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藏書文化：甬藏書香(第一輯)（簡體書）

虞浩旭、張愛妮編著的《甬藏書香（寧波藏書文化）》是寧波文化叢書（第一輯）中的其中一本，從藏書的種種概念談起，綜述中記述了藏書的歷史、寧波的藏書史、寧波藏書人收藏精神、寧波的藏書樓、寧波的藏書名家等。接下來用四十七篇文章講述了寧波四十七個藏書人的故事，以詩歌開頭，故事生動具體，讓讀者對藏書人的故事有了一個直觀的認識。本書語言精練，故事豐富，用藏書故事把書藏古今的寧波藏書文化有了一個更生動的闡釋。配以精美的插圖，圖文並茂。

虞浩旭，1964年11月生，浙江慈溪人。1987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現為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館館長、研究員，政協寧波市第十一、十二屆委員，中國圖書館學會圖書館史專業委員會、科普與閱讀指導委員會委員。主要研究方向為區域文化史中的藏書文化史、對外交通史、越窯文化史。主要著作有《歷代名人與天一閣》、《天一閣論叢》、《風雨天一閣》、《書院聖地——白雲莊》、《嫏媛福地——天一閣》等，共發表論文60餘篇。現正從事的課題有《解讀天一閣——關於天一閣藏書現象的文化詮釋》、《浙江現存藏書樓研究》、《寧波歷史上的文獻名著》、《寧波與中日文化交流》、《麻將的歷史與文化》等。

編輯推薦
虞浩旭、張愛妮編著的《甬藏書香（寧波藏書文化）》是一本通俗的文化讀物，側重反映對寧波發展最具影響力、最具代表性的藏書文化。編排圖文並茂，文字通俗易懂，集知識性與文學性、學術性與普及性於一體，雅俗共賞，老少皆宜，為大眾提供了一張文化尋根的導遊圖，以及一杯安頓旅者心境的下午茶。

前言
喚醒寧波的文化之魂
何偉
（一）
中國的古城實在不少，若論我國沿海最早的文化古城，只要稍稍具備歷史地理的眼光，都會聚焦寧波——中國大陸海岸線的中點。
這座從遠古走來的名城，河姆古渡的骨哨一吹就是七千年，展開了一幅幅風雲際會的歷史長卷。翻開譚其驤先生主編的《簡明中國歷史地圖集》，不難發現寧波在我國沿海各大城市中的“早熟”：當寧波沐浴河姆渡的文明曙光時，我國海岸線上的先民基本還處於文明的空白處；當寧波先秦時期設縣建制，廣州還是鄰近番禺的寧靜村莊；當寧波唐代建州（相當於今天的地級市），已是“海外雜國，賈舶交至”的繁華城市，此時的上海還只是一個海濱漁村；宋代的寧波已是我國聞名國際的四大港口城市之一，天津還是名不見經傳的一片灘塗；及至近代寧波作為“五口通商”被迫開埠，青島、大連等城鎮化才剛剛起步，更不必說改革開放後才崛起的深圳了。
如此“炫耀”的類比，無意仰己抑人。只想說明，以商城聞名的寧波，其實是隱身的文化重鎮。其文化價值和地位，顯然是被低估了。僅以中華文明源頭之一的河姆渡為例：其制陶、稻穀和幹欄式建築的發現，修正了我國學術界總把黃河流域作為中華民族的唯一搖籃的定論，確認了長江流域是中華民族另一個發源地。其出土的代表海上活動的六支槳，印證了寧波先民是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的先驅，為我國臺灣和太平洋島嶼的文化作出歷史性的貢獻。澳大利亞悉尼市迪米蒙地電影製片公司在20世紀80年代拍攝了一部記錄太平洋沿岸歷史的影片，其序幕就是從河姆渡開篇的。
