家，一幢弄堂里的石庫門房子，給我留下深刻印像的倒不是嘎吱嘎吱的木樓梯，也不是兩個表哥教我用煙火寫字的曬臺，更不是隔壁大門口的白色水泥糞便池，而是因為從外婆家出來，往香粉弄一鉆，就是南京路絲綢公司的后門，再拐到前門，便可踏上后來的南京路步行街。在南京路穿梭成為我童年的冒險之一，和現今新建的商場還不同，老式商場的扶手電梯被按在某一個隱蔽的角落，我和我的兩個表哥最熱衷的游戲就是比誰先找到華聯商廈的電梯。我老輸給他們，白亮亮的化妝品柜臺宛若八卦陣，柜臺后面還站著一個臉抹得宛若僵尸鬼的阿姨，把我嚇得迷了路，到頭來總是大表哥先找到我，領我去扶手電梯那兒，二表哥早已迫不及待地攀上逆行的電梯。

多年以后，母親告訴我現在的永安百貨就是當年的華聯商廈，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外墻已經翻新，刷成乳黃色，四樓的陽臺還時常有一位穿西裝打領結的大叔吹起悠揚的薩克斯風，偽裝成“老克拉”，引得游客駐足圍觀。對我而言，這是一份憑空杜撰的上海情調，并不真實，我記憶中的華聯商廈是灰色的。

或許就因為秉承著某種市中心人的驕傲，我的母親習慣把她后來嫁到的曹楊新村稱為“下只角”。時過境遷，我常常分不清父母之間乏味的感情故事是上世紀80年代特有的樸素還是我母親骨子里的驕傲作祟。

“你們談戀愛的時候有沒有曹楊電影院？”我問過他們。他倆竟給出截然相反的答案，母親搖頭，父親則點頭。母親見父親首肯之后不屑地奉上一句：

“誰人曉得？那時候連門口的大上海電影院也不跟他去看，會到這里來看什么曹楊電影院？”

父親悶聲不響，很像他一貫以來的樣子。

可能跟我的母親有關，十歲以前我對曹楊新村沒有任何歸屬感。小學同學炫耀自己周末隨父母去亞新或武寧亦或曹楊商場時，我會不以為然地聳聳肩，笑著說：“這有啥？我每個禮拜六都去南京路！”

是的，我從來不說我去外婆家，而是說我去南京路。然后我那些普陀區的土著同學便會巴登巴登目眥盡裂，張大嘴巴羨慕地望著我，雖然我的戶口早已因訂牛奶的緣故（那時候孩子的牛奶必須跟隨戶口所在地，而且只能訂一瓶）遷到普陀區。就在幾個月前《萌芽》的編輯胡老大還問我：“你身份證號是107，107在哪兒？”我心底一陣酸澀。

我無法像我的同學那樣早早地對曹楊新村建立起一份故鄉般的情誼。他們會嘰嘰喳喳地喊：“曹楊新村是上海市第一個工人新村！”“前國家領導人以前就住在阿拉曹楊八村！”……他們耳熟能詳的典故每每在我耳邊炸裂為一道勁爆新聞，我一放學便小雞似的飛奔回家，問我早班下班的媽媽：

“媽，伊拉講以前的國家領導人原來就住在此地，是真的啊？”

我還記得我母親當時的反應，她的雙手繼續淘飯，節奏分毫無差，頭都沒有轉過來，平靜地答一句：“對啊。”

不知為何，我很懷念我母親驕傲的模樣，她是費家的三小姐，弄堂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這位“小妹妹”吃飯挑剔，肥肉太油，河魚太腥，寵愛她的父親曾在曬臺上幫她洗長至腰間的頭發，上世紀80年代流行什么她就穿什么，喇叭褲、直筒褲、高腰褲再到皮夾克，頂替父親在工業用呢廠上班的她還是廠里的標兵，不日就當上了車間主任。我喜歡那時候的媽媽，她每個星期會到理發店吹頭發，抽屜里總有股高檔香水的味道，散落在每個她待過的地方，而我會蠻不講理地搶她的枕頭。

這一切都中斷在我十歲那年。寧波路上的外婆家拆遷，姨媽和外婆挑來挑去挑了套最遠的房子，在浦東金橋。學校里的主題班會正教育我們用“世界看好中國，中國看好上海，上海看好浦東”的口號來取代“寧要浦西一張床，莫要浦東一間房”。然而我的感覺卻恰恰相反，母親頭一回帶我去浦東時還沒有01路公交車，我們先用106路轉64路，走一大段路到十六鋪碼頭擺渡，渾黃的江水裹挾著刺鼻的腥臊，我規規矩矩地坐在船頭，母親緊緊攢著我的小手，江風如同光陰撩動著她和我的散發。接著又是一輛公交車，85路還是81路？開得狂野，屁顛屁顛的。我覺得公交車途經的似乎是無邊無際的荒地，只記得路過了東方明珠和楊浦大橋，其余都一樣，矮矮的公房貼伏在灰頭土臉的馬路兩邊。到新公房樓下，我已然筋疲力盡，新的外婆家在六樓，姨媽家在五樓，我跑到三樓已經氣喘吁吁，賭氣說下次不來了！后來果真一語成讖，母親也很少再來。而原來那個身板結實的外婆搬來浦東不過四年就過世了。她死的時候，瘦得連十多歲的我都抱得動，一把干柴似的骨頭，她沒有力氣走下六樓再爬上來，沙發的一角竟能被她羸弱的身子坐得塌陷下去，像片沼澤，她四年以來每天坐在那個位置，電視機也不開，直愣愣地盯著電視機上外公的遺像。

