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臂上的花朵（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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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奧比·薩克思（Albie Sachs），1935年出生於南非約翰內斯堡，21歲取得法學學士後開始執業，因反對種族隔離政策而被單獨監禁、淩虐168天，後被迫流亡英國。1990年，他回到闊別24年的南非，4年後曼德拉當選首任民選總統，奧比·薩克思參與起草的新憲法獲得通過，他成為新成立的憲法法院大法官，在各項涉憲案件的審查工作中，一直扮演著關鍵角色。 陳禮工，臺灣政治大學法律系、倫敦大學學院法律碩士班畢業，現於牛津大學攻讀法律哲學。負責本書序言、第一章的翻譯。
譯者
陳毓奇，在臺灣大學及賓夕法尼亞大學獲得三個碩士學位。曾負責南非前總統德克勒克（William De Klerk）訪臺時在“和平高峰會”演講的同步口譯。負責本書第二章及以後章節的翻譯。
名人/編輯推薦
序
在不可思議的命運安排之下，我成為了一位法官。如果司法工作真的是我當初立定的生涯目標，那麼我過去所做的一切都沒有浪費：八年的學業加上三個學位，其中包括一個法學博士、在開普敦十年忙碌的律師生涯，以及隨後橫跨三個大陸認真地在法律系執教，出版數冊專書，有些是學術性的，其他則是自傳性質。但若以法律對我人生的實際影響而言，過去的每件事都荒唐離譜：學生階段，我家曾在破曉前被員警突襲搜索，而我則受到當時所稱的“禁制命令”限制住居及行動。在執業階段，我曾兩度遭到國安員警處以“單獨拘禁”的懲罰，第一次一百六十八天，第二次則是三個月，期間國安員警還以剝奪睡眠的方式對我刑求。當我完成博士論文時，卻有國歸不得，流亡于英格蘭；而數年之後，在莫三比克從事法學研究時，我的祖國卻派了情治特務用汽車炸彈謀害我，導致我失去一隻手臂和一隻眼睛。
事實上，在我的大半生中，我既是法律的守護者，又是法律的敵人。任何參與過地下活動的人都會知道，若一個人在公共領域裡以法律為行為準繩，而在暗中卻試圖顛覆法律，那麼他的心靈會承受如何的撕裂。然而造成此矛盾的緣由並不難理解，而我的志願也很清楚──只有當我們結束種族隔離，重新使法律與正義接軌的時候，我才能再次成為一個內在和諧完整的人。然而，在我這個法律人的靈魂深處，有一個好像不會產生明顯的危險，但卻更加令我不安的憂慮，它被種族隔離下各種光怪陸離的現象給加劇，但其實有更深層、更復雜的起源。
開始產生這種不安時，我尚在開普敦大學就讀。陽光流貫我們的教室，而我善盡一個好學生的本分，認真聆聽教授們談論著法律向來廣受推崇的美妙的抽象性。為了應付考試，我將教科書上那些談論法治、基本權利，以及司法獨立的優雅詞句倒背如流。接著，入夜後，我會在僅靠忽明忽滅的燭光照亮的陋室裡，主持開設給窮人學習的課程，並在這些赤貧的人的眼神與言談當中，看到他們為正義與自由奉獻心血，乃至於犧牲生命的決心。我同時也深深被他們的活力與笑聲鼓舞，它們對實踐正義所能有的貢獻，似乎遠勝於我的法學院裡所有高深玄妙但缺乏熱情的清談。同一座城市，卻存在著兩個世界，彼此視同陌路，僅由痛苦而非希望來聯系，而我則彷徨踟躕於兩者之間。
在三十多年的律師生涯當中，我不停地與這個分裂的自我奮戰。我從沒想到，是那顆炸彈將這個分裂轟出我的人生之外。炸彈把我逐出我日復一日的例行法律生活，從而讓我能自由地從頭開始過我的人生。我學習如何走路、站立、奔跑……以及草擬南非的新憲法。剎那間，令人歡欣、動容，法律教科書中那些堂而皇之的抽象概念，與過去那些被剝奪權利的人們對正義的渴望，兩者融為一體，緊緊相擁。法律不再構成不義的拒馬，以至於為了追求自由而非沖撞、拆毀它不可，相反的，如今它是達成和平革命的主要工具。在接下來的制憲期間，我生命中原本捍格矛盾的力量得以調和。如果制定新根本大法的過程治癒了我的國家，那麼它也一併消除了我自己深層的內在分歧。