寧波文化礦藏的豐富性和不凡品質，還在於這裡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源地之一，中國大運河的出海口之一，沿海城市中建城的起源地之一，金融史上我國錢莊的發源地之一，海運史上造船和航海的發源地之一……總之，寧波文化是整個中國文化經絡中一個很關鍵的穴位。寧波的歷史區域文化，猶如一座豐盈的藏書樓，在文化復興的聚光燈下，亟須整理與傳播。
寧波歷史文化何其久也，寧波地域文化何其豐也，先賢前輩們已經為寧波開闢出了一塊文化沃土。每念及此，作為祖籍寧波、生活於寧波的我，不禁對家鄉深厚的文化遺產肅然起敬。可是，在今天追趕現代化國際港口城市的目標時，有多少寧波人還記得曾經的燦爛？又有多少人瞭解寧波往昔的輝煌？
（二）
區域文化研究的興盛和傳承，是近年來國內學界的獨特景觀，既得益于文化的復興，又受到區域發展競爭的推動。齊魯文化，燕趙文化，三晉文化，巴蜀文化，吳越文化，荊楚文化，嶺南文化，等等，不一而足。這股熱潮也波及作為吳越文化分支之一的寧波文化。
某種文明的價值觀、思維方式和風俗習慣等，根本上是由地緣自然條件所決定的。文明所處的地緣環境與精神性格之間有著必然的因果關係。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認為，影響一個文明的精神氣質最根本的因素，是地理條件和自然環境，換成老百姓的說法，就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寧波地處東海之濱，三面環山，潮汐出沒的甯紹平原居中，多類型地貌孕育出姚江、奉化江、甬江流貫其中，江河湖海點綴其間，構成了寧波“經原緯隰，枕山臂江”的地理特徵。“南通閩廣，東接倭人，北距高麗，商舶往來，物貨豐溢。”（寶慶《四明志》）“自宋以來，禮俗日盛，家詩戶書，科第相繼，間占首選，衣冠人物甲于東南。”（成化《寧波府志》）
文化早熟的寧波好比一個內斂聰慧的智者，有外貌形象，有性格氣質，也有個性脾氣。發源于四明，聳立于三江，兼得中西交匯之利，倚其7000年的文明發展，塑造了一整套屬於自己的優秀文化符號、習俗和精神，說得洪亮一點，叫作“寧波文明”。
每一個城市都有自己的來龍去脈，每一座城市都有獨特的文化符號。寧波的文化特質，如果要用極精簡的字詞來表達，就是“江海”和“商賈”。水路交通和商幫文化是閱讀寧波風雲際會悠長歲月的兩個關鍵字。伸展開來，從類型看，有海洋文化、農耕文化、港口文化、海防文化；從特質看，有商幫文化、耕讀文化、工匠文化、飲食文化；從思想看，有浙東文化、佛教文化；從文人看，名儒碩彥，人文薈萃，有南宋的心學先賢“甬上四先生”，有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的嚴子陵、知行合一的心學大師王陽明、開啟日本明治維新的導師朱舜水、工商皆本的民本思想家黃宗羲……正可謂千年古城，百年風雲，幾度沉浮，氣血不衰，乃文化之力也。
（三）
一座城市的持久吸引力，不在林立高樓，而在文化氣質。讓城市站立不衰的，是文化“軟實力”。表面上看，決定城市差異的是經濟，骨子裡是文化。今觀神州，仰賴房地產狂奔的造城運動，流水線般建造的排排高樓大廈取代古城舊貌，割斷了多少城市的歷史脈絡，推平了多少地域審美特徵，埋葬了多少豐厚的歷史記憶，已經無法計算。寧波籍文化大家馮驥才先生認為，我們中國歷史悠久，民族眾多，地域多樣，每個城市都有獨特和鮮明的城市形象。可惜，現在我們660個風情各異的城市形象基本都消失了，即使有，也支離破碎，殘缺不全，很難再呈現出一個整體的城市形象。眼下，追名逐利遺失了文化，隨波逐流遺忘了故鄉，身在故鄉而不知故鄉何在。
