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深入世界：東亞視角下的「中國崛起」

在中國崛起的語境下，探討中國在國際感覺問題上的困境、其歷史脈絡和可能開啟的未來，以及東亞地區的知識分子對此問題從自身歷史和現實出發的回應。

本書收錄了中國大陸學者賀照田先生的《當中國開始深入世界……》，以及來自東亞和東南亞的八位知識分子對他不同視角的回應。賀文從「國際感覺」問題出發，直面中國大陸的棘手問題，而這個問題也關聯著整個東亞的現實困局。本書嘗試在中國崛起的現實背景下，將東亞各國家與地區應有的國家感覺與國際感覺問題向前再推進一步，作為從亞洲內部的現實與思想出發去思考亞洲現實問題的第一步。一方面我們所面對問題的複雜性、重要性，要求我們絕不能著急，未經充分攻錯和深思便提出解決方案；另一方面，東亞緊迫的現實又不允許我們悠閒自在地工作，而需要我們竭盡全力面對困境，緊張地工作。

推薦人
白永瑞、陳冠中、陳光興、池上善彥、高士明、孫歌、張頌仁

鈴木將久／編者
一九六七年生。現任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言語社會研究科教授。專攻中國現代文學，也關心當代中國的知識情況以及東亞的現代經驗。中文的論文有〈竹內好的中國觀〉、〈背叛的政治學：中國現代主義作家穆時英的選擇〉等。

共同作者 賀照田、倪偉、石井剛、劉擎、李南周、羅永生、徐進鈺、魏月萍

前言／鈴木將久
本論文集的起源既偶然又必然。

說偶然，是指本論文集是由賀照田的一篇文章〈當中國開始深入世界……〉引發的。

中國確實開始深入世界，僅僅看題目，賀文好像在寫實地描寫中國現狀。但引人注目的是題目後面的「……」。這個符號在表示什麼？中國開始深入世界引起如何反應？包括中國開始深入世界，我們是否該歡迎？有人是否不歡迎？等等，題目後面的「……」符號像在引誘我們去思考這些問題。
賀文本來是為回應印度學者南迪（Ashis Nandy）的一場演講〈宗教民族主義中的惡魔和誘惑〉而寫的。南迪這一演講以印度的現代歷史為例，尖銳地論述宗教與民族主義的結合如何有誘惑力，又有危害性。南迪演講立足於印度的現實，卻提出超越印度一國的問題，即充分看清宗教與民族主義結合的強大力量，同時認真思考擺脫這種危險結合的思想道路。南迪的這一思考無疑直面著當今世界的重要現實課題：全球各地不斷發生著與宗教、民族主義深刻糾纏的各種事件，並在真正直面問題複雜性、尖銳性的前提下，努力尋求問題的解決方案。賀文則在正面承受南迪的問題意識後，不是直接論及印度歷史，甚至不討論全球問題，而是立足於中國的現實，通過不懈地追問、思考當今中國的現實問題來呼應南迪。賀文從南迪出發，進而去討論當代中國問題中的一個核心問題：國際感覺。他首先回顧歷史，整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國際感覺的變遷過程及其背景，指出目前中國人國際感覺的問題所在，然後進一步討論如何調整心態、認知意識，以建立既容易被國際認可、又是中國人自己願意接受的國際感覺。這就是他文章題目的含義。也就是說，賀文以南迪的思想實踐為榜樣，抓住當代中國人問題中雖然很難處理但必須解決的核心部分，同樣提出具有超越中國一國意義的頗有現實針對性的思想課題。賀文雖然僅有一萬五千字，但內容非常充實，討論涉及到各個方面，也都很具啟發。是以該文一在臺灣、日本刊出後，便引起一些朋友的關注、討論。而正是賀文的出現這個偶然使得我們想起組織會議專門討論賀文所涉及的諸多問題。