因此或許可以這麼說，若某些人生來就將做法官、從事司法工作，我則是法官一職自己掉到頭上，而我也欣然接受的那種人。自曼德拉總統任命我和其餘十位同事擔任南非的第一屆憲法法院法官以來，我有幸經歷了在人生與知識上皆精彩、豐富、引領著我精益求精的十四個寒暑。
對我來說，當法官從來就不是一個理所當然的選擇，我不認為這是我生來就該做的工作，也不是沒有其他的質疑。我早年與法律激烈的敵對關系本不該產生這種結果。更有甚者，在我流亡海外時所從事的社會與法律實證研究（social-legalstudies）使我習慣觀察並反省法律人所作所為的實際意義。此外，我還不斷受到世界各地的大學和法律團體的邀約，希望我能解釋如何在一個本來幾乎要陷入種族相互屠戮悲劇的國家，建立起民主憲政，在他們看來這簡直是奇跡。倘若你認為南非民主化，卻又不相信奇跡這回事，你應當會加倍努力地找尋理性的解釋。民主轉型是如何發生的？而我的法官角色究竟在當中發揮了什麼功用？
回首往事，我已在全球各地針對這些問題發表報告，各個不同的國家都得面對這些問題引發的相似爭論。這些年來我在紐約、倫敦、德里、劍橋，和芝加哥等地反復進行的演講被集結成冊，準備要出文集。但這卷文集缺乏貫穿首尾的內在肌理，因此為了把它們串在一起，我便開始摘錄並加入若干憲法法院的判決，有些判決是出自我自己，有些則來自我的同事。至少，這能在個人演講和司法判決之間提供有趣的對照：前者的風格相對平易近人，並有更多個人化的抑揚頓挫，後者則是如同神諭般的莊嚴公正。不過，我察覺到這個結合了我的敘事文字與法律判決摘要的作品所發揮的比較和對照作用，進一步替我的想像力提供了更加精采的素材，它激發我去探索我在法律以外的生命閱歷和我作為法官的判決兩者之間所發生的化學反應，那雖然若有似無，卻十分微妙。一旦有了這樣的念頭，一本全新的著作開始在原有的手稿之間自然成形。
我人生中最具戲劇張力的經驗都和恐怖主義和酷刑虐待有關。對那些曾在種族隔離時期幹過慘無人道之暴行的人嚴懲不貸，本會是對我的過去最直接、單純的反應。我本可以理直氣壯地問：那些當初全無惻隱之心而拒絕給予他人平等權與公正審判之人，如今怎能尋求並享受此等權利的庇護？我過去被視為恐怖分子；我反對用恐怖主義來當作爭取自由的手段；當被派來摧毀我所屬的解放組織的政府特務因事跡敗露而被擒獲時，我必需處理是否該嚴刑拷打他們的問題；我也是國家主導的恐怖主義的受害者。然而，回顧我留下來的司法文獻時，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在法庭上做出的響應卻是復雜許多。生命閱歷無疑已改變了我對法律的理解，而不變的是那些已經經久確立且仍能與時俱進的法律思想原則。
在撰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最讓我驚訝的發現是在處理我與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andReconciliationCommission，簡稱真和會）的關系時，當中恰巧包括一段插曲，也就是我和指揮在我座車中安放炸彈的那位特務的會面。我一直以為這段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經歷，與我身為法官的思維邏輯是分得很清楚的。但從我歷年的判決看來，我發現和解在我的法律思維當中始終是個核心的主題，並在兩邊都鮮明地表現出來。一邊強調在諸如誹謗或中傷案件當中道歉的重要性，即一種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justice）。另一邊則著重調解溝通（mediation）在和解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使擁有廣大閑置土地的富人，可以和那些在他們的土地上搭建棲身之所的窮人和平共處。
