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下游：一位生態學家對癌與環境關係的實地考察(第2版)（簡體書）

桑德拉?斯坦格雷伯，生態學博士，雜志專欄作家，被譽為“匕首詩人”，擔任加利福利亞州乳腺癌研究項目的顧問，為國會提供咨詢。
代表作品：《生活在下游：一位生態學家對癌與環境關系的實地考察》，《堅守信念：一位生態學家的母親之路》。

馬云說：“我們相信十年以后中國三大癌癥將會困擾著每一個家庭，肝癌、肺癌、胃癌。肝癌，很多可能是因為水；肺癌是因為我們的空氣；胃癌，是我們的食物。”其實，癌癥不只是與生活方式以及家族遺傳有關。

第二版 前言
第一章 痕量
第二章 緘默
第三章 時代
第四章 空間
第五章 斗爭
第六章 動物
第七章 泥土
第八章 空氣
第九章 水
第十章 火
第十一章 烙印之軀
第十二章 生態之根
后記
補充文獻來源 第二版 前言
第一章 痕量
第二章 緘默
第三章 時代
第四章 空間
第五章 斗爭
第六章 動物
第七章 泥土
第八章 空氣
第九章 水
第十章 火
第十一章 烙印之軀
第十二章 生態之根
后記
補充文獻來源
注釋
第二版致謝
第一版致謝
索引
譯者后記
作者簡介

第四章空間
佩金是伊利諾伊州塔茲韋爾縣的司法機構所在地，位于伊利諾伊河對岸，在皮奧里亞下游的幾英里處。在佩金城外，在我長大的那座房子的西邊大約兩英里遠，是一個還沒有劃入諾曼代爾的管轄區。這個社區始建于1926年，是工廠工人的居住區。街道的名稱都是在戰前以白天在此勞作、晚上在此過夜的居民們所生產的產品命名的：卡羅大街（以糖漿命名）、奎克街（以造紙廠圓形麥片粥盒命名）、弗萊施曼街（以酵母命名）。
諾曼代爾只有480個居民，它有一個大眾晚餐俱樂部，一座漂亮的磚砌教堂和一個無醇飲料銷售點。自從我們學會開車后，每當夏天，我都和好友一起到那里兜風。坐在好友爸爸的車里，我和蓋爾?威廉姆森一邊吃著洋蔥卷，一邊爭論德語與拉丁語相比有什么優點，大學與學院比有什么優勢，性生活與禁欲比有什么好處。在停車場，我們決定講和。蓋爾要去醫學院，然后去拉小提琴。我要去研究生院寫詩。無論是現在的還是將來的男友都得懂詩。他們還得會彈吉他。
諾曼代爾位于死湖附近的一塊楔形地帶上。死湖是靠近伊利諾伊河東岸的一個傾倒工業廢物的水池。它的兩側都是工業區：一家鑄造廠、一家糧食加工廠、幾家化學公司、一家燃煤電廠和一家酒廠。還有一側被一家沒有州屬相關部門許可的垃圾填埋場所堵塞，1988年該填埋場被伊利諾伊州污染控制委員會查封。就在城南的柏油路旁，人們發現了20個向外滲漏焦油物質的銹跡斑斑的鐵桶。這也是諾曼代爾。
癌癥在空間上的分布如同在時間上留下來的軌跡一樣，也顯露出可能造成癌癥的主要誘因。例如，在確定癌癥的風險方面，如果種族差異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么，移民應該保持其在原居住地的癌癥發病率。反之，如果移民的癌癥發病率近似于其所移民的國家，（事實上，情況正是如此），那么，我們有理由懷疑環境因素在起作用。如果癌癥發病率在某些地理區域（例如，城市區或農業集中的地區）升高，我們將進一步查找線索。如果癌癥高發率是沿河流流經的地方、盛行風刮過的地方，或聚集在飲水井、某工業基地周圍，那么，我們事實上就有了重要的線索。
奇怪的是，我們愈仔細觀察癌癥的地理分布圖，這個圖像就愈加模糊。從宏觀上看，如果我們把來自各國的癌癥登記數據匯總起來，然后再縱覽各個大陸的全貌時，不同區域癌癥發病率的高低便清晰可見。但是，如果我們把目光集中到一個區域，如諾曼代爾這樣的縣或鎮及其下屬區域時，要區分癌癥發病率的高低就會覺得力不從心了。回想一下，癌癥發病率是基于每年每10萬人中被診斷為癌癥的人數，確定一個只有幾百或幾千名居民的小社區是否存在癌癥集群，在統計學上是很困難的工作。在這個層面上，學界在著激烈的爭論。
在全球層面上，這個問題幾乎不存在什么爭議。全球范圍內的癌癥發病率的時間脈絡與空間特征，清楚地證明癌癥屬于意外災難的觀念之錯誤。癌癥是西方工業化的產物。40年前，癌癥基本上是在富裕國家才發生的疾病，而如今半數的癌癥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那些工業化發展速度迅猛的國家。全球癌癥發病率劇增的趨勢，部分原因是由于人的壽命延長以及社會老齡化問題；但是，在很多地區，年齡調整后的癌癥發病率仍呈上升趨勢。在1983—1997年間，印度的癌癥發病率上升了7%，拉丁美洲上升了12%。這是世界衛生組織下屬的一個不知名的辦公室發布的有關癌癥發病的趨勢公告。設在法國里昂的國際癌癥研究機構，負責監測世界各地的癌癥發病率，這是一項艱巨的工作。該機構盡可能通過從更多的國家收集癌癥登記數據來實現監測。該機構在2008的世界癌癥年度報告中指出，在世界范圍內，一些地方吸煙率正在上升，在飲食西化和肥胖率上升的地方，癌癥發病率也在上升。因為工業化的原因，多種化學致癌物質給人們帶來潛在風險，而人們卻蒙在鼓里。報告對此深表遺憾。
設在紐約的一個環境基金會，“布萊克史密斯（Blacksmith）研究所”發布的一份全球報告，對世界污染最嚴重地方的健康問題做了報道，癌癥問題就是其中之一。在10座世界污染最嚴重的、令人沮喪的城市中，阿塞拜疆的蘇姆蓋特高居榜首，該城市曾是前蘇聯石化中心。在蘇姆蓋特，癌癥發病率高達51%，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中國的兩個地方——田營鎮和臨汾市*——也榜上有名。
