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斯本之夜(簡體書)
商品資訊
系列名:雷馬克在文景
ISBN13:9787208122857
替代書名:Die Nacht von Lissabon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德)埃里希‧馬里亞‧雷馬克
譯者:朱雯
出版日:2018/11/01
裝訂/頁數:精裝/256頁
規格:20.8cm*14.6cm (高/寬)
版次:一版
商品簡介
適讀人群:廣大讀者
◎20世紀傑出小說家。
◎茨威格、君特·格拉斯推崇的大師,林語堂、巴金鼎力推薦。
◎以浪漫對抗殘酷——我們用瘋狂的愛抵抗瘋狂的時代。艱難時世裡,沒有愛,他活著也無味;有了愛,她對於死也無畏。
◎《西線無戰事》作者雷馬克的柔情力作。
◎翻譯家朱雯經典譯本,絕版20年重新面世。
1942年,葡萄牙里斯本聚集了許多等待前往美國的流亡者。一天深夜,兩個素不相識的人在碼頭相遇。一人因沒有船票而徘徊,另一人願意送出自己的兩張船票,條件是對方要聽他傾訴至天明,故事就此展開。送出船票的是德國人約瑟夫·施瓦茨,他因反對納粹政權,被他做蓋世太保的妻弟告密,關進集中營,後逃出德國,卻冒險回國探望妻子海倫。海倫決定和約瑟夫一同離開德國。他們輾轉瑞士、法國、西班牙,經過數次分離與重聚,逃過種種追捕與監禁,終於到達了里斯本,卻在*後關頭不能登船去往“應許之地”了……約瑟夫和海倫的逃亡之路是一首“由恐怖、喜劇、逃跑、官僚政治、絕望和愛情組成的史詩”。
作者簡介
埃里希·瑪麗亞·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1898 ~ 1970)
德裔美籍小說家。出生於德國一個工人家庭,18歲時志願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前線負傷,戰後做過教師、記者、編輯等多種工作。1929年,小說《西線無戰事》出版,引起轟動,迅速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使他成為蜚聲世界的作家。因為他的反戰立場,納粹上台後,將他與托馬斯·曼等人的作品公開焚毀。1938年,他被剝奪德國國籍,後流亡美國。1947年,他加入美國國籍,次年返回歐洲並定居瑞士。1970年9月25日,雷馬克在瑞士逝世。1991年,雷馬克的家鄉奧斯納布呂克設立埃里希·瑪麗亞·雷馬克和平獎。
雷馬克的著作大多帶有自傳色彩,用詞精練,抒情的書寫中卻透出客觀、冷峻的氣質,被比作德國的海明威。他一生共著有十五部小說、三部劇本和兩部文集,其中,《西線無戰事》《凱旋門》《三個夥伴》《愛與死的年代》等多部作品被改編為電影。
朱雯(1911—1994)
江蘇省松江縣(現屬上海市)人,著名翻譯家、作家。1928年,朱雯進入東吳大學文學院學習,讀書期間即開始翻譯丁尼生、高爾基等人的作品,同時也有小說和詩歌發表,出版了首部短篇小說集《現代作家》和首部長篇小說《旋渦中的人物》。大學畢業後,朱雯任省立松江中學國文教員,業餘時間仍進行翻譯和創作,還曾與施蟄存合編《中學生文藝月刊》。抗戰爆發後西行,於廣西桂林高級中學任教。1939年,朱雯初到上海,曾任中學教員和新聞翻譯。1943年,因“抗日罪”被捕,出獄後前往安徽屯溪的上海法學院任教。戰爭結束後,他返回上海定居,在高校任教並翻譯。
朱雯一生譯著頗豐,主要有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凱旋門》《里斯本之夜》等多部作品及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三部曲。他所譯的雷馬克作品雖然是從英文轉譯,但譯筆忠實而流暢,感情充沛,影響深遠。