當我開始思考組織這本書的架構之後，我便忍不住想加入一章來討論歡笑在民主社會中的功用。自由鬥士常被說是一群陰鬱寡歡的人，只有在仇敵潰敗時才會擠出一點笑容。我在反抗運動中的經驗並非如此。在我被炸彈攻擊並接受手術之後，我一醒來就立即對自己講了個笑話。幽默若在我生命中以及爭取自由的奮戰中佔有一席之地，它在開放與民主的社會中也該有相同的地位。所以，在審理“笑笑就好”一案，處理某商標遭到戲謔使用的問題時，我在判決書的開始便提問到：法律有沒有幽默感呢？
在南非制定憲法的過程中，最激烈的論戰莫過於人權憲章（BillofRights）所規定的基本權利究竟該不該包括社會經濟權，即諸如健康、居住、獲得食物、受教育等權利。我們長久以來艱苦奮鬥，爭取的便是讓這些“麵包權”能和其他古典的“自由權利”一樣，納入憲法。但它們一經寫入憲法，該如何被落實的問題便接踵而來，成為對司法工作者的嚴峻挑戰。我們該如何做才能在給予社會經濟權實質保障的同時，又能謹守司法的角色與分際，不至於演變為非民選的法院篡奪了民選政府的職權？古特邦女士（Mrs。Grootboom）的案子為此立下了里程碑。每當冬雨即將來臨的夜晚，她和其他一千多人只能露宿街頭，每晚只能與星辰相伴入眠。經由憲法法院的合議，我成功地將我的想法融入我同事查克？亞可布（ZakYacoob）大法官主筆的判決書。如今它已成為相當知名的案例。後來，法院又處理了兩件涉及愛滋病患權利的案子。當時我們的法庭擠滿了人，每個人身上都穿了一件寫著“HIV-POSITIVE”（愛滋病毒陽性反應）的T恤。現場的氣氛非常激烈，而那個當下我感受到一股逆向的感染力──不是生命改變了法律，而是法律改變了生命。因此這章的結尾是一個反省，回顧我參與法院審判的客觀經驗對我的主觀人格產生了什麼影響。我替這章下的標題是“哭泣的法官”。
同性戀婚姻一案第一次讓我很清楚地意識到，強烈的個人生命體悟會如何左右司法判決。我在準備將于哥倫比亞大學發表的保羅·；羅伯遜講座（PaulRobesonLecture）時，我發現有兩個看似相互矛盾的過去經驗對我影響至關重大，並形塑了我對同性戀議題的看法。第一次是在我擔任法官之前，我曾出席同性戀大遊行表達支持。另一次則是我代表憲法法院出席非洲基督徒法律人協會（ChristianLawyersinAfrica）會議致詞。這些經驗並沒有影響我最後的立場，但它們凸顯了我們這個開放、民主的新憲法秩序必需面對的一樁重要任務，那便是俗、聖兩方該如何化解歧見、彼此和解。若有人對我過去的人生抱有過於單純的看法，他們可能會預期我的判決很可能會將全體國民一分兩半，一半開明進步，另一半蒙昧無知：開明進步的對憲法抱持著“解放束縛”的態度，或至少不排斥這種想法；而蒙昧無知的另一半則冥頑不靈地死抓著過往迂腐的偏見不放。然而事實上，因為我們有一個嚴重分歧的社會，而透過接觸其中的各種人物，包括參與大遊行的示威者以及基督徒律師，我有機會發展出一套我個人以為更加成熟細膩的立場。雖然這個立場明確地支持同性伴侶應享有和異性伴侶平等的待遇，但同時也給予基於良心而持不同立場的宗教信徒應有的尊重與憲法的認可。
最後，這些故事的背後故事需要一番交代。我是如何做出決定並寫成判決（在美國判決稱為法院意見〔opinions〕）？當我在多倫多大學授課時，我的開場白是“我的每則判決都是謊言”。這句話吸引了學生們的注意。我解釋說，謊言指的不是我的判決內容，它們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我的肺腑之言。我所指的虛偽不實，是判決書行文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冷靜、井然有序的風格，粉飾了我落筆時翻來覆去的思考與劇烈的猶豫與掙紮。我感到有必要澄清一種通俗觀念，即從法官們看似權威而堂皇的口吻當中，有人會以為司法判決完全是在理性的神奇引導之下自動寫成。這使我去找出我寫過的判決中所具有的四種不同的邏輯：發現的邏輯、證立的邏輯、說服的邏輯，與潤飾的邏輯。最後我必需面對理性與激情之間的關系，還有人性尊嚴與比例原則（proportionality）的概念：這些相互交織、不可分割的概念，貫穿了這整本書。