當然，這種看似偶然的背後，其實有必然性。賀文之所以能引起這麼多人的特別反應，是因為賀文勇敢地直面當代中國大陸的棘手問題；更重要的是，中國人的國際感覺並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思想課題。瞭解稍微多一點當今東亞的現況就不難看出，中國人的國際感覺問題實際上關聯著整個東亞的現實困局。比如，我們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報導，講東亞海域所發生的各種爭端，講中國與日本、菲律賓、越南這方面的對立，等等；我們也每天被媒體告知中國崛起帶動全球秩序的變動，像美國的東亞政策調整，等等。這些東亞的爭端不僅直接影響東亞各國的外交政策，更向東亞各國和地區普通老百姓的精神狀態投下陰影。東亞各國和地區的老百姓不得不在不安的心情下生活，並因不安，東亞老百姓對鄰國的不信任大大增強，甚至意識心理上對鄰國敵對。不信任和敵對意識大概包含兩方面：一方面很多老百姓認為鄰國會使用陰謀詭計，隨時可能攻擊自己的國家，從而有恐懼感、不安全感；另一方面則是老百姓覺得自己的正當理由不被鄰國理解和尊重。這種恐懼感和委屈感的複雜交錯之下形成的東亞老百姓的心情，雖然是大量媒體報導影響的結果，但這種老百姓心情反過來也會促動東亞各國和地區政治家採用更強硬的反應與措施。這樣，老百姓的不安心理與政治家強硬言論與政策間惡性循環，無疑使東亞困局更困擾難解。

東亞今天困境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無疑和中國崛起帶來的國際政治經濟變動相關。如果說二十世紀後半期東亞的局面基本被以美國為首、日本為輔的政治經濟力量所主導，那麼冷戰解體，尤其中國的經濟崛起以及美國和日本經濟蕭條，使東亞美國為首、日本為輔的局面很大改觀。這變動本來是東亞進一步擺脫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絕好契機，但現實上卻不僅沒有使東亞向更穩固的和平共處局面邁進，反是東亞國家和地區之間矛盾的激化。在此意義上，我們不能忽略政治經濟意義上的中國，但僅僅討論政治經濟背景，或許會隱藏問題的另一面，因為東亞的危機不僅在政治和軍事層面上發生，也在老百姓的情緒和意識上發生。也只有在此背景下，我們才能夠充分理解賀照田的文章為何會引起這麼豐富、強烈的反應。因為賀文雖然亦一定篇幅論及中國政治經濟的當代變化，重點卻放在有關思想意識、人民心理層面問題的把握和分析。賀文不僅清楚指出中國陷入當下狀態的意識、心理原因，而且特別提出擺脫僵局的具體途徑。他的既顧及到對各方面公平又很細心的描寫、分析，彷彿在刺激、推動、要求我們：不能避開思想、心理問題與政治經濟、政治經濟話語的複雜關係，也不應放棄歷史性的眼光，更不能離開當下現實的緊迫性，且還要致力提出具體、有操作可能性的方案構想。

賀文最直接討論的雖然是中國大陸的問題，但既然關涉到國際關係，中國大陸以外的人也並不是局外人。比如，中國大陸以外的人往往很難理解中國對外政策，因此感到恐懼、困擾，賀文則給我們提供中國對外政策之所以如此表現的內在原因的分析。不僅如此，賀文的可貴態度引導我們反思自己的國家感覺與國際感覺。因為他指出的問題顯然在東亞各國和地區廣泛地存在，這一中國大陸問題並不那麼「有中國特色」，而早已是全球問題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有關問題也不是單獨形成的，中國大陸的國家感覺與國際感覺，相當程度上是回應中國以外的動向而形成，中國大陸以外的東亞、東南亞國家和地區也相當程度視中國大陸的走向，不斷調整、重塑自己的國家感覺與國際感覺。也就是，中國大陸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國家感覺與國際感覺實際上是深刻相互塑造關係。在此意義上，我們只有把中國大陸的國家感覺與國際感覺跟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國家感覺與國際感覺一起思考，才能得到最好、最有說服力的效果。總之，從賀文出發思考東亞各國和地區的意識、心理狀態問題，會有助於我們重新整理和反省我們自己的國家感覺與國際感覺，不僅有助於化解中國崛起導致的東亞各國和地區的過度心理反應，而且也有助於幫助我們建立應對新時代東亞局面的新的認知-思考模式。