名人/編輯推薦
“不需勸誘,你就會被他(雷馬克)的作品征服;無需誇張,他就能震撼你的心靈。”
——斯蒂芬·茨威格
雷馬克是偉大的作家。毫無疑問,他有一流的文筆,能自如地駕馭語言。不管是寫人還是寫物,他的筆觸都敏銳、穩重、堅定。
——《紐約時報》
雷馬克*好的小說。
——《紐約時報》
書摘/試閱
(一)
我目不轉睛地瞅著那條船。它亮著耀眼的燈光,停泊在塔霍河上。我來到里斯本雖然已經有一個星期,可是對它那種無憂無慮的燈火通明還不太習慣。在我離開的那幾個國家裡,一到夜晚,個個城市都像煤礦一樣漆黑,昏暗中的一盞提燈,簡直比中世紀的瘟疫還要叫人害怕。我來自二十世紀的歐洲。
那條船是一艘客輪,這會兒正在往船上裝貨。我知道明天下午它就要出航了。在裸露的燈泡那刺目的光芒裡,一箱箱的肉、魚、罐頭、麵包,還有蔬菜正在被裝進下面的貨艙裡;甲板上,搬運工人正在搬運行李,他們把一隻只箱子和一個個捆包悄沒聲息地扛起來,彷彿它們一點兒重量也沒有。那條船正在為出航做準備——如同洪水時代的方舟一樣。它確實是一艘方舟。在1942 年的那幾個月裡,每一艘離開歐洲的船都是方舟。亞拉臘山乃是美國,而洪水還在一天天上漲。很久以前,洪水就已經席捲吞沒了德國和奧地利,現在波蘭和布拉格也被淹沒,而阿姆斯特丹、布魯塞爾、哥本哈根、奧斯陸和巴黎也都沉在水下了,意大利的許多城市已經聞到了一股滲水的味道,而西班牙也不再安全了。葡萄牙的海岸成了流亡者的最後希望。對他們來說,正義、自由和容忍遠比家園和生計更有意義。這是通往美國的大門。要是到不了那邊,那你就倒霉了,你就會注定要在領事館、警察局、政府機關的叢莽之中奔走得精疲力盡,那裡既不給你簽證,也不讓你得到工作和居留許可,那是一個拘留營、官僚習氣、淒涼寂寞、懷鄉病以及無處不在、叫人萎頓的冷漠的叢莽。在戰爭、恐懼和苦惱的時日,這變得稀鬆平常: 作為個體的人不再存在了,只有一樣東西是重要的——一份有效的護照。
那天下午,我到埃斯圖里爾賭場去賭錢。我還有一套漂亮的衣服,他們便讓我進去了。這是向命運訛詐的孤注一擲。我們那張葡萄牙的居留許可,再過幾天就要到期,而露特和我都沒有別的簽證了。我們在法國曾經考慮過一些計劃,草擬過一張可能去紐約的船期表。眼下停泊在塔霍河上的這條船,是我們的船期表上的最後一艘。可是早在幾個月前,船票都已經賣光了。我們沒有美國簽證,連船費都還短缺三百多美元。我至少得試一試籌集這筆款子,用作為身在里斯本的一個外國人唯一還可以採用的辦法——賭博。這是個荒謬的念頭,因為即使我把錢贏到手,要讓我們搭上那條船也還得出現一個奇蹟。但是,在危急和絕望的時候,你會相信奇蹟;要是沒有這個信心,那你也就完蛋了。我們還剩下六十二美元,結果我輸掉了五十六美元。
夜已經很深了,碼頭區差不多沒有什麼人了。可是沒過多久,我發覺有個人就在離我不太遠的地方。最初,他漫無目的地踱來踱去,隨後他停下來,也開始朝那條船盯著看。又是一個走投無路的流亡者,我想,也就不再去注意他了,直到我發覺他正在看著我。流亡者對警察的恐懼是怎麼也不會消失的,即使在睡著的時候,或者其實沒有什麼可以害怕的時候——因此我就裝出一副無動於衷又充滿厭煩的神氣,轉過身子,挪步離開碼頭,走得慢悠悠的,如同一個毫無理由感到害怕的人。
過了一會兒,我聽到背後傳來腳步聲。我繼續往前走,可並沒有加快腳步,心裡思忖,萬一我被捕了,怎麼才能讓露特知道。碼頭盡頭那一幢幢彩色粉牆的房子,如同一羽羽蝴蝶在黑夜裡沉睡著,離得還太遠,我沒辦法奔到那裡消失在一條條湫隘街道的迷陣中間。
這會兒,那個人已經走到我身邊了。他個頭比我稍微矮些。“你是德國人嗎?”他用德語問我。
我搖了搖頭,繼續往前走著。
“是奧地利人?”