像我這樣一個成長于啟蒙理性傳統中的人，實在很不想和有關煉金術的東西扯上關系[i]。但我必需承認，許多影響我們決策的過程在理論上雖不難理解，但實際上像煉金術一樣，以一種很難定義的神秘方式產生影響。生命經驗進入法官判決的方式，或者至少是對我判決的影響，便是如此。所以我單純想指出，從我曲折離奇、多采多姿的人生到法院裡影響深遠的工作，其間的差距不可謂不大，而將兩者融為一爐的煉金術盡管古怪，卻是充滿挑戰、險阻與喜悅的。在寫這本書的過程當中，我自然會問自己“人生經驗究竟是怎麼影響法律判決的？”我的回答是：“無從預期。”
導讀英雄救美
熊培雲
古希臘的時候，有個叫芙麗涅（Phryne）的人體模特，據說是雅典城最美的女人。因為“褻瀆神靈”，芙麗涅被送上了法庭，她面對的將是死刑判決。關鍵時刻，辯護人希佩里德斯（Hyperides）在眾目睽睽之下為她褪去了衣袍，並對在場的所有市民陪審團成員說：“你們忍心讓這樣美的乳房消失嗎？”
這是古典時代有關美與正義的最動人的故事。所謂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在肉體之美（芙麗涅）和精神之美（希佩里德斯）的雙重感召下，雅典法庭最終宣判芙麗涅無罪。19世紀法國畫家熱羅姆（Jean-LeonGerome）曾經為此創作了油畫《法庭上的芙麗涅》，場面香艷生動，不愧為世界名畫。不過，這個英雄救美的故事實在太過浪漫，以至於讓人覺得不真實。據說芙麗涅被釋放後，雅典通過法律，禁止被告在法庭上裸露胸部或私處，以免對法官造成影響。
本文將要重點介紹的是另一個“英雄救美”的故事。它發生在近幾十年，而故事的主角正是《斷臂上的花朵》一書的作者薩克斯（AlbieSachs）。
1935年，薩克斯出生於約翰內斯堡一個立陶宛猶太裔移民家庭。在父親的鼓勵下，他年少立志，願投身於人權事業。十七歲，在開普敦大學學習法律期間，曾參與抵制惡法運動（DefianceofUnjustLawsCampaign）。幾年後，作為人權律師，薩克斯成為南非當局的眼中釘，並因此被拘禁和刑訊逼供。1966年，出獄後的薩克斯被迫流亡海外。
然而厄運並未因為流亡而結束。1988年4月7日，在莫三比克從事法律研究的薩克斯慘遭汽車炸彈襲擊。雖然大難不死，他卻丟掉了一條手臂和一隻眼睛。而兇手正是南非當局派來的特務。薩克斯在他的自傳裡生動地回憶了自己醒來時的情景。他像天主教徒在胸前畫十字架一樣，對自己進行“眼鏡、睪丸、錢包、手錶”式的檢查：
我的手往下摸，毯子下的我光溜溜的，所以很容易就能摸到我的身體，我的陽具還在！我的老雞雞啊！（當時我獨自一人，這麼說應該無傷大雅吧。）這傢伙曾經帶給我許多的歡樂與哀愁，我相信往後它也會繼續帶給我許多歡樂或悲傷。接著檢查蛋蛋，一、二，兩顆都在！既然在醫院中，也許我該稱它們為睪丸以示尊重。我彎曲手肘，人又有了欲望是多麼的美好，其次就是能做我想做的事情……
薩克斯將自己近乎荒誕的反應歸功於他與生俱來的幽默感。但是，這並不等於說他對自己肢體的殘缺沒有一點悲傷，只是因為他知道空洞的悲傷已經於事無補。既然他以推進南非人權狀況為自己一生的志業，對於任何可能付出的代價也早有心理準備；—
馬普托墓園葬滿了被南非特務謀殺的人。我們身邊已經死了好多人。所以當我在馬普托中央醫院裡暫時蘇醒過來時，我感到勝利的喜悅。我活下來了。作為一名自由鬥士，你每天都會猜想這一刻什麼時候會到來，會是今天嗎？會是今晚嗎？會是明天嗎？我在面對它的時候能保持勇敢嗎？它真的到來了，而我活了下來，活了下來，活了下來。
莎士比亞說，懦夫在未死以前，就已經死了好多次，而勇士一生只死一次。薩克斯顯然無愧于勇士的榮譽。按說，如此遭遇足以在精神上毀掉一個人，讓他從此丟掉初心，陷入復仇主義的深淵。然而，這顆汽車炸彈不但沒有摧毀薩克斯，反而使他獲得了更加平靜而昂揚的生命。
