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國點評本(全11冊)（簡體書）

《大秦帝國》是一部多卷本的長篇歷史小說，凡六部十一冊，作家孫皓暉畢十六年之功，創作了煌煌五百萬言。這部作品，與坊間流行的歷史小說在藝術品質上是大異其趣的。作者以敢為天下先的藝術勇氣和歷史眼光，開宗明義地宣告了他的大秦史觀：“大秦帝國是中國文明的正源”、“我對大秦帝國有著一種神圣的崇拜”。
《大秦帝國》是一部描述秦興亡生滅過程的長卷歷史小說。秦帝國崛起于鐵血競爭的群雄列強之際，建立了一個強大統一的帝國，開創了一個全新的鐵器文明。但她只有十五年生命，像流星一閃，轟鳴而逝。這巨大的歷史落差與戲劇性的帝國命運中，隱藏了難以計數的神奇故事以及偉人名士的悲歡離合。他們以或纖細、或壯美、或正氣、或邪惡、或英雄、或平庸的個人命運奏成了這部歷史交響樂。帝國所編織的社會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傳統，今天仍然規范著我們的生活，構成了中華民族的巨大精神支柱。秦帝國崛起于鐵血競爭的群雄列強之林，包容裹挾了那個時代的剛健質樸、創新求實精神。她崇尚法制、徹底變革、努力建設、統一政令，歷一百六十余年六代領袖堅定不移地努力追求，才完成了一場最偉大的帝國革命，建立起一個強大統一的帝國，開創了一個全新的鐵器文明時代，使中國農業文明完成了偉大的歷史轉型。在這部堪稱鴻篇巨制的藝術佳構中，作家力圖藝術地再現，在禮崩樂壞，群雄逐鹿的戰國末年，面臨亡國之禍的秦國于列強環伺之下，從秦孝公開始，篳路藍縷，變法圖強，經過幾代君臣的不懈努力，最終掃六合而一統天下的艱辛悲壯歷程。全書共分為六部《黑色裂變》《國命縱橫》《金戈鐵馬》《陽謀春秋》《鐵血文明》《帝國烽煙》。