在2000—2005年間，中國燃煤增加了75%，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產煤國和煤炭消費國。因此造成的空氣污染所導致的疾病與早亡，可能是世界各國中最為嚴重的，據估計，所造成的經濟負擔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8%。其中，用于治療癌癥的費用不太清楚，也沒有完全公開。在1973～1999年間，整個中國癌癥發病率上升了33%。我們所知道的關于中國癌癥激增的地理分布，主要來自一些記者的報道。根據史蒂文?里波特提供的第一手資料，明顯的癌癥集群集中在中國北方的油田和石化煉油廠周圍。沿著高度工業化的淮河流域，一些中國記者發現了一個個“癌癥村”，其癌癥發病率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
煤和石油備受指責，人們認為是它們把人類推向災難性氣候變化的懸崖邊緣。如此一來，無論用作燃料，還是用于生產石化產品與其他化學品的原料，煤炭都將導致不計其數的人死于癌癥。
移民研究也為癌癥病因提供線索。當移民來到新移居的國家時，便不參與原所屬國家癌癥發病率的調查，而成為新環境癌癥發病率的平均因素。國際癌癥研究機構聲稱：“移民研究得出的唯一重要的結論是，確定群體患癌癥風險的不是移民種族群體的基因因素，而
*根據紐約Blacksmith研究所2006年10月24日報告，Lifen應該是指中國陜西臨汾（Linfen）。
是新的‘環境’因素。”引號中長長的“環境”（‘environment’）一詞引起人們對其諸多內涵的聯想：飲食習慣、對母乳喂養的文化態度、社會壓力與參加體力活動的機會。這些都
是環境的組成部分；空氣、食物和水中的化學污染物同樣也是環境的組成部分。
移居澳大利亞、加拿大、以色列和美國的移民，其癌癥模式都表明，決定癌癥風險的首要因素來自廣義上界定的環境。我們可以思考一下從乳腺癌發病率罕見的北非移民到發病率較高的以色列猶太女性的情況。最初，這些北非移民女性患乳腺癌的風險是當地以色列女性的一半，但隨著居住時間的延長，患癌風險迅速上升：30年內，非洲裔和以色列出生的猶太女性乳腺癌的發病率幾近相同。從中東和亞洲移民的猶太女性，抵達以色列后患乳腺癌的風險也會增加，雖然她們患乳腺癌的速度相當緩慢。
美國的情況也是如此。無論是歐洲、中國還是日本移民來的女性，其乳腺癌發病率最終都會上升，直到與美國的此類癌癥發病率持平。不過，她們癌癥發病率的上升速度不同。移居美國的波蘭裔女性在追趕美國女性的乳腺癌發病率上速度最快。移居美國大陸的日本女性，需要兩代人的時間，才能達到美國女性的乳腺癌發病率。第一代日本移民的乳腺癌發病率，介于日本與美國女性乳腺癌發病率之間，而第一代日本移民的女兒們則反映出與美國女性完全相同的發病率。移民來的拉美裔女性比出生在美國的女性同胞發病率低。然而，她們在美國居住的時間越長，患乳腺癌的風險就越大。
幸運的是反之亦然，女性移居到乳腺癌發病率相對較低的國家，其患乳腺癌的概率也會降低。移居澳大利亞的英國女性就是典型的例子。
這些結果使我們回到莫比烏斯帶式的生活方式和環境中。當有人從世界的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時，兩個地方同時發生改變。目前，還沒有人確切理解這些變化如何相互作用而生成上述的模式。
截至1991年，在卡羅街居住的一半家庭里都有一個癌癥病人。一些居民覺得生活在諾曼代爾的孩子的眼睛和耳朵似乎非常容易感染。僅10年間，在一個街區就有14個居民被確診為癌癥。這些數字是那里的居民自己計算出來的，并報告給當地的衛生部門和報社。他們成立了一個市民團體，并向塔茲韋爾縣衛生局遞交了一封請愿書，請求對他們所居住的社區的癌癥發病率情況進行調查。
報紙上引用了一些人的話說，有的鄰居死于癌癥，還有的鄰居因為對癌癥的恐懼已經遠走他鄉。
有位居民哀嘆：“唉，我們有那么多街坊都死了。”
因為沒有全國性的癌癥登記方法，我們對美國癌癥病發率的地理分布也不確定。國家癌癥研究所的確提供了一個交互式癌癥死亡率圖譜。實質上，這是一個可自定義的癌癥死亡拼圖，在美國，由于癌癥導致的死亡不是隨機分布的。在分布圖上，紅色覆蓋著東北海岸的五大湖區和密西西比河口地帶。在所有癌癥的總趨勢中，這些地區的死亡率最高。這些地區也是工業活動最密集的地方。另一方面，癌癥發病趨勢圖顯示，在發病率較低的國家的一些地區，發病率在上升。這表明，隨著以前農村地區城鎮化的加速，流動人口越來越多，以及殺蟲劑使用量的上升，隨著時間的推移，癌癥死亡率在地理區域上日趨一致。在這些癌癥地形圖上，兩類癌癥顯示出緯度模式：在南部地區，由于人們經常暴露在陽光下，黑色素瘤在那里的癌癥版圖上占主導地位；乳腺癌的死亡率也呈現出從北向南逐次降低的模式，在北方，尤其是在高度工業化的東北大湖區，癌癥發病率較高。
在研究癌癥地理分布圖時，讀者必須記住這些地圖顯示的是癌癥死亡率，不是癌癥確診率。污染程度較高的縣，其衛生保健措施也可能較差：在污染較為嚴重、被殺蟲劑浸染的縣城，癌癥患者通常因為得不到妥善的救治而很快死亡。另外，由心血管或傳染性疾病等其他原因造成的死亡，不像癌癥那樣與環境污染緊密相關。還有，醫療方面的差異，無法解釋癌癥死亡率在地理分布上的所有差異。
癌癥地理分布圖使人們得以把癌癥與工業和農業區域分布相重疊，從而觀察兩者之間是否存在某種相關模式。研究人員在一項研究中發現，在1497個農村縣中，農業化學品的使用和癌癥死亡率之間存在密切的關聯。在另一項研究中，調查人員發現了癌癥死亡率和環境污染區域之間非常吻合：死亡率較高的癌癥縣區，其工業毒物濃度較其他地區都高。