我之所以說這是一個“英雄救美”的故事，是因為我看到許多心地美好的人在此打擊下難免以牙還牙，甘於同流合污，與敵同沉。而薩克斯幾乎沒有做太多的思想鬥爭便救出了自己。早在第一次被拘捕時，薩克斯就意識到自己與南非白人政權的較量是意志與品格的較量。因為抓捕他的人對他的折磨已無關他手上的資訊，而只是想打垮他。“他們的目的在於證明他們比我強大。”然而，即使是作為一個牢籠中的弱者，他也不希望與囚禁他的人互換角色。他必須將自己從復仇的野蠻中救出來，必須呵護好內心高貴的東西。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憎恨的是一種壞制度，而不是在這種壞制度中各扮角色的可憐人。作惡者人性的世界已經坍塌了，而薩克斯人性的世界還在。那裡綠草如茵，繁花似錦。如果他也像敵人那樣以剝奪別人的自由為目的，那他就等於爬進敵人的戰壕，與他們為伍了。
在《斷臂上的花朵》中，薩克斯曾這樣重申自己的理想與道義—“讓所有南非人民都獲得自由，遠比囚禁、施加酷刑在那些曾對我們如此的人，更屬有力的復仇。以牙還牙意味著，我們將變成他們的同類，變成幫派分子、騙子和暴徒。雖然是為了更加高尚的目的沒錯，但最後我們就會和他們淪為一丘之貉，只比他們更加有權力而已。我們的靈魂會像他們的靈魂，而我們的兇殘也將和他們的兇殘無所區別。”
雖然肉體之我被迫害者做了減法，但在遭此劫難之後，薩克斯知道如何堅定信念，為精神之我做加法。“不管我怎樣身受重創，我還是比他們優越—我的行為準則和價值比他們更高尚，我的信仰深度為他們無法企及，我才是真正的人類，我為正義而戰、我為自由奮鬥，我永遠不會變成他們那種樣子。某種程度上，慈悲為懷的信念，而非殘忍的以暴制暴，賦予我一種道德上的勝利，讓我能夠堅強地走下去。”
“我知道只要我能康復，我的國家也將會康復”—這是我在薩克斯書裡讀到的最感動的一句話。我絲毫不認為這是一種狂妄自大，恰恰相反，在這裡我聽到的是一個人在驚魂初定後立即找回的責任心。對制度之惡不同常人的理解，對同代人苦難命運的廣泛同情，對內心美好世界的堅守不移……如果不是這些觀念與責任心，薩克斯也不可能繞開冤冤相報的復仇，重新踏上康復南非的道路。
後面有關南非轉型的故事，早已廣為人知。被囚二十七年的曼德拉在1990年被德克勒克請出監獄。同年，薩克斯回到了闊別幾十年的祖國。四年後，曼德拉當選總統，並指派薩克斯擔負新南非的憲法法院大法官。大法官卸任後，薩克斯著書立說，經常去世界各地演講，分享南非轉型經驗與憲政成就，為那些深陷仇恨的國家癒合傷口。
維克多？雨果說過，最高貴的復仇是寬容。一個屢遭來自祖國的恐怖主義襲擊的人，沒有因此憎恨自己的國家，反而不斷要求提升自己的德行，並召喚同類，這在南非並不少見。南非能夠平穩轉型，正是有賴於那些長年鬥爭的人徹底放下了心中仇恨，走向和解。一個漸漸達成的共識是，南非或許需要復仇，但它指向的絕不是人，而是人心中不義的觀念與現世不公的制度，包括仇恨本身。關於這一切，讀者很容易在曼德拉和圖圖的寬宏大量中找到共鳴。
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主導下，身為大法官的薩克斯與當年參與汽車炸彈謀殺的亨利握手言和，為此亨利回家哭了兩個星期。新制度將原來的迫害者還原為普通人。曾經的作惡者終於回歸內心，如今眼淚汪汪。新南非無法做到將原來的迫害者統統關進監獄，也不能建立在大規模擴建的監獄之上，而應該奠基于一種全新的觀念和制度。以復仇為目的的清算不僅會使新南非國父們的理想顯得缺少誠意，而且會讓這個國家因為冤冤相報而永無寧日。在此意義上，寬恕不僅具有道義內涵，而且是理想南非必須支付的社會成本。
薩克斯曾在書中談及自己的理想追求，“若民主能在南非落地生根，那麼代表純潔和殉道的玫瑰與百合花將從我的斷臂上開出”。在個人恩怨與理想之間，薩克斯選擇了後者。這就是他“溫柔的復仇”。而且，這種“溫柔的復仇”是強而有力的。“我在被監禁時所立下的誓言，現在終於實現了，但不是在意識形態鬥爭上擊敗對方，而是升華為一套哲學與情感的圭臬，勾勒出我心中的理想人格、我想要生活於其中的理想國家，以及我願意奉行恪守的理想憲法。”