孫皓暉，中國漢族，
出生地：陜西三原縣
出生日期：1949年職業：教育作家
畢業院校：陜西師范大學

中國人的文字傳統中，一直有著對歷史、土地和文學的三重信仰，其中又以對歷史的尊崇為核心。盡管林語堂說，“中國詩在中國代替了宗教的任務”（《詩》），但就著一種精神信仰而言，歷史敘事比文學表達還要重要。哪怕像“春秋筆法”、“史記傳統”這種用來形容文學書寫的說法，其背后參證的也是歷史——在很多中國人看來，文學的最高成就，就是把作品寫成《春秋》和《史記》。所以，《三國演義》、《水滸傳》，包括《紅樓夢》，名為小說，很多讀者也是拿來作為歷史文本來讀的，這些小說所塑造的曹操、諸葛亮、宋江等人的形象，即便與歷史中的人物大有出入，多數讀者仍然愿意相信小說所寫的就是歷史真實。錢穆先生說，中國文化是一種向后看的文化，中國人“很少向未來的熱戀，卻多對過去之深情”（《湖上閑思錄》），這是確實的；對歷史、土地和文學的信仰，正是這種向后看的文化心理的表現。
中國文化以經、史、子、集四部相傳，其實各部均通于史，即便先秦諸子之學，也都源自史學。史有正史與稗史之分，正史多為史官所為，一代一代下來，記錄完整，稗史則流傳于鄉野傳說之中，后來也散見于《左傳》等著作。后世所說的小說家言，雖多依憑稗史，但也并不是全然沒有價值。文學也是一家之言，此一家之言，其實是一人之心跡，也是一人之史，自有其特殊的意義。像《離騷》、《出師表》、《桃花源記》這樣的文學作品，照史家之見，既通于子也通于史；這種一人之史、一人之精神自傳，照樣可納入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文化道統之中，甚至文學所昭示的，比一些機械的歷史記載更有見地。
中國的史學，強調要有治史的心情和抱負，甚至一度把史學稱為是圣人之學，不僅在于史學重要，更在于像《西周書》、《春秋》這些最早的史書，都出自周公、孔子這些圣人之手；它們不僅記錄史事，更寄托史家之精神、史家之生命觀——個人的小生命，寄托在歷史的大生命之中，每一個人都生在歷史中，也死在歷史中，所謂的人生不朽，其實就是你的人生與歷史聯系在了一起。中國人的歷史，記人重于記事，原因也在于此。
歷史的寫法，大體有幾種，或記言，或記事，或記人。此三種，構成了中國人的歷史觀。近三千年來，中國人都以這種方式記載歷史，從未中斷，這堪稱是人類歷史中的人文奇跡。《西周書》記言，《春秋》記事，《左傳》既記言也記事，但這些似乎都不如司馬遷所開創的記人為主的《史記》，也就是所謂的列傳體。列傳體后來成了正史，自西漢至今，共積存了二十五史，蔚為壯觀。史學一路演進下來，雖有偽造、美化之處，但后來者也有辨別、考證、糾錯；治史和疑史之風并重，使得中國歷史即便不全是信史，也跡近信史，自有其書寫的傳統所在，即便是小說，源自虛構，在講述歷史的時候，也不得不參證《史記》，而不能全然信口開河。
所以，中國歷史的主體精神就在于人，也重在寫人，所謂“人事之外，別無義理”（章學誠：《浙東學術篇》）。明史，既明天人之際，也知古今之變。宋代寫史最多，明代略少，清代多考證歷史，惟有章學誠寫的一部《文史通義》，但傳承的仍是經世明道的史學精神。只是，章學誠有感于《文史通義》偏于理論，“空言不及征諸實事”，后又撰《和州志隅》二十篇。他在《志隅自序》中說：“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之所為作也。”章學誠之“史意”，也可理解為通常所說的“史識”，實為一種精神，一種見地，近世的史學大家錢穆則用“史心”一詞名之，似乎更為準確。“培養史心，來求取史識，這一種學問，乃謂之史學。”（《史學導言》）有了這一種研究歷史的心情，才會真正關注國家、民族、個人的當下處境，才會在記錄歷史的公正中，貫注一種歷史精神。
而詮釋歷史精神最好的方式，仍然是以人寫事。雖然中國的歷史也寫自然風俗、制度禮儀，但終歸是以人為中心，強調是人在做事，事無論大小，都在于人為。“不論一切事，先論一個心。”這是錢穆的話。他之所以反對籠統地說中國的歷史都是帝王之家譜，就在于他能因人見事，以心論史。事實上，二十五史寫的人物千千萬，簡單地稱之為帝王家譜，確實是偏見。每一段歷史，除了講帝王，也講群臣，講各類賢達，甚至也講小人物。寫忠臣，也寫奸臣，寫圣人事跡，也記草民之樂，并不全然是政治或宮廷之事。《史記》分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既編年紀事，也為歷史群像作傳，有褒有貶，據義直書，后人也不能輕易推翻前人，這種史識、史心，并不是一味地逢迎或諂媚，而是有自己的堅持和標準。按照《左傳》的寫法，孔子的篇幅也不比別人更多，而寫宋史不避寫文天祥，寫明史不避寫史可法，這些例證，也足以說出中國歷史的寫法，在知人論世上，已形成自己秉直、公正的傳統。
謝有順，1972年8月生于福建省長汀縣。1994年畢業于福建師范大學中文系。1991年起，在《文學評論》、《花城》、《作家》、《當代作家評論》、《小說評論》等刊發表當代文學批評及思想隨筆近百萬字，著有《我們內心的沖突》（文學評論集）、《活在真實中》（思想隨筆集）、《我們并不孤單》（文學評論集）等。主編有《文學新人類》、《愛情檔案》、《新媒體女性》等叢書。2001年2月獲"馮牧文學獎"。中國文藝理論學會理事。現居廣州，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