在英國，癌癥死亡率的數據采集和分析已有一個多世紀的歷史，所以，地理分析可能是非常復雜的事情。1997年，一個研究小組對在1953~1980年間英格蘭、威爾士和蘇格蘭死于白血病和其他癌癥的所有22458名兒童的家庭所在地進行地理定位。之后，他們再繪制一張圖，從發電廠到附近的汽車美容店，以圖表的形式標出每一個可能存在危險的區域位置。之后再對兩張圖進行重疊比對。研究結果表明，居住在某類工業區幾英里范圍內的兒童，特別是在大范圍使用石油或高溫化學溶劑的地方，他們面臨患癌的風險增大。這些地方包括煉油廠、飛機場、涂料制造廠和鑄造廠。居住點在離這些化學工廠只有幾百碼的地方危險最大，而離得越遠風險越小。對于在短暫的一生中有過搬遷史的兒童來說，其出生地比其死亡地的關系更大。調查結果明確指出兒童生長早期，即便是出生前，暴露于環境致癌物質也會造成兒童患癌的風險。
另一種癌癥調查，是研究不同職業的人們是如何患上癌癥的。正如癌癥在自然地理上不是均勻地分布一樣，它在不同工種的人群之間分布也不同。了解職業癌非常重要，這不僅是因為人們將一生中的許多時光消耗在工作場所，還因為它還為工廠高墻和辦公室門外的癌癥調查提供關鍵線索。無論是釋放到空氣還是水中，無論是作為有毒廢物運走，還是摻雜到產品中，工作場所中的致癌物最終都會進入到我們生存的環境中。工作場所的致癌物質與導致一般人患癌的致癌物大體相同。確實，在被國際癌癥研究機構歸類為已知的人類致癌物質中，有近一半的物質最初都是在對工作者的調查研究中確定的。首先，讓我們來看看農民的狀況。
與一般人群中許多發病率呈上升趨勢的癌癥相比，世界工業化各國的農民對于同樣的癌癥表現出一貫較高的癌癥發病率。換句話說，66在患同一類型腫瘤的人群中，農民往往比其他人死得更快，發病也愈加頻繁。這些腫瘤包括多發性骨髓瘤、黑色素瘤和前列腺癌。而且，與一般人群相比，農民患非霍奇金淋巴瘤和腦瘤的比率要高一些，盡管高得不是很多。盡管整體死亡率和死于心臟病的比率都不高（總的癌癥發病率不高），與一般人群相比，農民死于霍奇金病、白血病、唇癌和胃癌較多。同樣，農民工患多發性骨髓瘤、胃癌、前列腺癌和睪丸癌的比率特別高。這些結果與癌癥地理分布圖所顯示的地理模式相吻合：在鄉村農業區，多發性骨髓瘤死亡率最高。在美國玉米和小麥生長帶中心地區，白血病和淋巴瘤發病率較高。
隨著農業健康研究的推進，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農業化學物質與癌癥有著密切的關系。在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的資助下，該研究從1993起對愛荷華州和北卡羅來納州的57000名農民進行跟蹤調查，他們的配偶和子女也在調查之列。迄今為止，調查結果令人欣喜。在被調查的農民中，總的癌癥發病率大大低于其他人群。因為農民使用煙草較少，并且，由于從事較高強度的體力勞動，他們與其他離開土地的農民相比，糖尿病患病率較低。然而，與一般人群相比，某些癌癥悄然而頻繁地出現在這些農民和他們的家人身上。前列腺癌就是個例子。
農業健康研究也揭示了其他一些關聯模式：有一種農藥（氯菊酯）顯示與骨髓癌（多發性骨髓瘤）有關，有兩種不同的除草劑顯示與胰腺癌有關。兒童所患的淋巴瘤與父母使用農藥有關。父親不戴手套施農藥，可造成其孩子患白血病的風險增高。近期父親使用過阿特拉津的農場兒童，其尿液中該除草劑的濃度高于近期父親沒有使用該農藥的農場兒童。67使用農藥的女性月經周期較長，更年期來得較晚。然而，農藥的使用與患乳腺癌的風險沒有聯系。另一方面，居住在離農藥應用區域最近的女性，其乳腺癌發病率略有升高。
對于其他行業的職業研究，揭示了更多關聯現象。發現下述人群癌癥發病率較高，如畫家、焊工、石棉行業的工人、塑料加工工人、染織工人、礦工、印刷廠工人和放射線工作者。暴露于甲醛的工人更容易患白血病。消防隊員患睪丸癌的概率是一般人的兩倍，患非霍奇金淋巴瘤、前列腺癌和骨髓癌的概率也較高。理發師和美發師患膀胱癌的風險較大。工作中暴露于溶劑和汽油的芬蘭女性，顯示出其患膀胱癌以及肝腫瘤的風險增大。暴露于柴油廢氣的芬蘭女工患卵巢癌的風險較高，而且隨著暴露的增加，患癌的風險增大。在含氯溶劑污染的工廠工作的中國臺灣地區的電子女工乳腺癌發病率增高。目前，工作在美容院或指甲沙龍的人患乳腺癌的風險也備受關注。
某些從事白領工作的人，例如,化學家、化學工程師、牙醫和牙醫助理，也面臨較高的患癌風險。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高風險人群還包括為癌癥患者做化療的護士。(許多用于治療癌癥的化學物質本身具有致癌性,兒童白血病存活者到成年時患癌癥的比率較高就是證據。)
正如我們在農場工人身上所看到的那樣,某些從事特定職業的成年人，其孩子患癌的概率也較高。兒童腦癌和白血病總是與父母的油漆、石油產品、溶劑和殺蟲劑暴露有關。有些致癌物是孩子在出生之前就可能接觸到了。當父母的衣服和鞋將這些致癌物帶回家里時，孩子就有可能接觸到它們,吃母乳也會接觸污染物(可能直接或通過接觸父親的衣服被污染),甚至也可能是通過呼出的氣體而被污染：因為溶劑在一定程度上是通過肺部清理的,只要父母對著孩子呼吸，就可能讓孩子吸入致癌物質。這樣,回家的父親親吻孩子，穿著工作服擁抱孩子都可能使孩子接觸致癌物質。
為了對諾曼代爾地區的人們所提出的問題有個交代,兩個健康研究項目很快就啟動了，分別由州和縣衛生部門實施。兩級主管部門并未將某些關鍵問題納入研究范疇，如，疾病的類型，污染源的確定，評估對致癌物的實際暴露，追蹤移居者以及走訪已故癌癥患者的近親。沒有對血液、尿液或者脂肪進行取樣，以檢測是否存在污染物。事實上,研究計劃甚至沒有要求那些負責公共衛生的官員踏上諾曼代爾的土地。
在第一項研究中,伊利諾伊州公共衛生部門的做法是，從電腦的癌癥登記數據庫中抽取所有區號為佩金地區所診斷出的癌癥，這些都是1986～1989年間上報到伊利諾伊州癌癥登記中心的統計數據。通過這些數據,研究者們計算出整個城鎮癌癥的“實際”發病率。基于全州的發病率,研究人員再生成一組預期的癌癥病例數字，這數字與一個假設的與佩金鎮大小相同的城鎮相匹配。根據癌癥在體內的位置，將其分成不同的類型(結腸癌、乳腺癌、卵巢癌等等),再將實際數字同預期的數字進行比較。可想而知，從統計學角度看找不到任何有價值的差異。