薩克斯不辱天命。由於惡法和惡政的存在，他曾經由法律的研究者變成了“法律的敵人”，而現在他作為大法官成為新南非法律忠實的捍衛者。在這個猶太裔南非白人的主導下，南非憲法確立了廢除死刑，保障同性戀婚姻權利、愛滋病人權利等若干原則，成為“最受世界尊敬的一部憲法”。在薩克斯看來，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機器，法律必須像人一樣擁有靈魂。換句話說，我們不能一味地要求人要有法的精神，卻對法缺少人的精神置若罔聞。
寫作此文，並不是為薩克斯歌功頌德。我更願意將他“溫柔的復仇”視作人類歷史中的寶貴經驗。畢竟，從遠古的同態復仇到博弈論中的報復平衡，從近現代仇恨煽動下的革命、戰爭到今日的核威懾，我們可以找出無數例子來證明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復仇史。而薩克斯“英雄救美”的意義，在於時刻提醒那些有著遠大理想的人，如何做到不違初衷，不藉口惡人的過錯而讓自己成為自己所反對的人。
轉型期南非的政治精英能放下仇恨，固然有時代整體氛圍的影響，但這一切又何嘗不是個體選擇的堆積。除了從流亡者到大法官的薩克斯，還有甘願放下手中權力的白人總統德克勒克，主導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大主教圖圖，從監獄裡走出來的黑人政治領袖曼德拉……這些新南非的國父無一不在向世人昭示他們的意義並發問：當世界坍塌之時，個人如何守衛自己心中的世界？在死握權柄與揚言報復之間，交戰中的精英該以怎樣寬廣的心懷去帶領受傷的人民？
還是讓我們回到芙麗涅的那場審判吧。人類為自己創立思想和制度，同時不得不接受它們的奴役。芙麗涅自法庭平安歸來，讓世人看到“瀆神罪”的彈性，也看到了由此而生的種種悲喜劇—與其說它們是來自上帝的威儀與審判，不如說是源於人類的自我裁決。當然，這既包括群體對於個體的群裁，也包括個體對群體的審視和自我意義的抉擇。
我不得不承認，與希佩里德斯那場古老的英雄救美相比，薩克斯在20世紀的“溫柔的復仇”更讓我為之動容。這不是一個簡單的自救救他的故事，它還有著關于人生美學的深廣內涵。薩克斯用他一生“溫柔的復仇”，昭告身懷理想的人如何聽從天命的召喚以抵抗不幸的命運。薩克斯是不幸的，他因為追求世界之美而不得不面對身體的殘缺。薩克斯又是何等幸運！他沒有因為憎恨而失去內心之美。而真正的英雄救美，就是同時對世界之美和內心之美擔起責任。
最後說點感謝的話。幾日來先後為曼德拉、圖圖和薩克斯的中文版圖書撰寫序言，傾聽他們卓然於世的心聲，對我而言都是莫大的榮耀。記得昨夜，當我沉浸於這最後一篇序言的寫作時，外面臺風呼嘯，暴雨難歇，今早醒來已是天朗氣清，極目千里。大自然竟是如此應景，想必這也是讀者合上“南非轉型三部曲”時的感受。依我之見，無論是曼德拉、圖圖，還是我最後著重介紹的薩克斯，他們能夠在抗惡的過程中不與惡同沉，都是基於以下思想與信念：作惡者囂張於一時，但並不掌控這個世界，包括你高貴的靈魂。作惡者表面不可一世，實際卑微十足，他們唯一能負責的只有自己的罪惡。而你真的可以和他們不一樣，因為你另有乾坤，當作惡者負責惡時，你必須負責美—美到作惡者暗淡無光，美到作惡者為自己流淚，美到作惡者為你鼓掌。
2014年8月11日
東京大學訪學期間
目次
導讀 英雄救美/ 熊培雲 謝詞 前言 第一章 恐怖主義與刑訊的故事 第二章 我的每則判決都是謊言 第三章 他的名字叫亨利 ：真相、和解與正義 第四章 理性與熱情 第五章 法律與幽默 第六章 理性與判決 第七章 哭泣的法官 ：司法權與社會經濟權利的保障 第八章 人性尊嚴與比例原則 第九章 神聖與世俗相遇 ：同性戀婚姻的雙重挑戰 第十章 開始與結束 跋與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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