物欲越是膨脹，文化越是珍貴。寧波人之所以成為寧波人，並不是因為出生在寧波，而是身上承載著寧波的文化符號和基因。這些由寧波的風俗、語言和信仰因素組成的“寧波腔調”，以及地緣、血緣關係組成的坐標系，會讓人們知道自己是誰、從哪裡來。不論你身處世界何地，只要據此便可找到家鄉，認祖歸宗。如果遺失了寧波文化，即使站在這片土地上，也很難再是寧波人。令人憂心的是，在現代化城市化的急切步伐下，本土歷史文化面臨諸多存亡考驗。公路毀了，可以修復；房屋塌了，可以重建；文化遺產一旦“消失”，如同絕跡的物種，沒了，就永遠沒了。現代人精神家園的迷失和情感歸屬的危機，成為一種流行國際的精神疾病，正是文化除根後流離失所的後遺症。
今天的寧波缺什麼？不少人感歎缺文化，我看來，表述不很準確。寧波並不缺少文化，缺的恐怕是對豐厚文化的記憶和傳承。“文之無書，行之不遠”，作為文化工作者，作為寧波人，我們深恐隨著時間的推移，寶貴的精神財富因文字的闕如而流失，隨著記憶的衰退而歸零。把文化擺在什麼位置，不僅僅取決於政府，更取決於每一個廁身其間的市民的態度。文化是城市之魂，是我們這座城市安身立命的基座。喚醒城市記憶的味道和畫面，保護並標出寧波的文化風景線，繪製文化地圖延續文脈，亟須一套權威、全面、通俗的文化讀物。本叢書的出版和傳播，即是努力之一。
（四）
本叢書的編纂，雖非規模浩大的文化工程，卻頗費周折，幾起幾落，幸得寧波文化事業基金委員會慧眼識珠，忝列扶持專案，又得寧波市委副書記余紅藝及市委宣傳部等部門的鼎力支持，寧波出版社調集精幹，組織本地學界文化精英，殫精竭慮，撰寫這套叢書。
自2012年始，編纂委員會成立並確定了叢書的編纂大綱，專家們從寧波地理文化和歷史文化的座標中，盡可能篩選出具有鮮明特色和傳承價值的內容作為首批選題。第一輯八種，選題側重反映對寧波發展最具影響力、最具代表性的八個方面地方特色文化。計畫此後逐年推出各類文化系列，集腋成裘，奉獻出寧波文化的“滿漢全席”。
叢書著力點不在學術鑽研和考證，而在文化的普及和傳播，定位在文化“小吃”，充其量是寧波文化史的通俗版、系列專題篇，絕非貫通一氣的皇皇巨著。叢書力求編排圖文並茂，文字通俗易懂，集知識性與文學性、學術性與普及性於一體，雅俗共賞，老少皆宜，為大眾提供一張文化尋根的導遊圖，以及一杯安頓旅者心境的下午茶。于鬧市中拾取一份寧靜，於紛繁中理出一片安詳，于浮塵中聞到一縷書香，於物欲中尋得精神的家園。
2014年夏寫于水岸居
（本文作者為寧波日報報業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

總序 喚醒寧波的文化之魂
書種傳來直到今 寧波藏書文化綜述
寧波的藏書故事
一 薪火相傳續書種
二 學人收藏兼一身
三 嗜書癡書有專藏
四 藏書名樓甲一方

（五）勤把詩書向窗讀
草堂坐在陵南穀，勤把詩書向窗讀。
學門長掩寂無人，惟有白雲相伴宿。
昨日溪頭罷釣歸，花笑鶯啼芳草綠。
猿鶴嘹嘹哀怨啼，蕭瑟自理山家曲。
這是方孝孺的《草堂歌》，是對其小時讀書處陵南草堂的美好回憶。
方孝孺（1357一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自號遜志，嘗號緱城生，人稱“緱城先生”。祖上原籍浙江桐廬，宋初時遷入寧海緱城，至方孝孺時已是十五世。方自幼聰慧過人且喜讀書，6歲能作詩。10歲後，整日足不出戶學習，理趣會心，神融意暢時即使外面風雨大作也沒發覺。鄰居見他如此癡迷學業，以為他很迂腐，就連與他聯姻的人家也這麼認為。鄉人因其善屬文，故又呼為“小韓子”。18歲時，即寫出了洋洋數千言的《深慮論》（10篇）和《釋統》（3篇）等史論文章，談古論今，縱橫捭闔，且行文嚴謹，章法巧妙，為時人所驚。20歲受業于明初著名學者宋濂，為宋所重，宋濂曾說：方孝孺的才學，只要假以時日，一定能讓我震驚。自從我們與他在文藝場上角逐，就已經分不出誰是學生誰是老師了。明初學者蘇平仲也認為方孝孺年輕善文，在同門中無人能及。只要是宋濂的朋友，都對他讚賞有加。