1991年12月19日,《佩金日報》用大標題登載了一篇文章：研究結果報告：區域癌癥發病率正常。
如果環境中的致癌化學物質在導致癌癥實際發生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那么，在致癌物質高度集中的地區，我們預計會發現較高的癌癥發病率。制造或使用這類化學物質的工業工作場所及傾倒這類化學物質所生成的危險廢棄物點便是癌癥發病集中的地方。
我們中有相當多的人屬于可能暴露于致癌物的人群。截至1990年,根據美國環保署統計，有32645個過去傾倒化學廢物的場所需要清理。其中，一些是真正的危險廢棄物填埋場,但許多以前是生產加工場所，堆滿的化學物質被簡單地廢棄在那兒。最臭名昭著的一些名字在美國環境保護署的國家優先整治清單中赫然在目。這些就是所謂的超級基金場,它因1980年國會集中超級基金予以清理而得名。2009年,超級基金計劃清單包含1331個這樣的垃圾場。1/4的美國人口居住的4英里范圍內，就有一個這樣的垃圾場。估計有110萬名六歲以下兒童生活在離垃圾場只有1英里的范圍內。目前,伊利諾伊州擁有50個超級基金垃圾場。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大多數垃圾場并不存在。當時大部分塑料、溶劑、洗滌劑、殺蟲劑以及所有石化加工的副產品，都剛剛出現。自從18世紀英格蘭發現煙囪清潔工患陰囊癌的風險較大以來，無家可歸的窮孩子就與含有致癌物的垃圾為伴。然而，我們這些二戰后出生的人卻是第一代以如此之多的人數生長在數量如此之大、種類如此繁多的工業生產產生的化學垃圾附近，從20世紀5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這30年間,超過7.5億噸的有毒化學廢物被丟棄。
幾項大型研究發現，危險的垃圾場周圍癌癥發病率升高。其中的一項研究是在新澤西州進行的。這個州雖小，卻有133個超級基金垃圾場，數量十分驚人。研究人員質疑癌癥死亡率是否與諸多環境因素有關，包括有毒廢物傾倒地點。研究結果表明，在有毒廢物場附近的社區，胃癌和結腸癌的死亡率顯著升高。此外,在新澤西州21個不同的縣,白人女性乳腺癌死亡率隨著與垃圾場距離的縮短而上升。許多癌癥高發人群集中出現在高度工業化的縣，這些地方的空氣污染干擾了研究結果。因此,無法確定新澤西州東北部女性乳腺癌患者是被工廠煙囪中飄浮出來的氣體，還是被垃圾場污染的水奪走了性命。
在另一項大型研究中,研究人員普查符合如下兩條標準的美國各縣：第一,當地的有害垃圾場污染了地下水；第二,該地下水是當地居民唯一的飲用水源。在49個州中，有339個縣的593個垃圾場滿足這些條件。接下來,研究人員從這339個縣中提取10年來癌癥死亡率數據，并將他們與沒有有害垃圾場的縣的癌癥死亡率數據進行比較。
普查的結果顯示：與同期居住在沒有有害垃圾場的縣里的男性相比，生活在有有害垃圾場的縣里，男性患肺癌、膀胱癌、食道癌、結腸癌和胃癌的死亡率明顯高得多，而生活在這里的女性肺癌、乳腺癌、膀胱癌、結腸癌和胃癌的死亡率也非常高。事實上,在有有害垃圾場的縣，女性患乳腺癌的概率是沒有有害垃圾場的縣的女性的6.5倍。
其他研究也證實了這些結果。當把目光集中在乳腺癌時,研究人員發現,縣級癌癥死亡率與超級基金垃圾場的關系非常大。乳腺癌死亡率最高的縣所擁有的處理和存儲有毒廢物設施，是全國平均水平的4倍。
因為可能存在無法控制的干擾因素，這兩項研究均被認為是試探性的,而不是結論性的。這些可能的干擾因素包括：居住在有有害廢物處理設施附近的居民癌癥發病率上升,不是因為垃圾場，而是因為他們為之工作的公司產生的垃圾或因為他們吸煙、飲酒過度。
此外,“生態學謬論”這個術語是指當人們觀察統計得出的發病類型時，總是試圖假設所有的關聯都是誘因。我的統計學教授喜歡講一個男孩和百貨公司的自動扶梯的故事。男孩想知道是什么使自動扶梯上下移動。經過幾個小時的觀察,他明白了,自動扶梯是靠旋轉門產生的能量運行的。每天營業結束時旋轉門就不再旋轉,這部電梯就停止了。
在開始我野外生物工作者的生涯后，生態學謬論成為困擾我的真正麻煩。在明尼蘇達州時,我對松樹不能再生的現象百思不得其解。沒有新苗長出與鹿的種群數量上升、森林火災頻率下降以及榛灌木數量劇增有關。那么，哪些是根本原因，而哪些又是干擾原因呢?如果火、榛灌木和鹿聯手讓松樹消亡,那么，它們究竟是如何實施這一陰謀的?這個問題模式一旦在我的腦海里確立,我就需要設計實驗以弄清這種因果機制。這種工作令我興奮不已。
但是，作為一個已患癌癥的女人，一個成長在有15處有害垃圾場、有好幾家排放致癌物的企業,隨時都可以檢測到有毒化學物質這樣的縣里的我來說,對社區里發生的癌癥是否與垃圾場、空氣中的排放物、職業性致癌物暴露或有害飲水有更直接的關系也不太在意了。我更關心的是有關這些細節的不確定性被用于質疑人類健康和環境之間存在巨大關聯的這一事實。我更關心的是在進行深入研究之前，這些不確定性往往成了不作為的借口。
到了1991年,我已遠離諾曼代爾。我姐姐仍然住在那附近。
“有什么最新情況嗎?”我在電話里問姐姐。
“那里的人都對自家的狗感到不安。他們說自家的寵物得了什么癌癥。有個人的德國牧羊犬患了乳腺癌。”
我給一位長期在市議會任職的我以前的高中老師打電話。電話中，我提到了諾曼代爾所面臨的問題，這使他想到了一些其他問題,比如，醫院焚化爐的排放物，秋收后隆隆地駛過城鎮的運載農產品的卡車所排放的柴油機尾氣。我問他針對諾曼代爾調查的結果怎么樣。
“研究發現,癌癥純屬偶然。”
“你的看法呢?”