我母親直至今天還怨恨那場拆遷，“搬得那么遠”，“現在那里還沒阿拉曹楊鬧猛”。可人終究是矛盾的動物，她提到曹楊的時候何嘗不是說“要是此地有拆遷就好了”！

就在外婆家搬離寧波路之后，我才不得不接受自己是曹楊人的事實。對口的那所中學名聲實在不好，我母親死求活求托了個遠親出了七千塊錢擇校費才進了梅嶺北路上的一所公立初中，我本來不應該知道這些錢的確切數目，也不應該據此算出那是我家當時一年的收入，只因我母親夸贊我的功勞時說漏了嘴：

“本來要交八千塊的，是因為儂有張區優秀隊員的獎狀，所以免掉一千塊！儂看，還有校長寫的字據！”

這張字據至今還被我媽當珍寶一樣收著，好像是我掙的頭一筆錢。

“阿拉到華師大二附中下屬的民辦初中也去問過了，因為你是區優秀隊員，他們肯定愿意收你的，就是學費太貴了，要五千塊一個學期，是不是啊，小費？”我爸說完這句話，就被我媽瞪了一眼。我媽坐到我身邊，揉搓起我的手來：

“是阿拉不好，沒本事讓你上那所學校，你不能怨父母，要自己爭氣！”

那筆錢，原先是我們搬離八村的希望，沒了以后，我媽更加謹小慎微，而我與曹楊也注定難舍難分。

學校門口是條十字路口，因而回家的路不僅可以向左走，向右走，我更常選擇的是“向前走。”當然，我也曾經向后走過，往后退原先有家羅森，世紀之交時算得上一家比較高檔的日式便利店，覺得中午飯難以下咽的同學會涌進去買壽司，飯團或者關東煮，我常常是陪她們去買的那個，聽她們說多了自己也會順口偷一句：

“當年羅森的貢丸超好吃的！”

這句話屢試不爽，一起排隊的陌生人忽然間綻放出一抹惺惺相惜的笑容：

“你也覺得啊？我那個時候每天中午都去買！”

好像過去每所中學旁邊都有一家羅森，就像現在每棟寫字樓附近都會有一個全家。只是，我未曾嘗過傳說中“超好吃”的羅森貢丸。

羅森再往后一點兒是曹楊五村，我的朋友若子就住在里面，她偷偷帶我回家時會在家門口逗留片刻，鄭重其事地問我三個問題：

“你會不會帶陌生人來這里？你會不會帶壞人來這里？你會不會帶小偷來這里？”

我還在絞盡腦汁厘清其中的邏輯關系，她卻已經抖動鑰匙旋開房門，跟我說那三個問題是她爸爸命令她“宣讀”的。而那里，也是我往后退的邊界。

我很少出了學校門向右走，除非和我另一個好友小玥一起去三汽公司等她在那里上班的母親。那條路在我腦海里的印象是塵土飛揚，我們先走過沙田中學，學校的外觀一如其名，沙土色的，再往前就是明晃晃的曹楊路，自行車早早地駛進機動車道的邊緣，盼著紅燈轉為綠燈。騎車的中年男人和我爸很像，屁股扭向一邊，屁股后面的口袋或者塞了一包煙或者插了一束圈成一疊的報紙，偶爾會溜出一記響屁，幸而不臭。看到他們我就執拗地想起唯一一次和爸爸同乘公交車回家，他遇見他過去的同事，想介紹讀書特別了得的我，他喊我的名字，我故意不理他，我聽見他跟他的同事高聲嚷嚷：“我嘛，靠阿拉老婆的，上海灘上哪一個男人不是靠老婆的？”也因為這樣，我堅決步行半個多小時回家，不讓他靠近我學校半步。小玥和我遠遠地避開那群男人，站在橫道線上。穿過馬路，沿曹楊路向北走就是三汽公司和曹楊七村。彼時輕軌三號線四號線都還沒建，沒有那么多風塵仆仆的上班族，我和小玥晃晃悠悠地蕩過去，在三汽公司門口看那些出廠的空車，叮鈴鈴，一輛車，叮鈴鈴，又一輛車，通往江橋，豐莊，南翔，馬陸，等車的大都是些背著書包的學生，多是不久前把曹楊新村的老公房添了千把塊置換到偏遠一些的新公房。小玥的家就在豐莊，對普陀人而言更為熟悉的名字是“輕紡市場”。

我的父母和我都不曾預想后來那些房價會水漲船高，不管母親多拼命工作，她還是只會把賺來的錢存在銀行里，她說要留給我讀書用的。父親已經兩度下崗，最后在小區做了保安，幾乎拿了一輩子的最低工資。買房的機會一來，否決的是我的父親，他沒有膽量，也不愿擔待，而我的母親說服自己是為了女兒，也就忍了下去，眼睜睜看著銀行里的存款慢慢貶值。

沿十字路口直走是我回家最近的路，約莫三十分鐘便可到家，這條路也最幽靜。穿過蘭溪路和楓橋路，楓橋路路口原本是曹楊職校的某個分校，走出來的學生有些男不男女不女，班主任好不容易撿到個樣板，信誓旦旦地警告我們，你們書讀不好，就會是這個樣子。想來對我們不但沒有威懾力，我們還倒挺羨慕他們的時髦。再往前走，會經過曹楊六村。六村的房子都是“三萬戶”，即三層樓的尖頂房。每逢我抱怨八村的家又小又破又竄老鼠時，媽媽會勸解道：“別這么說，如果是六村那種三萬戶，還要難過呢！”這口氣就像我每每和父親吵架時她總會告誡我：“別這么說，如果是那種搓麻將賭博的老爸，你還要難過呢！”我會數落她的“將就”，而她會嘆著氣反問我：“不這么想，日子怎么過得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