鑒於此，亞際書院東京辦事處和杭州辦事處策劃組織了一個小會，在二○一四年七月六～七日展開了兩天的討論。討論會邀請九位朋友，研究領域包含社會科學和人文學，參加者的身分來自東亞各地，包括中國大陸、香港、臺灣、韓國、日本以及新加坡。我們不求參加者統一意見，卻希望保持良性的思想張力。因此，我們希望每一個會議參加者都具有充分接受別人意見的開放性，以便形成活躍但有實效的討論。為了保證討論品質，我們重視參加者所具有的理論素養，同時又注重這些參加者不是從抽象到抽象，而是著力把理論與現實相結合去進行思考。我們相信只有理論思考和現實關懷的反復往返，才能討論出既有理論突破性、又有現實針對性的思考。另方面，我們認為社會科學的視角與人文視角都不可缺少，認為參加者需要來自東亞不同國家和地區。同樣是東亞的國家和地區，但與中國大陸的關係相當不同，其中所呈現出的經驗面相和隱含的思想理解要求也便不同。其中特別要提及的是新加坡，新加坡雖然目前沒有與中國大陸發生直接的爭端，但由於位置很特殊，一方面歷來與中國大陸有複雜關係，另一方面也與東南亞、南亞保持鄰接關係，因此討論中納入新加坡視角，有助於我們擴大視野，使得我們在更大的時空下思考亞洲問題。要補充一句的是，這一次我們沒有邀請西方身分的參加者。我們當然不是排斥西方視角，實際上這次會議參加者中便有幾位曾經留學美國與澳洲。之所以只邀請亞洲學者，首先是因為我們希望貼近亞洲的緊迫現實組織討論，其次是因為我們其實共有不輕易表露的抱負，即希望從亞洲內部產生解決亞洲問題的新的思考和認知模式。

本論文集就是會議參加者經過兩天討論之後對提交會議的論文修改後的成果。粗看就能知道，貫徹本論文集核心論述的是「他者」觀念。西方哲學傳統裡，「他者」被反覆討論過。本論文集的作者都不同程度上瞭解和接受西方哲學傳統上的「他者」理論：如何面對「他者」，如何把他者當作「他者」來接受，如何尊重「他者」等思想課題。不過，相對於西方的「他者」理論紮根於西方社會的現實，因此或多或少有宗教背景，目前東亞局面下討論的「他者」，雖然也不能完全忽視宗教性維度，但更多是世俗意義上的問題。換言之，東亞討論「他者」的時候，必須顧及到當今的政治經濟情勢，也要考慮到東亞各地的很獨特的歷史傳統，由此才能有效打磨更適合於東亞歷史與現實的倫理道德。本論文集每一篇文章都從不同角度思考東亞語境下的「他者」問題，都在探索適合於東亞歷史與現實的倫理道德。