“也許沒有那么簡單。”
流行病學家調查的是人群中疾病的模式。他們通過廣角鏡頭看世界。醫學關注的焦點是治療和預防個體的疾病，而流行病學試圖解釋和防止疾病的大規模發生。
流行病學家把一種調查稱作生態研究。在這類研究中，研究人員對在某些關注點上(例如,有無泄漏的有害垃圾場)不同的人群中某種疾病(例如,癌癥)的發病頻率進行比較。然后，利用統計數據確定兩種類型的社區疾病發生的頻率是否存在顯著的差異。研究人員往往可能在沒有與任何相關人員直接交談，或沒有對被調查者暴露于有關污染物程度進行評估的情況下，完成生態研究。在佩金和諾曼代爾的研究屬于生態環境研究。讓生態學家感到奇怪的是，流行病學家把“生態”這個詞僅僅當做一個描述性的,而不是一個分析性的方法，這就像間接證據那樣，生態研究所提供的證據說服性最弱。
流行病學的分析包含兩種基本的研究方法。一種是病例對照研究，依據這種方法,確定一組患者(病例組),把他們同更大人口群中抽取的一組人(對照組)進行對比。比較的關鍵是他們對可能的致病因子的暴露。第一章中所討論的瑪麗?沃爾夫對DDT和乳腺癌的關系研究就是一個例子。她的病例組是患乳腺癌的女性，其對照組是沒患乳腺癌女性(兩組女性在年齡、絕經情況和個人經歷中的其他變量相當);通過測量她們血液中DDT和多氯聯苯的水平，對她們暴露于致癌物進行評估。她的研究結果顯示,患乳腺癌的女性，其血液中的DDT水平明顯高于沒患乳腺癌的女性。
定群研究是與病例對照研究密切相關的研究。它把研究對象分為暴露或未暴露于污染物者，并對其跟蹤調查直到他們發生疾病或死亡為止。(當前開展的農業健康研究項目所監控的農民及其家人就構成了這樣的定群。)通過這種方式,我們比較已知暴露于可能致癌物人群的癌癥發病率與未暴露人群的癌癥發病率。兩者間的比例被稱為相對風險。
為了了解個體癌癥集群這個話題為什么如此棘手，有必要了解一點有關癌癥流行病學的內在工作原理。根據生態研究確定居住在有害垃圾場附近的社區的居民往往患癌癥的風險極高，是一種調查研究。確定某個具體社區由于某個具體的垃圾場，而使那里的人們患癌風險增大，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研究課題。大多數人都對第二類研究感興趣。我們生活在具體的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社區里，我們關心的是我們的家庭和社區具體的個人健康問題。確實,幾乎所有癌癥集群研究，都是因有覺悟的市民聯系相關的衛生部門，并懇請調查而開始的。他們的電話和信件經常指明“癌癥街道”上的癌癥患病率似乎非常高,或者鄰居的孩子染病的數量不斷增長。這正是發生在諾曼代爾的情形。
盡管民眾很關心,每當提及社區集群癌癥這個問題，許多負責公共衛生的官員都表現得怒不可遏。其中一些人把要求調查集群癌癥現象看做是一種責難行為，并為普通民眾不明白隨機性這個統計概念而唉聲嘆氣。就如何最有效地應對公眾對集群癌癥研究的請求，醫學出版物所發表的文章給衛生當局提出了建議，但這些文章公然蔑視民眾的訴求。如果將文章中一些術語稍加改動，就可以作為指南，應付那些想報告目擊了不明發行物的人。通常,反饋給那些已有警覺、尋求解釋的公民的信息是他們所提的問題是被誤導的，但幾乎不告訴民眾流行病學的手段還不夠有效，無法提供答案。
癌癥集群研究存在的問題是,針對個別社區進行調查的力度不足以確認現有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力度”一詞是指在癌癥發病率果真存在上升的情況下，能夠探測其顯著提高的能力。“顯著”一詞也有特別的含義，它是個統計學標準，僅指在癌癥發病率的上升這樣的研究結果是確信的，而不是偶然的。“確定”習慣上定義為有95%的把握,因此，95%是習慣上公認的顯著性的分界線。如果我把一對骰子擲了6次，而每次它們總是6,我可以有95%以上的把握確信這不是偶然的。這個結果在統計學意義講是顯著性的。我斷定這骰子被做了手腳。然而，如果我一次擲一個骰子，并且我獲得6點,這個結果不能認為是顯著性的，而純屬偶然,這種結果的概率是16.7%。骰子可能確實具有欺騙性,但我的測試無法說明這一點。
只在一個小社區尋找癌癥集群就像只投擲一次骰子。在排除出現癌癥發病集群純屬偶然這種可能性之前，小社區的癌癥發病率必須達到非常高的水平，有時，要比周邊社區高出8～20倍。因為樣本規模較小，增加幅度不大，不足以使研究得出決定性的結論。
癌癥集群研究的第二個問題在于，通常沒有尚未暴露于致癌物的人群可作為研究的對照組。在集群研究中,流行病學家尋找超出或高于基本水平的發病率，但是如果作為對照的背景人群也日益受到致癌物的污染,研究人員就像在流動的小河里劃船，很難看到變動中的差異。
例如,假設我們想知道住在某有害垃圾場附近的居民是否因此而患上了癌癥。假設飄在空中、滲入到地下水中的化學物質含有美國環保署歸類的可能使人類致癌的物質：幾種殺蟲劑,某種氯乙烯和被稱為三氯乙烯(TCE)的工業溶劑。包含這些物質的就是典型的垃圾場：三氯乙烯是超級基金垃圾場最常報告的物質、氯乙烯緊隨其后,一半的有害垃圾場含有殺蟲劑。我們已經看到,幾乎所有的人都經歷了從空氣、食物和水中長期暴露于氯乙烯和殺蟲劑，并在體內不斷積累這些物質的過程。
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也不斷地暴露在三氯乙烯分子之中。據估計，目前全美有34%的飲用水被工業中用來清洗金屬配件的三氯乙烯所污染。大多數加工的食品中也有三氯乙烯的殘留。三氯乙烯也常見于脫漆劑、去污劑、卸妝水和地毯清潔劑中。估計有350萬工人在工作中暴露于三氯乙烯。不久前,三氯乙烯也曾被用作產科麻醉劑、糧食熏蒸劑、打字機改正液成分、脫咖啡因試劑。這些制劑已經逐步被淘汰了,但大量三氯乙烯已被釋放到一般環境中,致使痕量的這種蒸發的金屬去油劑充斥在我們周圍的空氣里，而我們每天又不得不呼吸這些空氣，就連北極圈上空的空氣中也能檢測到該物質。因此,如果我們設計一個實驗，比較假設居住在垃圾場附近的居民與來自一般人群的對照組之間癌癥發病率情況,對于為什么兩組都患癌癥的問題，我們的研究結果可能不會提供有價值的答案。癌癥集群組和對照組都暴露于致癌物,所以，沒有正常的對照組。正如一位護士所觀察的那樣,“對公眾而言,因為都同樣暴露于環境污染物,因此無論誰同誰相比，結果都是患癌癥的風險不會增加，這種結論難以令人感到安慰。”