洪武十六年（1383），因東閣大學士吳沉、揭樞推薦，朱元璋召見了方孝孺，對孫子朱允炆說：方孝孺是端正之士，一定要讓他輔佐你。又說：是個異人，我不能用，留給子孫用於輔佐太平也夠了。洪武二十二年（1389）又被召見。兩次均未被重用。後被蜀王朱椿（太祖第十一子）聘為世子師，曾說“閱士孔多，我敬希直”，且賜名其書齋為“正學”。故人又稱方孝孺為“正學先生”。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病逝，朱允炆繼位，年號建文。建文帝遵太祖“必先召孝孺”之遺命，召回孝孺。方先後任侍講學士、文學博士等職，擔任《太祖實錄》《類要》總裁，主持京試。建文帝為人仁厚，方孝孺提倡仁政，重禮儀，主教化，正合建文帝意。經過一系列的變革，卓有成效，有“四年寬政解嚴霜”之譽。《明書》作者傅維麟曾日：“建文中，法網疏闊……一時士風朴茂，尚義者多。”後朱棣起兵，其謀士姚廣孝日：“南方有方孝孺，素有學行，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之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後方孝孺還是被殺，且被滅十族。經過三次抄捕，家族中被殺873人，充軍流放者數千人。方孝孺故里溪上方村被夷為平地。悲哉！
溪上方村被夷為平地後，方孝孺小時候讀書處陵南草堂也隨之被毀。現此處環境極為幽寂，雜草叢生，荊棘遍地，遙想當年方孝孺在此築居，經日誦書，歷時數載，如今什麼也不復存在，荒草萋萋，人事不再，不覺悵然。
方孝孺的另一讀書、藏書之處為石鏡精舍。方孝孺的老師為開明代藏書風氣的宋濂，宋濂建在深山密林中的青蘿山房，藏書萬卷，屢經戰亂而安全無恙。方孝孺曾在青蘿山房讀書，青蘿山房的豐富藏書給他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使他也極力訪求收藏圖書。明洪武十八年（1385）和二十二年（1389），方孝孺兩次到甯海前童村講學，設館舍于石鏡山下，因名之日石鏡精舍。據王重光先生《方孝孺講學處》一文介紹，石鏡精舍曾收藏有數千卷藏書和方氏的大量手稿。其時，不僅方孝孺在此挑燈夜讀，著書立說，而且《明史》上有載的許多人物都曾聚集於此，受教于方孝孺。方氏傳世的《遜志齋集》大部分篇章均由當年石鏡精舍的學生們偷藏下來，續補成卷。現石鏡精舍早成廢墟，殘存僅卵石、矮牆和門檻而已。在距石鏡精舍不遠的山岡上立有“方孝孺講學處”紀念碑。方孝孺手植之六株古柏尚存，枝若蒼龍，奮爪淩空，根似蟒蛇，盤纏交錯，呈現一派碧翠妍秀、莊嚴肅穆的景象。書院為私人或官府設立的供人讀書、講學的處所。這也註定了書院與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在漢代，“精舍”“精廬”為聚集生徒、私家講學之所。到了唐代，隨著印刷術的發展，書籍逐漸增多，於是建造了院子來安置藏書，“書院”便有了藏書樓的意義。南宋時，寧波的書院多是文人講學之所，眾多生徒在書院接受學術教育，可見書院推動了古代學術研究的發展，使文人雅士聚集一處，著書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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