論文集首先收錄賀照田的文章〈當中國開始深入世界……〉。賀文是本論文集的起源，提出很多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緊接著賀文，是倪偉的文章〈中國崛起與發展主義的迷途〉。倪文集中討論中國大陸所以出現賀文所討論的國家感覺、國際感覺的內在原因，尤其質疑在當今中國大陸橫掃一切的發展主義。倪文所努力揭示的現在中國大陸國家感覺、國際感覺所以形成的歷史-觀念根源，無疑為討論當代中國大陸國際感覺提供著基本認識背景。倪文之後是石井剛〈拒絕「同」化與「文」的共通體〉文章，這篇文章把視線轉向中國古代的思想傳統，通過有批判性地討論孔子的「和而不同」，開拓出極富啟發性的思想維度，使之成為對我們思考當代中國、乃至對當代全球問題都很有現實借鑒意義的思想資源。劉擎〈重建我們的全球想像：遭遇論視野下的新世界主義〉所介紹的西方理論「文化遭遇論」，便與石井文所討論的孔子頗有共鳴。當然劉文不滿足僅僅介紹西方的有關理論，其最所致力的是從這個頗有挑戰性的視野審視今天，以深入探索——更理想的國際秩序應該擁有的思想觀念意識——這一迫切且重要的問題。李南周〈我們如何才能建構新東亞秩序〉則直接討論東亞的國際關係。李文充分介紹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以及西方社會面對中國崛起的恐懼感和各種反應，證實東亞目前情況若無改善很可能在東亞型定出冷戰式的對立格局，並在尖銳直面這一現實的基礎上，進一步對如何才能避免東亞真的墮入此可怕困境，給出著他極富現實感又眼光獨具的分析。緊接著李文，是羅永生〈多重自我的香港與中國〉，該文清楚說明中國大陸和香港關係的特殊性。顯然羅文的討論和目前香港的局面密切相關，但他卻不是簡單地解釋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對立，而是從香港的特殊位置與經驗出發，提煉出一個既有理論力量又有現實針對性的「多重自我」命題，非常耐人尋味。徐進鈺〈海峽兩岸的自我他者化：兩岸的糾結〉則集中討論海峽兩岸的困境。徐文回顧兩岸關係時，重點在臺灣人民對兩岸問題感覺的形成過程。他的思考也很不同於一般的兩岸問題討論，而非常重視人民的感覺，並由人民的感覺出發來探索解開兩岸對立困局的可能性。接著香港和臺灣討論的是魏月萍對新加坡、馬來西亞經驗的討論。魏月萍〈新馬華人的剝奪感與挫敗感，以及和「他者」的紐帶關係〉介紹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區域「華人」的經驗，由之提出如何更具穿透性思考「中國性」，更精準思考「自我」、「他者」、「自我─他者辯證關係」等重要問題，從而不僅為深化「自我」、「他者」、「自我─他者辯證關係」這一系列理論問題提供著契機，而且為東亞知識分子進一步思考比東亞國家民族、文化組成情況更複雜的東南亞國家提供著思想視野。魏文後是鈴木將久〈竹內好與中國：何謂「認識中國」〉一文。鈴木文關注二戰之後日本經驗。二戰以來日本和中國關係相當曲折，鈴木試圖通過整理日本的中國學者竹內好的有關思考，以從中開掘對當下東亞有借鑒意義的思想理解、思想態度。文集最後是賀照田的回應。他作為會議源起文章的作者，面對這麼豐富多彩的討論，加以回應。

讀者應該很容易看出來，本論文集的話題既聚焦又發散，而且作者的立場也不完全一致。但令人欣慰的是，話題的擴展和立場的差異使討論溝通更為豐富有效，很符合我們的期待：通過不同立場、不同角度和睦友善的討論，展現出問題的複雜性和多元性，以充分推動討論參加者和讀者更多的閱讀和思考。

本論文集是否實現了編者這一抱負，要由讀者來評判。我們當然沒有奢望這本不厚的集子，在思想上成功解決了東亞各國家與地區應有的國家感覺與國際感覺問題。如果能把問題推進一步、甚至推進半步，編者便認為本論文集已完成了編者希望它承擔的任務。更何況，我們討論的問題特別艱難，絕不是一次兩次的討論就能充分解決的。倒不如說，這只是從亞洲內部的現實與思想出發去思考亞洲現實問題的第一步。我們還要繼續長期的思想工作，一步一步積累思考，為東亞走向和平、理想、完美負起思想應該負的責任。就是，一方面我們所面對問題的複雜性、重要性，要求我們絕不能著急，未經充分攻錯和深思便提出解決方案；另一方面，東亞緊迫的現實又不允許我們悠閒自在地工作，而需要我們竭盡全力面對困境，緊張地工作。

問題擺在我們面前，我們作為這時代亞洲的知識分子，不能不感到責任重大。我們仍須努力！我們必須努力！

鈴木將久〈前言〉
賀照田〈當中國開始深入世界……〉
倪偉〈中國崛起與發展主義的迷途〉
石井剛〈拒絕「同」化與「文」的共通體〉
劉擎〈重建我們的全球想像：遭遇論視野下的新世界主義〉
李南周〈我們如何才能建構新東亞秩序〉
羅永生〈多重自我的香港與中國〉
徐進鈺〈海峽兩岸的自我他者化：兩岸的糾結〉
魏月萍〈新馬華人的剝奪感與挫敗感，以及和「他者」的紐帶關係〉
鈴木將久〈竹內好與中國：何謂「認識中國」〉

