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證據研究（簡體書）

全稿約28萬字，共五章。第一章對社會科學證據的理論定位、概念、研究和實踐意義、類型等基本問題進行了探討；第二章系統第梳理了社會科學證據在國外特別是在美國司法證明活動中的應用歷史；第三章以社會研究報告為切入點，對中國司法實踐中業已出現的法庭上的社會科學證據進行了定量研究；第四章則從證據的審查認定所關注的核心問題即證據的采納和采信入手，深入分析了社會科學證據的采納規則和采信規則；最后一章，即第五章，在前述四章論述的基礎上，框架性地勾勒出了社會科學證據在我國司法證明中的適用領域。

導論
第一章 社會科學證據概論
第一節 科學證據研究與應用體系的開拓
一、常見的科學證據簡述
二、科學證據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科學證據
三、小結
第二節 社會科學證據的界定、意義及構成要素
一、社會科學證據的上位概念：科學證據的界定
二、社會科學證據的界定
三、社會科學證據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四、社會科學證據的構成要素
第三節 社會科學證據的類型
一、基于研究方法的分類
二、基于生成時間的分類
三、基于事實類型的分類

導論

第一章 社會科學證據概論
第一節 科學證據研究與應用體系的開拓
一、常見的科學證據簡述
二、科學證據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科學證據
三、小結
第二節 社會科學證據的界定、意義及構成要素
一、社會科學證據的上位概念：科學證據的界定
二、社會科學證據的界定
三、社會科學證據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四、社會科學證據的構成要素
第三節 社會科學證據的類型
一、基于研究方法的分類
二、基于生成時間的分類
三、基于事實類型的分類

第二章 社會科學證據在美國司法證明中應用的歷史回顧
第一節 社會科學證據的雛形：布蘭代斯辯論摘要
一、對法律形式主義的批判與社會學法學的興起
二、布蘭代斯辯論摘要簡述
三、對布蘭代斯辯論摘要的評價
第二節 社會科學證據在證明裁判事實中的初步探索
一、法律現實主義運動的背景
二、司法實踐中遭遇的挫折
第三節 社會科學證據的司法應用的突破與推進
一、理論研究的鋪墊與社會研究報告的準入
二、個案中的研究方法受到重視
三、布朗案：社會科學證據發展史上的里程碑
第四節 社會科學證據發展的新階段
一、20世紀70年代之后的司法應用概況
二、理論研究的繁榮
三、法學院中的社會科學方法教育受到重視
四、納入科學證據的理論與應用框架
五、法庭辯論爭點的轉型：從可采性到證明力

第三章 社會科學證據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應用的實證分析
第一節 研究樣本總覽
一、研究方法與案例概況
二、案由分析
三、歷史回顧
第二節 司法證明的環節分析
一、社會研究報告的取證
二、社會研究報告的舉證
三、社會研究報告的質證
四、社會研究報告的認證
第三節 實證研究中凸顯的重點理論問題
一、社會研究報告的總體評價
二、社會研究報告的證據形式
三、社會研究報告的公證問題

第四章 社會科學證據的審查認定
第一節 社會科學證據的采納
一、社會科學證據的關聯性
二、社會科學證據的合法性
……
第五章 社會科學證據在我國司法證明中的應用前瞻

《西南政法大學刑事偵查學院公安學學術文庫：社會科學證據研究》：
4.基于司法證明目的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特點
在訴訟中開展社會科學研究，必然需要符合訴訟制度、證據制度、證明制度的規律，同時也會受到相應的限制，因此社會科學證據在取證過程中所要遵循的研究方法至少可以表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其一，研究方法的不確定性與多樣性。
在司法證明中開展社會研究，目前尚無研究方法上的定論，取證者必須根據案件的實際情況選擇適合、可行的研究方法。具體而言，雖然在目前的司法證明實務中定量研究較為常見，而且以抽樣調查方法的應用最為廣泛，但這并不表明取證者進行社會研究的時候必須進行定量研究或者抽樣調查。只不過正如前文所言，在知識產權侵權糾紛類訴訟中，由于法律規定的緣故，定量研究中的抽樣調查目前存在比較大的適用空間而已。
正是由于研究方法所存在的不確定性，取證者在考慮具體方法的時候往往可以有多種選擇。例如，在外觀設計侵權糾紛案件中，取證者就消費者對于產品的印象和反應進行考察時，可以采取抽樣問卷調查、電話訪談調查、實地走訪等多種不同的方法獲取定量數據。這樣一來，訴訟一方如果委托不同的人員開展社會研究，他們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便很可能彼此相異，但是結論卻很有可能殊途同歸。
其二，研究方法的受制約性。
實際上，上述研究方法選擇的多樣性在很多情況下只能針對特定的證明事項才能成立。受訴訟制度、證據制度、證明制度的多重制約，盡管許多案件事實問題都可以通過社會研究來加以解決，但是在實際實施過程中則可能遭遇困難。例如，定性研究中的參與式觀察法一般要求研究者實地介入研究對象至少數月時間，這通常難以在有限的訴訟期限內完成。又如，刑事訴訟的定罪證明標準要求對案件事實的證明要達到相當高的程度，而定量研究的結論通常允許存在一定范圍的誤差，因此在精確性上是否能夠滿足其要求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論證。這也可以用以說明刑事訴訟中盡管也存在假冒注冊商標罪和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等知識產權類犯罪，卻在現階段難以像民事、行政訴訟那樣類似地采用定量研究來對案件中的重要事實予以證明。
其三，研究方法的可靠性與共識性。
從上文介紹的我國的66起案例來看，筆者并未發現直接針對研究方法可靠性的當事人質證和法官認證。易言之，對方當事人和法官通常并不會對一方當事人采用定量研究中的抽樣調查方法本身是否科學、可靠提出質疑。這從某種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司法證明活動中應用的社會研究方法基本上都是該領域達成共識的方法，這些方法本身的可靠性通常并不會成為爭議的焦點。
當然，這一方面反映了社會研究方法本身的認可性較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司法證明活動中可以選擇的研究方法雖然具有不確定性、多樣性，但是在具體實踐的過程中又呈現出相對集中的樣態。總之，對于呈交法庭的社會研究報告，其研究方法的可接受性決定了其科學性、可靠性本身通常并不會受到質疑，若該證據的證據能力或證明力受到質疑，很可能是因為取證者基于這些方法不適當地得出了難以令人信服的結論。例如，一份社會研究報告在訴訟中受到質疑乃至完全遭到否定性評價，通常是由于這些研究方法沒有得到很好的遵循從而導致了研究結論的不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