我沒有回答。我望著那一幢幢彩色粉牆的房子,覺得它們挨近得實在太慢了。我知道有些葡萄牙警察德語講得很流利。
“我不是警察。”那個人說。
我不相信他的話。他穿的是便衣,可是在歐洲,我被這種穿便衣的人逮捕就已經有六次了。我有證件,還挺像模像樣,是在巴黎由一位從布拉格來的數學教授給我做的,可是也經不起仔細的檢驗。
“我看見你在盯著那條船,”那個人說,“所以我很好奇……”
我漫不經心地打量了他一眼。看樣子,他的確不像是一個警察,可是上次在波爾多把我抓去的那個穿便衣的人,一副可憐樣子,簡直像是在墳墓裡待了三天的拉撒路,其實卻是個最最殘酷的傢伙。他明明知道第二天德國人就要開進波爾多,卻還把我關了進去,若不是幾小時之後有個好心腸的典獄長將我釋放出來,我可早就完蛋了。
“你要去紐約嗎?”那個人問。
我沒有搭理。只消再走二十米就行了。到那時,萬一有必要,我可以把他擊倒,自己撒腿就逃。
“這兒,”那個人說,把手伸進衣袋,“是搭乘那條船的兩張船票。”
我看見那兩張票子。在微弱的燈光下,我看不清那上面寫的是什麼。不過我們走的路已經夠多了。現在停下來也不會出什麼事。
“這都是怎麼回事?”我用葡萄牙話問他。我學了幾句葡萄牙語。
“這船票你不妨拿去,”那個人說,“我不需要它們了。”
“你不需要它們?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不再需要它們了。”我瞪著他看。我理解不了。他的確不像一個警察。如果他真要逮捕我的話,那也用不著搞這種異想天開的詭計。可是如果這兩張船票是好用的,那他自己又為什麼不用呢?而他又為什麼要給我呢?有種什麼東西開始在我心裡顫動了。
“這船票我買不起,”我最後用德語說,“那要花一大筆錢咧。在里斯本,有錢的流亡者有的是,你要多少,他們能給你多少。你找錯了人啦。我是一個子兒也沒有了。”
“我不是要賣錢。”那個人說。
我又轉過眼去望望那兩張船票。“那是真的船票嗎?”
他把船票遞給我,沒說一句話。它們在我手指中間窸窣作響。是真的船票。把它們拿到手,是關乎毀滅與得救的大事。沒有美國簽證,這兩張船票我還不能使用,可我憑著它們畢竟還可以在第二天早晨再試一試——或者,至少我還能把它們賣掉。那就意味著可以多維持六個月的生活。
“我不明白。”我說。
“你不妨拿去,”他答道,“不要你一分錢。明天早晨,我就要離開里斯本。我只有一個條件。”
我的胳膊耷拉了下來。我知道這件事情太美妙了,簡直不像是真的。“什麼條件?”我問。
“今天夜裡,我不願意一個人待著。”
“你是要我跟你待在一起嗎?”
“是的。一直到明天早晨。”
“就是這麼一個條件嗎?”
“就是這麼一個條件。”
“沒有別的條件了嗎?”
“沒有別的條件了。”
(二)
音樂停奏了一會兒。可以聽到舞池里傳來憤怒的話語。隨後,樂隊又開始演奏了,聲音比先前更響,一個穿著鮮黃色衣裳的女人,頭髮上簪著一串假鑽石,唱起歌來。不可避免的事情發生了: 一個德國人跟一個英國人碰撞了一下。彼此都在指責對方,說對方是故意的。經理和兩個侍者扮演著“國際聯盟”的角色,試圖叫爭論的雙方平靜下來,可是誰也不聽他們的話。樂隊比較聰明,他們換了個曲子。原來的狐步舞曲變成了探戈舞曲,那兩個外交官必須做出選擇: 要么是站著不動,叫人笑話,要么是重新開始,繼續跳舞。可是那個德國勇士看來不會跳探戈舞,而那個英國人卻只是打著拍子,站在原地沒有移動。兩個人都被別的舞伴推來擠去,一場爭論就此煙消雲散。那兩個外交官都怒目相視,回到各自的桌子上去。
“為什麼這兩個英雄好漢沒有互相挑戰,來一場決鬥呢?”施瓦茨鄙夷地問。
“就這樣,你來到了蘇黎世。”我說。
他微微地笑了一笑。
“我們幹嗎還不離開這兒?”
“我們能上哪兒去啊?”