對于集群癌癥研究，至少還有兩個問題,而且，都與癌癥的性質有關。首先,通常在暴露于致癌物后，需要較長時間癌癥才能發病。這種發病時間的滯后使對暴露于致癌物的評估異常困難。研究人員必須依靠以往不完整的、也許根本不存在的記載，或者依靠殘缺不全的回憶來展開研究。第二,癌癥的誘因是多種多樣的,通常是暴露于各種有害物質的混合體的結果。例如，暴露于氯乙烯與酗酒就是這樣。癌癥研究中的這兩個問題使流行病學家試圖了解某社區癌癥成因的最大努力大打折扣。在病例對照研究中,人們患癌癥的原因各式各樣，一些人可能是由于出生前父母曾暴露于致癌物,有些人是由于生活在垃圾場周圍,有些人是因為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性質,有些人是因為曾暴露于農藥殘留物,還有些人是因為曾暴露于上述各種物質的混合物。此外,有未曾暴露于致癌物的人遷入到這個社區,而又有曾暴露于致癌物的人搬離這個社區。流行病學家總不能為了定群癌癥研究，而讓附近的居民在這里再滯留10年。
讓我們想想流行病學破解與癌癥無關疾病集群的最成功病例：11個藍皮膚人病例。
1953年,紐約市警方向衛生部門報告，在一個社區發現11個流浪漢，他們病情嚴重,全身皮膚呈天藍色。這種特殊的皮膚顏色是高鐵血紅蛋白癥的標志性癥狀。一個社區就有11例，高于基本水平上千倍。流行病學家知道這個疾病與攝入的亞硝酸鈉有關，通過對流浪漢飲食習慣的了解，發現他們都經常到某街區去吃晚飯,都食用過那里的鹽。他們用過的鹽瓶被沒收并送到實驗室進行化驗,結果發現廚師犯了一個錯誤，他把亞硝酸鈉當做氯化鈉使用，謎團被解開了。
現在,想象一下是癌癥使人變成藍色人。再設想那一排含有強力化學致癌物的食鹽瓶，其中的致癌物被11個食客稀里糊涂地撒在他們的食物上,最終，他們都患上癌癥。盡管他們的膚色能說明些問題,他們得病的原因可能永遠無法揭示。因為從致癌物暴露到發病之間有一段間隔,這11個人皮膚變成藍色時，至少是10年以后的事情了。期間，他們中的一些人也肯定不住在原處了。因為癌癥是多種原因造成的疾病,因其他原因而患癌癥的藍皮膚流浪者會遷入該地區。鹽瓶子本身將一去不復返。因此,盡管一群人患癌癥的誘因確實只有一個，并且是可辨別的，研究一個街區所有藍皮膚人不一定能證明這一現象。
為了克服基礎流行病學的局限性，最新的集群研究將地理信息系統(GIS)繪制方法與致癌物暴露評估納入進來。GIS方法對潛在的集群癌癥病例可能生成具有沖擊力的視覺畫面。對這些空間模式可能進行隨機統計測試。對致癌物暴露評估可以采取生物監測形式,包括從潛在致癌物暴露人群中收集尿液或血液取樣,然后測試取樣中是否存在特別污染物。(或者，把家庭毛皮屑微粒送到化學實驗室化驗。)現在，至少可以直接化驗300種化學物質。隨后，將結果與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收集的人類致癌物暴露基線數據進行比對。
即便所有檢測方法都進步了,調查集群癌癥的工作仍面臨著令人困擾的問題。地理信息系統繪制方法是為商業提供快捷的區域信息而設計的,而不是用來追蹤慢性疾病模式的，因為它缺乏時間維度。癌癥數據常常通過郵政區號匯總，而郵政區號旨在加速郵件遞送的地理單元，而不是用作地理分析疾病統計數據的。它缺乏標準化。生物監控很難檢驗發生在早些年的致癌物暴露行為，但這種經歷仍然可能影響目前的患癌癥風險，在對集群癌癥進行善意而盡職的調查中，最大的障礙不是技術問題。正如皮尤環境健康委員會所確認的，并在最近一期《美國公共健康雜志》中所重申的那樣，調查癌癥集群的最大障礙是無知。我們的國民缺乏對商業中化學物質的毒性的基本知識,78直到2002年,我們還沒有任何環境健康跟蹤制度。在州一級,沒有統一的職務或機構負責跟蹤市民反映的集群癌癥病例問題，沒有應對的標準方案,沒有可以立即投入使用的快速反應小組,也沒有任何對前期調查的系統記錄。我們在追蹤比薩餅送貨和隔夜包問題的服務方面比跟蹤有毒化學物質或癌癥的診斷更上心。
有時，盡管在工作中有過麻痹大意和不作為現象，集群研究還是取得了一些進展。有時，研究取得的結果給人以啟示。對佛羅里達州的25例膀胱癌集群調查表明,膀胱癌晚期集群聚集在受砷污染的飲用水井附近。在賓夕法尼亞州克林頓縣有46畝含苯和芳香胺的化學垃圾場，研究發現生活在這附近的男性膀胱癌死亡率升高。在密蘇里州舒格克里克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在被苯污染的小鎮里，有一個曾泄漏過的廢棄煉油廠，那里的霍奇金淋巴瘤發病率非常高。在紐約州恩迪克特,研究人員證實，在計算機制造廠工作過的前員工中淋巴瘤的發病率較高。如同對社區成員的癌癥發病率實施監控一樣，核電站附近被三氯乙烯污染的水現在也在嚴密監控之中。在俄亥俄州,州政府官員在桑達斯基縣準確地找到了一個兒童癌癥集群。沒有人能對調查結果做出解釋,但是調查仍在進行。俄亥俄州癌癥控制項目的負責人說：“為了這些孩子、孩子的父母和未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們，我們也要查個水落石出。”
在諾曼代爾進行的這種調查就是運用了標準的流行病學方法。然而，分析中使用的統計標準卻不同尋常。
讓我們回想一下對統計顯著性的界定，通常是所觀察到的任何差異的偶然性概率小于5%。奇怪的是,州政府官員在進行這項研究時，選擇了1%,而不是5%作為顯著性的臨界水平。這是一個非常嚴格的衡量標準,顯著性差異因此消失也就不足為怪了。在佩金地區，有兩種情形實際上達到統計學中常規的5%顯著性水平：卵巢癌和淋巴瘤。
在標題為“區域癌癥發病率正常”的報道中，沒有提到研究的統計方法，也沒有討論在這種情況下“正常”意味著什么。塔茲韋爾縣的有毒物排放很嚴重,但是與該州的其他地方比還屬于正常。因此,若不考慮統計數據,統計結果表明，佩金地區的癌癥發病率與該州其他地方的發病率都在上升，但沒有說清楚，我們所患的癌癥或者在伊利諾伊州的其他人的癌癥，是否是由于環境因素引發的。
水漲船高。這種情況正常嗎?