如果幾年前有人跟我說，我們有可能成為霸道國家，我一定會很不以為然，以為是不必要的多慮。當時我有很強的這種反應，是我覺得中國幾千年文化主流雖然不敢誇說是王道，但敢說是比較遠離霸道的，而近幾十年，主流觀念更是年年講、 月月講、天天講反殖、反帝、反霸，這樣的一個國家—社會怎麼可能走上霸道之路呢？這種憂慮不是太沒來由，太杞人憂天了嗎？
但現在再有人跟我如此說，我則不會再不過腦子便不以為然，而會心裡跟著 一沉。幾年間對同樣的說法心理反應變化如此之大，背後是我自己現在也在憂慮，也在對中國未來是否確定和霸道無緣不再有過去那麼強的信心。而我今天對此不再 有堅強的信心，不只因為網上常常能看到的憤青霸道言論,不只因為很多有關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言論在強調正視現實的名義下越來越喪失精神理想品格，還 因為我在平常生活中覺察到的某些心情、觀念感覺狀態在現下中國社會越來越普遍 的存在。而社會中這些心情和觀念感覺狀態越來越普遍的存在，和中國大陸近年所遭際的眾多不愉快國際經驗，及人們整理這些不愉快經驗的方式直接相關。
一、 中國大陸近二十年的自我感覺和世界感覺

