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度覺醒（簡體書）

001|消融

009|主營

024|希臘人

050|卡托維茲

065|塞薩爾

080|勝利日

092|夢想家

104|向南

118|向北

127|小母雞138|老路

149|樹林與小路

162|假日

178|劇場

189|從施塔理耶達爾羅依到雅西

202|從雅西到美蘇分界線

217|再度覺醒

223|後記：普裡莫·萊維答讀者問

249|譯後記00

001|消融

一九四五年一月初，迫于蘇聯紅軍的巨大壓力，德軍匆忙疏散西里西亞（Silesian）礦區。在其他地區，類似的情況下，德軍會毫不猶豫地縱火或使用武器，摧毀集中營，屠殺其中的囚犯。但在奧斯維辛地區，他們採取了不同的策略：德軍高層（似乎是希特勒本人）下令不惜一切代價，回收每個還能幹活兒的苦力。因此，所有健康的囚犯都被疏散，在極為可怕的條件下，前往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和毛特豪森（Mauthausen）。而病人則被扔下聽天由命。憑著證據，人們可以合理地推斷，德軍原本並不想在集中營裡留下一個活口。但夜間猛烈的空襲和蘇聯紅軍的迅速推進迫使他們改變了主意，扔下未完成的任務而逃之夭夭。

在布納-莫諾維茨（Buna-Monowitz）集中營的病區裡，留下了八百名囚犯，其中大約五百人在蘇軍到來前死於疾病、寒冷和饑餓。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即使得到了蘇軍的救助，仍有兩百人陸續死亡。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午時分，我們第一次見到了紅軍巡邏隊。我和查理斯最先看到他們——我們正把索莫奇的屍體搬往亂葬坑。他是我們死去的第一位室友。我們把擔架傾覆在骯髒的積雪中，因為亂葬坑裡早已堆滿了死人，而附近再沒有其他墓坑。查理斯摘下他的貝雷帽，作為對活人和死人的致敬。

四名馬背上的年輕士兵，沿著作為營區邊界標誌的道路而來。他們小心翼翼地端著衝鋒槍，駐足于鐵絲網邊，向裡張望，相互偶爾說上幾句話，把陌生而尷尬的目光投向雜亂的屍體、破敗的營房和我們這幾個還活著的人。

在灰色的雪地與天空之間，在預示著消融的潮濕烈風之中，巋然高踞於駿馬之上的士兵，在我們眼中，顯得極為具體而真實。

可以說，我們就像流星，在充滿死亡的虛無中遊蕩了十天，終於觸到它那堅實的中央，一顆聚凝的核心。四個人，全副武裝，卻並非我們的敵人——四名和平的信使。厚厚的皮帽下面露出他們粗糙而孩子氣的臉。

他們不向我們打招呼，也不微笑。似乎不僅是同情，還有難以言表的局促，壓抑著他們的心靈，封閉著他們的雙唇，讓他們的眼睛久久不能離開這殯葬般的場景。這是我們所熟知的羞恥——每次篩選之後，每次我們被迫目睹或屈服於某種暴行之後，這份羞恥就會吞沒我們。德國人並不瞭解這種羞恥，只有正義之人見證了他人的罪行時才體會得到。它是一種罪惡感——這樣的罪行竟然存在，這樣的罪行竟然無法挽回地發生在這個現實的世界中；而目睹了這樁罪行的人們，他們追求正義的意願被證明是如此軟弱或徒勞，他們面對這罪行卻束手無策。

所以，即使當自由的鐘聲莊嚴而沉悶地敲響時，我們的心中也不只是喜悅，還充滿了痛苦的羞恥。這痛苦如此深切，竟使我們妄想洗去記憶與意識中的污穢。這痛苦如此強烈，因為我們感到這罪行原本永不該發生。但現在，哪怕最美好的善良，最純潔的心靈也無法抹掉我們的過去。這傷疤、這暴行，將永存於我們的靈魂深處，永存於目睹暴行之人的記憶裡，永存於暴行發生的地方，永存於我們對這暴行的控訴中。這是我們這一代人以及猶太民族的可怕特權，因為沒有人比我們更瞭解這罪行，瞭解它的本性就像一場蔓延的瘟疫，無法治癒。以為人類的正義能夠蕩滌這罪行是愚蠢的。它是永不枯竭的罪惡之泉；它摧毀軀體，也摧毀軀體中的靈魂——它扼殺人們的良知，讓人們變得卑鄙無恥；它是報應在壓迫者頭上的恥辱；它是滋生于倖存者之中的仇恨；它有一千張面孔，或為復仇的渴望，或為道德的妥協，或為對信仰的背棄，或為對人生的厭倦，或為對權利的拋棄，麇集於眾人之間，而全然不顧人類追求正義的意願。

在那昏昏沉沉的歲月，在我們獲得解放的喜悅之餘，大多數人感到，這痛苦與羞恥不過是致命的疲勞的一次意料之外的打擊。因此，很少有人去歡迎我們的拯救者，很少有人去感謝上帝。當一些人開始拆除鐵絲網的時候，我和查理斯仍然站在堆滿一層層蒼白屍體的墓坑邊。隨後，我們拖著空擔架，回去向我們的獄友報告這個消息。