由于普通市民與研究人員齊心協力，不畏困難，持之以恒地進行環境監測，才取得了記錄集群癌癥以及追蹤其可能來源的調查的成就。
紐約長島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1994年,州衛生部門發布了對長島女性病例的對照研究。其結果表明與沒有患乳腺癌的女性相比，患乳腺癌的女性更有可能是由于居住在某家化工廠附近的緣故。乳腺癌風險隨化工設施數量的增加而加大：化學工廠越多的社區,乳腺癌的發病率就越高。女性居住得離這些工廠越近，其患乳腺癌的概率就越大。
這項研究首次表明，乳腺癌與空氣污染有關。這項研究是對早期進行的一項研究所作出的回應。早期研究認為長島出現的乳腺癌與環境無關；相反,指出長島乳腺癌發病率與富裕的生活方式有關。疾病控制中心復審了這些研究結果，1992年,建議不再進行后續研究。然而,當女性發現研究方案的各種缺陷時,她們開始介入這些問題。一些人開始自己繪制圖表，其他人則開始向國會請愿，要求聯邦政府介入調查。1993年的秋天,一群倡導者自己主辦了一次學術會議。這是全美首次科學家與患癌女性共聚一堂，共同制定研究方案。就是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圍繞居住在化工廠附近與乳腺癌的關系的1994年研究方案出籠。
與此同時,美國國會頂住了相當大的壓力,授權兩個聯邦機構開始一項投入數百萬美元經費的研究項目——“長島乳腺癌研究項目”。這個項目實際上整合了10個不同的研究項目,其研究結果還在匯總階段。科研團隊對飛機排放物、農藥使用和被污染的地下水進行調查，對污染物暴露直接進行檢查。對上千位已患和未患乳腺癌的長島女性的血液進行分析，以確定她們體內是否含有有機氯農藥殘留物和工業化學品成分。
在撰寫本文時,我們對“長島乳腺癌研究項目”了解如下。首先,沒有證據表明成年女性暴露于個別有機氯化學品與患乳腺癌風險有什么關系。患有乳腺癌的女性身體中所含的DDT平均并不比沒有患乳腺癌的女性高。事后諸葛亮也有好處，現在，我們知道這并不是一個奇怪的結果：正如在第一章中所討論的,相關證據顯示，真正起作用的危險因素是女性在乳房組織快速發育時的致癌物暴露。長島研究對成年女性的檢測是在她們被診斷患癌以后,并且，錯過了發育敏感期。它也在尋找癌癥與暴露于特定化學物質，而不是化學物質的混合物之間的關聯。長島研究的籌劃階段沒有充分認識到發育階段暴露于致癌物和現實生活中的混合物的重要性。直到2002年公布研究結果時,人們才普遍意識到這項研究計劃的局限性。然而,在媒體中，這些否定性的研究結果被一概而論地用來證明各類殺蟲劑與乳腺癌沒關系，如此等等。再到后來，這一切竟被用來證明尋找環境與癌癥之間的關系是徒勞的,是在浪費納稅人的血汗錢。就像逃脫的魚兒的故事,81每重復講一次，魚兒又變大點。
與此同時,長島研究得出的肯定性的結果也悄然地浮出水面。最值得注意的是,稱自己在自家的草坪和花園使用殺蟲劑的女性患乳腺癌的風險顯著升高。因吸入多環芳烴，又稱煤煙，而引起的血液細胞中DNA呈損傷跡象的女性乳腺癌發病率也很高。
長島海灣的對面是康涅狄格和羅德島海岸。繞過巴澤茲灣,科德角如同少女彎曲而纖細的手臂從馬薩諸塞州海岸伸出來。作為中西部的少女，我對亨利?大衛?梭羅筆下漫步在伸展到大西洋的狹長半島上的描述如醉如癡。對我來說，科德角似乎是一個危險、美麗而遠離喧囂的地方。
20世紀80年代,上角的常住居民曾抗議，要求對癌癥發病率與環境危害之間的關系進行調查。對他們這樣遠離世人的居民區，發生癌癥是異常罕見的事情,而且他們還意識到許多環境災害,如在蔓越莓濕地和高爾夫球場使用農藥以及附近的一個軍事基地造成的地下水和空氣污染。20世紀50年代，曾連續幾年開展消滅舞毒蛾的戰役，雖然以失敗告終，整個海角卻被浸在DDT中，對這些許多人至今還記憶猶新。
關于癌癥發病率問題，該島居民們的看法是正確的。州癌癥登記記錄表明前列腺癌、結腸癌、肺癌發病數量極大，胰腺癌、腎癌和膀胱癌癥發病率也有所增高。在馬薩諸塞州乳腺癌發病率最高的10城鎮中,有7個位于科德角,并且，幾乎所有科德角的城鎮乳腺癌發病率都高于平均水平。
民眾的不斷施壓，促成了兩個研究項目的啟動：一項是由波士頓大學的兩位流行病學家于1991年完成的上角研究；另一項是科德角乳腺癌與環境研究。后者始于1994年，由位于牛頓地區的“寂靜的春天研究所”的科學家主持，州議會撥款120萬美元，該項目仍在進行。讓我們首先看看研究的進展情況。
“寂靜的春天研究所”的調查人員對供應幾乎所有地區飲用水的地下含水層特別關注。因為覆蓋層為沙質土壤，地下水極易受到各種污染：殺蟲劑、化糞池污水、航空渦輪發動機燃料與軍事基地泄漏的溶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環境保護法規要求保護科德角沿海海洋保護區，這意味著所有廢水要排放到地下,通過沙子流淌到地下水中。污水中所包含的許多化學物質被認為是可導致乳腺癌的物質。研究人員歷經千辛萬苦，總算查明了污染的地下水流走勢,然后，將其同科德角乳腺癌發病率走勢進行對比。居住史也是一個因素，它可以區分科德角的新老住戶。利用尖端的地理信息系統（GIS）技術，結合能把空間數據與當代數據一起分析的模式,研究人員針對過去47年間被乳腺癌的陰影所籠罩的科德角生成了一組動畫。
下面是到目前為止“寂靜的春天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所了解到的情況：時空地圖顯示，乳腺癌風險與1947～1956年間住在軍事基地附近之間有很大關系。盡管作為飲用水源的地下含水層被含有許多激素活性因子污染,例如，藥物雌激素和洗滌劑殘留物,沒有證據證明乳腺癌和被污水污染的飲用水之間有何關系。然而,隨著在科德角居住的時間延長，患乳腺癌的風險上升,這給正在進行的關于乳腺癌誘因的研究留下了有待回答的問題。
研究人員在目前所進行的研究中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具體的乳腺癌上。相比之下，1991年科德角研究項目針對的是9種不同的癌癥。以對照組方式設計,研究的病例包括從1983～1986年間在上角被診斷出的患癌居民和從整個上角居民人口中隨機抽取的作為對照組的居民。通過訪談的方式對研究對象的致癌物暴露進行評估，通過此方法,如吸煙和其他生活習慣等潛在的干擾因素就能被發現和更正。這項研究特別全面：對于已經死于癌癥的人,研究人員將他們同非活體，即死于其他疾病并且根據其死亡證明登記的名字隨機提取的人相對比。研究人員應對已故病例和對照組近親進行走訪，以對他們暴露于致癌物的信息進行采集。