在對近年中國所遭際的眾多不愉快國際經驗的報導中，常常也包含這些不愉快 事件發生地的人們關於這些事件看法的報導。這些事件發生地社會對這些事件的評 論、理解和心理感覺，有一些中國大陸讀者覺得很能理解、接受，有一些則讓中國大陸讀者深感困擾。非常有意思但並不讓人驚訝的，是中國大陸讀者表示很理解的國外對中國社會、中國人的批評，其實也是很多中國大陸人關於中國大陸社會常常 會做的那些批評：公德意識不足公共場合高聲喧嘩啦，不注意公共衛生隨地亂丟垃圾啦，土財主暴發戶式的消費表現啦，藝術、文化品味低下旅遊只知道在標誌性景觀照相了事啦,等等。相比中國大陸讀者對這些中國大陸自身也常做的批評言論能順利理解，國外另外一些對中國大陸不友好的言論和做法，比如一些在中國大陸人們看來完全奇怪、莫名的針對中國大陸人的言語和身體攻擊，等等，則不僅讓中國大陸讀者感覺傷害，而且因百思不能得其解而深感困擾。在一九九○年代以前，中國大陸一般人還很少擁有國際經驗的機會。從一九九○年代開始，隨著中國大陸越來越深地捲入這個世界，有機會擁有國際經驗的中國大陸人越來越多。特別是近年，中國大陸和世界很多地區的關係可說已充分進至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深切程度。而隨著中國大陸和世界交往程度的加深，隨著中國 大陸國際交往經驗的多方面展開與積累，特別是隨著中國大陸遭遇到越來越多超出它理解接受能力的不愉快經驗，中國大陸最近這幾年在媒體上，特別是在網路上，和人們私下日常聚會的談論中，已越來越多給中國所以遭遇這些國際經驗以貫穿解釋的努力。
在相當意義上可說，現在是中國大陸在真的深入世界之後不可免的，調整自己 先前在國際經驗有限情況下擁有的國際感覺、國際理解，形成新的國際感覺、國際理解的關鍵時期。說現今這個時期關鍵，不是說立基於中國大陸和世界關係如此深入新狀況的新的系統的國際觀，會很快發展完成，而是說一旦某些感覺和理解方式在這個本充滿多種可能性的階段脫穎而出，這些脫穎而出的感覺和理解,包括其中 可能很有問題的感覺和理解,便會在接下來處於非常有利位置，能充分參與模塑、範導、定型—中國大陸在這個中國—世界關係新階段必然要加以調整、重鑄的國 際觀的內涵與方向，從而極大影響中國大陸人的世界感、世界理解。
很多人一定還清楚記得，九○年代中期中國大陸最有代表性的世界感是「與國際接軌」。這一時代口號的形成當然有中國大陸內部的脈絡，但也和其時中國大陸眾多精英—對美國所主導的世界秩序包含著非常樂觀、非常玫瑰色的想像，特別相關。即使其後有一九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和一九九九年的美國轟炸中國南斯拉夫使館，使這玫瑰色蒙上了陰影，但仍不妨礙之前的「與國際接軌」感覺與理解在中國大陸時人的世界感覺與理解中占據主導地位。
雖然從「與國際接軌」思潮在中國大陸確立起霸權位置開始，就一直存在著和它的論辯拮抗。但哪怕是二○○○年前後在中國大陸蔚為風潮的「新左派」思潮，其展開最有力的，也主要是以其時國內、國際已大幅暴露的問題為背景，依託在中國大陸社會有廣泛基礎的價值、情感，通過聚焦新自由主義這個靶子來批判國際、 國內現實,而並沒有就現實社會經濟發展提出替代性框架思路。真正在社會經濟 發展方面給出一套—看起來有撼動挑戰「與國際接軌」隱指的「國際」社會經濟主 流框架能量的—說法，要到二○○五年前後在「華盛頓共識還是北京共識」這一 挑戰意味明確的口號下凝聚成的思潮。這一由外國作者提出的相對於「華盛頓共識」 的「北京共識」，到中國大陸接受時表現為更具挑戰論辯意味的「華盛頓共識還是北 京共識」思潮狀態，當然和中國大陸其時達致的經濟成就有關。 這一思潮所透露出的中國大陸自信，當二○○八年年底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後，世界很多地區的發展都受到影響，經濟狀況下滑，中國大陸則繼續保持GDP高成長率時，達到了高點。表 現在思潮上就是比「北京共識」更積極自我肯定、自我評價的「中國模式」論思潮的 快速興起。顯然，「中國模式」論思潮相比「北京共識」思潮，不僅在自我評價上更 為自信，而且其自信的方面也不再主要限於經濟領域，而突出擴及至政治存在、政治治理領域。就是，在許多樂觀的「中國模式」論者那裡，其所論辯的靶子物件已不是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而是「普世價值」。也就是，這些論者通過批判「普世價值」，不再像當年針對「華盛頓共識」那樣，自我肯定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還進一步把對當代中國大陸的積極評價擴展到包含政治在內的治國實踐、治國制度方面。在這一意義上，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上講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後來又為習近平所重述強調的：「全國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堅定不移沿著正確的中國道路奮勇前進」，其實很可視為政治家對「中國模式」論的呼應。
雖然當我們認真檢視由知識界提出的「中國模式」、由國家最高領導人提出的「三個自信」，我們很難確切掌握住他們的政治、經濟、思想義涵，但放在中國大陸九○年代以來的脈絡裡,有一點則很清楚,就是這些都在明確告別「與國際接軌」相應的那樣一種觀念感覺狀態。
與上述和其時中國大陸的世界感相關，但主要著眼點在國內的觀念變遷相應，從九○年代初到當前，中國大陸對世界的基本意識感覺也發生著重要變化。在 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中國大陸向市場經濟大規模躍進時，鄧所明確要求於他之後這一代領導人的,是在國際上韜光養晦，是不出頭。直到二○○三年底，中國大陸部分為應對隨著中國大陸驚人的發展成就國際上越來越喧囂的中國威脅論，部分為因應這一發展成就所帶來的—中國大陸內在也有越來越強要求中國大陸重新 自我定位的意識湧動，中國大陸才提出了和韜光養晦不一樣的「和平崛起」。不過， 這一當時在國內、國際上引起廣泛反響的「和平崛起」論，並不能視為對韜光養晦意識感覺狀態的真正告別。這麼說，是因為在當時的有關表述中，重點常常並不是「崛起」，而是讓世界放心，中國的崛起是加入世界現有格局，而不是挑戰世界現有格局。真正和「韜光養晦」論根本拉開距離的，是最近越來越具為中國大陸外交提 供新論述、新感覺框架地位的「做負責任大國」觀念。也就是，至此才可說中國大陸在國際外交政策上真正告別了「韜光養晦」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