那天沒發生任何其他事。這倒不讓我們驚訝，我們早就習慣了這種日子。在我們的牢房裡，老泰爾馬上佔據了死去的索莫奇的床鋪，這讓我的兩個法國獄友厭惡不已。

據我所知，泰爾，是一個“紅三角”，一名德國政治犯，這集中營裡的“老資格”。所以，他理所當然成了集中營裡的一名貴族。他不用幹活兒（至少在最後一年裡），可以收到從家裡寄來的食物和衣服。出於這些原因，在病房中很少能夠看見德國“政治犯”。不過，他們在病房裡倒享有各種特權：最重要的是不用參加篩選。解放時，泰爾是病房中唯一的政治犯，逃走的党衛軍任命他為第二十區的頭子。在這個區裡，除了我們這個住滿高傳染性疾病病人的病房，還有肺結核和痢疾病房。

作為一名德國人，他極其認真地看待這個靠不住的任命。在党衛軍離開和紅軍到達之間的十天裡，在每個人都經受著饑餓、寒冷和疾病的最後折磨時，泰爾卻勤勉地視察他的新封地，檢查地板和碗的狀況，檢查毯子的數量（每人一張，不管死人還是活人）。有一次檢查我們病房時，他甚至表揚了亞瑟所保持的秩序和衛生。亞瑟聽不懂德語，更聽不懂泰爾的撒克遜方言，回敬他說“vieux dégoutant”（法：老混蛋）和“putain de boche”（法：他媽的德國人）。儘管如此，從那天起，泰爾開始公然濫用他的職權，每天傍晚都到我們的病房裡舒舒服服地使用房間裡的馬桶。這是整個營區唯一靠近火爐並定期清潔的馬桶。

直到解放前，老泰爾一直是一個異類，也因此成為一個敵人。而且，他是一個掌握權力的人，所以是一個危險的敵人。對於像我這樣的人，也就是集中營裡大多數人來說，這兩者之間並沒有其他區別——在集中營度過的這漫長的一年中，我既沒有好奇心，也沒有機會去瞭解集中營複雜的等級體系。各種權力組成的陰暗大廈完全淩駕於我們頭上，而我們的目光則被迫朝向大地。然而，泰爾，這位在黨內外上百次鬥爭中變得堅強、在十年殘酷而麻木的集中營生涯中變得僵化的老戰士，卻陪伴我度過了解放後的第一個夜晚。

整整一天，我們都忙著談論這件事，這不僅因為我們覺得它代表著我們人生中的一個關鍵轉捩點，也因為大概在潛意識中，我們不得不找些事做，避免閑下來，因為面對自由，我們感到自己茫然、空虛、退化，不能勝任自己的角色。

入夜，病友們都睡著了。查理斯和亞瑟也墜入了單純的夢鄉，因為他們來到集中營才一個月，還沒有沾染它的毒素。而我自己，儘管筋疲力盡，卻正因為疲勞和疾病而無法入睡。我四肢酸痛，血管在腦袋裡劇烈地搏動著。我感到自己發著高燒。但這並不是唯一的原因，正是這個時刻，各種威脅似乎都消散了，恢復人生的希望不再瘋狂。然而，仿佛決堤似的，全新卻更劇烈的痛苦壓倒了我。之前，其他更緊迫的痛苦——被投入集中營的痛苦、遠離家園的痛苦、失去朋友的痛苦、失去青春的痛苦以及身邊死者枕藉的痛苦——掩蓋了這全新的痛苦，將它排擠到我的意識邊緣。

在布納集中營度過的這一年中，我目睹了五分之四的夥伴消失，但我從未直面過具體的死亡。此時此刻，死亡那骯髒的氣息離我只一步之遙，它在窗戶外面，在旁邊的床鋪上，在我的血管裡。因此，我處於一種病態的半清醒狀態，心中滿是陰鬱的念頭。

但很快我意識到還有人醒著。熟睡的人們那沉重的呼吸聲，不時被淹沒在一陣陣粗啞而不規律的喘息聲、咳嗽聲、呻吟聲和壓抑的歎息聲中。泰爾在哭泣，流淌著一個老人那執拗而不知羞恥的眼淚，就像老人的裸體一樣讓人難以忍受。他也許看到我在黑暗中翻來覆去；而且，直到那一天，他和我雖出於不同的原因，卻同樣尋求的孤獨，一定也讓他此刻備受煎熬，因為在午夜時分，他問我：“你還醒著嗎？”他沒等我回答，就吃力地走到我的床邊，也沒請求我的允許，便坐在了我的身邊。相互理解並不容易，不僅因為語言上的障礙，也因為在那長夜中壓負著我們的思緒是沉重、驚人而可怖的，但最重要的是，這思緒讓我們困惑。我告訴他，我在思念家鄉，而他在停止哭泣後，嘟囔著：“十年，十年了。”在十年的沉默之後，他以低啞、可笑卻莊嚴的聲音唱起了《國際歌》。這歌聲讓我感到五味雜陳，既茫然，又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