經過三年的研究,該研究組的首席研究員得出如下結論：
總之,這一調查是基于如下原因開展的：上角與沿線地區存在已知或疑似環境危害物，該地區癌癥發病率普遍升高，令人擔憂。在對環境因素進行了廣泛調查后，我們的結論是人們有充分的理由表示擔憂。
盡管統計的力度還無法讓研究者對所有癌癥發病率的上升做出解釋,有幾項發現依然引人注目。居住在離槍炮陣地較近的居民中，肺癌和乳腺癌發病率都高。一種解釋是，可能是通過空氣傳播而暴露在軍用化學推進劑和用來發射炮彈的二硝基甲苯造成的。作為可能引起人類致癌的物質,二硝基甲苯被證實能引起實驗室動物的乳腺癌。這項研究還以證據表明，生活在蔓越莓濕地的人們腦癌發病率上升。研究結果還顯示，使用某種類型的配水管的家庭，白血病和膀胱癌發病率在升高。
這些水管一直受到質疑。20世紀60年代末,一種水泥水管的創新技術被引入新英格蘭：管子內安放了改善水的味道的塑料夾層。當時，正在快速發展的上角鋪設了大量這樣的水泥水管。在制造這些水泥管時,工人們在水泥管內層用乙烯基樹脂糊,使用了被稱為四氯乙烯的溶劑。只有有機化學家知道為什么四氯乙烯常被稱為全氯乙烯,PEC,或者只叫氯乙烯。就像它的化學表親三氯乙烯一樣,四氯乙烯被國際癌癥研究機構認定為是可能誘發人類癌癥的物質。
這些輸水管的生產廠家認為，所有的溶劑在固化過程中都會揮發。但是，它并沒有消失。事實上,大量溶劑殘留下來,并慢慢地滲入到飲用水中。因此,上角地區飲用水的污染，不僅有來自地表滲入公共系統唯一取水來源的蓄水層中的化學物質，還有來自將水輸送到居民住宅的輸水管。來自上角地區的輸水管使四氯乙烯流入飲用水并不是一個新鮮事。自20世紀70年代起，這種現象就已經不是秘密了,但是，在那個年代全氯乙烯不是飲用水中受管制的物質。1980年,塑料內襯水管終于被禁止使用。
四氯乙烯和膀胱癌之間的關系也不是什么新發現。幾乎所有的人對四氯乙烯都不陌生。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它一直是衣服干洗的首選化學制劑。干洗工患食道癌和膀胱癌的比例是普通人群的兩倍。因此,在上角的居民中，發現膀胱癌集群就不足為奇了。1993年發表的“對上角地區水管的深入研究”表明，人們實際暴露于全氯乙烯的程度各不相同,這取決于水管的長度、形狀、大小和年限、水流的模式和住戶在住宅中居住時間的長度。對于暴露程度最高的人，其患膀胱癌癥風險比沒有使用這樣水管的人高4倍，患白血病的風險高出2倍。
1983年，《美國自來水廠協會雜志》首次披露了飲用水管中滲出四氯乙烯的問題。整整10年后，研究上角的科學家們所寫的這些話才見諸報端：
總之,我們已經發現了被PEC污染的公共飲用水與白血病和膀胱癌之間相關聯的證據。在美國環保署所進行的一些調查中,有14%~26%的地下水，38%的地表水源出現某種程度的PEC污染。因此,其潛在的致癌性是公共健康極為關切的問題。
在諾曼代爾進行的第二項研究為第一項研究提供了佐證。因為無法對規模小于郵政編碼級別區域的癌癥發病率提供任何數據,州衛生部門把其余的調查工作轉交給了縣。縣官員承諾要進行上門調查以確定“在諾曼代爾的癌癥發病率，是否與其余的郵政編碼地區不同步。”他們沒有挨門挨戶地調查，而是向諾曼代爾的184戶居民發出了調查問卷,要求收信人填寫好問卷后通過郵件寄回來。收到填寫好并寄回的表格67份，反饋率僅占37.5%，其中，只有8個回信人對癌癥病例進行了描述。
1992年3月6日的標題宣布：研究結果報告：不存在癌癥集群。如下是在該標題下節選的一段：
塔茲韋爾縣衛生局調查發現，(在諾曼代爾)沒有明顯的癌癥問題。州官員周四宣布了衛生局對40英畝下屬區域癌癥調查的結果……對于使一些居民對生活在一個癌癥集群里的擔憂，州和縣衛生官員歷經5個月的調查告一段落。
對此研究存在的突出問題，不必是流行病學家也能看得出來。首先,無論如何統計，數量太小不足以得出任何結論。第二,無從知曉受訪者是否代表該社區的隨機抽樣。也許做出回應的家庭總體比沒有回應的家庭更健康或教育程度更好。也許，家里有患癌癥的成員而且是需要照顧的人家有可能把問卷弄丟了，或可能太悲傷或太激動而無法坐下來回答那么多問題。也許，他們正忙著向保險公司索賠，或正在籌備葬禮，所以無暇填寫其詳細的家庭歷史，把寄信的事忘得一干二凈。也許，有癌癥患者的家庭很可能外出了。也許，因為沒有文化而不便回信。也許，對縣官員的言而無信感到怒不可遏而選擇了抵制回答問卷。或者,正好相反,有癌癥患者家庭更關注問卷。簡而言之,沒有深入到居民中間,就沒有人能弄清楚為什么大多數家庭沒有回信而保持沉默。
此外,那些獨自生活并死于癌癥者，根本沒有機會被統計調查。根據當地報紙，從縣里的死亡證明所獲得的信息顯示,該社區至少有5例癌癥死亡病例從未向該縣的調查部門報告。這些死亡病例包括1例肝癌、2例乳腺癌、1例白血病和1例卵巢癌。
在統計方面，如何評估沉默?怎么能根據這樣一個殘缺不全、反饋極其有限的一項問卷調查，就斷言沒有問題呢?
這些問題同樣困擾著諾曼代爾人,其中很多人懷疑這項研究的有效性。還有，住在諾曼代爾的人不是科德角的居民，也不是長島的女性。他們無權拒絕縣有關部門的調查結果，也無權堅持要求聯邦政府投入數百萬美元的研究經費。他們在國會沒有朋友。他們不太可能會邀請世界知名的科學家在A&W無醇啤酒攤停車場召集會議。
科德角和長島的居民據理力爭，要求對他們社區的癌癥和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給出科學的解釋。不過,87他們掌握的信息資源與諾曼代爾的居民所掌握的明顯不同。我與長島的抗乳腺癌積極分子的會面或安排在大學校園，或在會議酒店進行。我與科德角的抗癌癥激進分子的會談安排在一座海濱會議中心。當我遇到自己家鄉的一家社區領導時,我們在一家汽車修理店和拖車公司后面房間展開討論。
馬薩諸塞州關于所謂科德角的癌癥集群報告長達500多頁。有關州、縣對佩金和諾曼代爾下屬區域的癌癥發病率調查的兩份詳盡報告總計8頁。
一名諾曼代爾地區的男子的妻子死于卵巢癌，他說：“我認為州當局有辦法推卸責任，或對活生生的事實置若罔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