“總該有那麼一家普通的酒吧通宵營業的。這個地方盡是些死屍,在跳舞,在扮演戰爭。”
他付了錢,問那個侍者還有沒有別的地方我們可以去。侍者從拍紙簿上撕下一條紙,草草寫了個地址,還告訴我們怎麼去。
我們走到外面壯麗的夜色中。星星依然在閃耀,可是地平線上,海和清晨卻在第一縷藍幽幽的晨曦中摟抱了起來。天空比原先更高,鹽和花朵的味道也更濃了。天就要大亮了。在白天,里斯本有一種迷惑人、俘獲人的樸素的戲劇性的特點,可是到了黑夜,它卻是一個童話中的城市,順著燈光熠耀的一排排房屋下去,一直到海邊,好像一個穿著節日盛裝的女人走下去會見她的秘密情人。
我們默默地站了一會兒。“這不就是我們經常把生活想像成的樣子嗎?”施瓦茨最後說道。“上千的燈光和街道通向無窮……”
我沒有回答。對我來說,生活便是停泊在下面塔霍河上的那條船,它並不通向無窮……它通向美國。我歷盡種種艱難險阻,時間把這種艱難險阻如同臭雞蛋一樣甩向我們。我唯一的艱險活動是要一張有效的護照,一張簽證和一張船票。對一個並非出於本意的流浪者來說,正常的生活變成了最富於浪漫色彩的夢想,而冒險卻是一種折磨。
“那天,蘇黎世在我的眼裡正像今夜這個城市在你的眼裡一樣,”施瓦茨說,“我認為自己已經失去的一切在那裡重又開始了。時間——這個你知道——是一種沖淡了的死亡,一帖分成許多份無害劑量的慢性毒藥。最初,它會叫我們興奮,甚至會使我們覺得會長生不老——可是一滴又一滴、一天又一天地吃下去,它就越來越濃烈,把我們的血液給破壞了。即使拿未來的歲月作為代價要買回自己的青春,我們也辦不到了。時間的酸性作用已經把我們改變了,化學組合再也不是跟原來一樣了。那得有一個奇蹟。而那個奇蹟就發生在蘇黎世。”
他一動不動地站在那兒,望著下面燈光閃爍的城市。“那是我一生中最最可怕的一夜,”他慢條斯理地說,“我要把它當作最最幸福的一夜來回憶它。回憶難道不能夠做到這一點嗎?它一定能夠。奇蹟在它發生的時候,絕不是完美無瑕的。它總是有一些掃興的小事。可是一朝它永遠消逝,再也不能有所改變的時候,回憶卻能使它完美無瑕,而且從此以後它也不會再有什麼改變了。如果我現在能夠讓它復活過來,它是不是一直會是那個樣子呢?它是不是會與我同在,和我的生命一同終結呢?”
他站在台階上,注視著不可抗拒、逐漸進逼的黎明,幾乎像是神經錯亂了的樣子,黑夜中一個可憐的被遺忘的人影。我為他覺得萬分的難受。“你說得對,”我說,試著不讓他難受,“我們對自己的幸福,在我們知道它將有多少部分會與我們同在之前,怎麼能夠真正覺得有把握呢?”
“唯一的辦法,”施瓦茨嘟嘟囔囔地說,“就是要知道我們不能夠抓住它,因而就不再試著去把握它。我們用自己那笨拙的雙手把它給嚇跑了。可是,如果我們不去用手觸摸,那它是不是會在我們的眼睛後面無所畏懼地繼續存在下去呢?它是不是會在那兒保持下去,和我們的眼睛一同終結呢?”
他俯瞰著城市,那裡停放著一口松木棺材,泊著一艘輪船。一副深受苦難的神情毀損了他的形象: 他的嘴成了一個烏黑的窟窿,眼睛成了兩塊石子。隨後,他的臉又有了生氣。
我們繼續朝著碼頭,從小山上往下走去。過了半晌,他開腔了。“我們是什麼人?”他說。“你是什麼人?我是什麼人?還有其他所有的人,以及那些死去的都是些什麼人?哪一個是真實的: 是人還是他照在鏡子裡的映像?是一個活人還是他的回憶,他那解除了憂慮的陰影?我的亡妻和我是不是已經變成了一個人?會不會她以前從來不曾完全是我的,只是死亡這個不祥的煉金術才使她完全屬於我了呢?既然她只是像我頭蓋骨底下的一點磷光那樣存在著,既然她只有當我要她回答的時候才能回答,而且也只能像我要她那樣地回答,那她是不是完全屬於我了呢?再說,我既然失去過她一次,會不會第二次再失去她,隨著她的回憶的消退,每分每秒都在一點一點地失去她呢?”他直愣愣地瞪著我。“我非得抓住她不可,這你是不是明白?”
?? 我們來到了一條街上,這裡有長長的一段梯級從小山上通下去。前一天,在這裡一定舉行過什麼節日活動,使我聯想起墓地裡那枯萎的花環,掛在一排排房子中間的一根根鐵桿上,一串串晃亮的燈泡,被一盞盞橫過街道吊著的鬱金香形的大燈隔開了。每相距大約二十米,便有一顆用小電燈泡綴成的五角星高掛在那兒。可是那遊行隊伍,或者是節慶,都已經過去了,節日的裝飾如今在晨曦中顯得光禿禿的,色彩都褪了。在我們腳底下遠遠的地方,電燈線路似乎出了毛病,只有一顆星星還發著特別刺目的白慘慘的亮光,電燈在黎明和薄暮時分往往就是這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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