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湘商風雲人物：救國卷（簡體書）

《百年湘商風云人物（救國卷）》是中國首部穿越時空的商幫大跨度史記性叢書，首度解密中國歷史上有“湘商”存在，全面展現當代湘商縱橫捭闔、商海沉浮的波瀾畫卷，多維度呈現湖湘文化傳承軌跡，彰顯百年湘商爭雄世界的商業智慧和社會擔當。

聶氏父子——打造滬上“紡織王國”
背后的故事：聶緝槊的“特殊身份”

朱昌琳——晚清的紅頂商人
背后的故事：朱昌琳的身世

朱紫桂——創造近代湖南外貿奇跡的茶商
背后的故事：賢為儒商的朱紫桂

陳文瑋——商家促成長株路
背后的故事：百年老站滄桑事——湖南鐵路在艱難中延伸

梁煥奎——讓“華昌”銻品稱雄世界
背后的故事：“梁財神”傳奇

禹之謨——湖南近代紡織工業之父
背后的故事：禹之謨之死

章克恭——從職業經理人起步
背后的故事：童克恭的性格

范旭東——中國民族化學工業之父
背后的故事：陶澍的鹽政改革

李國欽——“國際軍火原料巨商”
背后的故事：鎢緣

胡德初——博弈在湖南內河的民族航運實業家
背后的故事：火燒戴生昌躉船事件

段楚賢——錫礦山的“銀菩薩”
背后的故事：湖南商業現象：毛板船

唐伯球——亦商亦官心有國
背后的故事：紡織廠的創始人

雷韻伯——“漢瓦”做出大產業
背后的故事：譚延閨的建設與雷韻伯的生意

劉廷芳——湖南國貨陳列館的創始人
背后的故事：“安家”國貨陳列館

向德——“中華煤氣車大王”
背后的故事：湖南機器次出口

彭六安——從南貨店學徒到航運老板
背后的故事：水網之達

文俊鐸——為醴陵陶瓷“引進”熊希齡
背后的故事：熊希齡：出身軍家卻癡商

劉岐山——洪江古商城當年首富
背后的故事：湖南的“鴉片戰爭”

楊竹秋——注入“楊恒源”經營新理念
背后的故事：都是江西新干人

廖樹蘅——打造“世界鉛都”人
背后的故事：湖南的山
后記

《百年湘商風云人物（救國卷）》：
一、恒豐紗廠，中國早紡紗廠之一
聶緝架（1855一1911），字仲芳，衡山縣東鄉（今屬衡東縣）人。他是上海恒豐紗廠的創辦人。
恒豐紗廠被史家稱為“中國早的一家棉紡織廠”。不管這一說法是否準確，它至少是中國早的紡紗廠之一。
至今，聶家在上海的生活和經營遺跡仍在。上海史志專家如此表述：“黃浦江還真是聶家的福地。”聶家“早是住在江南制造局內的，后來搬到了霍山路上的花園洋房里……如今是教苑賓館和霍山路小學的所在地。另一處聶家花園位于遼陽路亞明燈泡廠的馬路對面，由五幢三層高的紅磚洋房和一個花園及網球場組成。現在擠滿了民居。聶公館的西北方向是一塊聶家捐獻的地皮，聶家在1916年捐贈創立緝架中學。目前，是市東中學所在”。“離聶公館不遠的黃浦江邊屹立著聶家的骨干企業——恒豐紗廠，五組廠房雄壯異常。這家中國早的大型紗廠之一，設備全是當時英國先進的紡織設備”，新中國建立后改為第三絲織廠。
歷史風雨打去的只是當年的風流表面，可風流的內涵仍在。
二、由官入商，道臺做了華新紡織局股東
聶家早涉足上海灘的是聶緝架。
衡山聶氏，是湖南名門望族。不過其祖先聶繼模在清初時，只是衡山城西一家小中藥鋪的老板，但他教子有方，他本人詩書終生不離手。他以下三代連出三個進士，繼而功名不斷。據聶氏后人回憶：“他本人所做的《誡子書》被收入《皇清經世文編》。按說《皇清經世文編》是一部專收清廷高級文武官員著作的大部頭書，而他以一介布衣身份亦能躋身其中，足見其名聲不凡。其次是他的善名，他有個自我規定，每月初一和十五實行義診，不僅對來店抓藥的貧民義診，還主動去縣監獄為犯人們義診、送藥。后來他的兒子當了陜西省鎮安縣的縣官，他老人家80多歲去陜西看兒子時，仍不忘老傳統，在農歷初一和十五去該縣監獄送診送藥，也許他認為清廷所關押者多為窮人的緣故吧，可見其為犯人們服務是終身制的。”
到第二十代時，聶亦峰“以舉人留官北京，后入翰林”，再后來外放到廣東做官，任高州知府，并取得“候補道員”的頭銜。
聶亦峰生有三個兒子，長子聶緝榘，次子聶緝槼，三子早天。
“聶緝槼”本來是聶家兄弟老大的名字。為何兄弟易名？封建時代有著恩蔭制度，朝廷對官員的兒子也封官，享受這恩寵一般是嫡長子。可聶亦峰的長子聶緝槼不愿做官，只好由老二緝榘冒名頂替，如此兄弟易名。頂著兄名的聶緝槼參加科舉考試后，如愿以償，取得了功名，即做官的資格。光緒八年（1882），他被左宗棠派任上海江南制造局會辦（相當于副總經理），從此聶家涉足上海灘。光緒十二年（1886），由曾國荃保薦為江蘇候補道員。光緒十六年（1890），曾國荃又一次保薦他升為蘇松太道，按現在的話說，成為上海地區很有權勢的朝廷命官。后來，盡管他官越做越大，什么江蘇按察使、江蘇布政使，還有江蘇、安徽、浙江巡撫等，但可以看出，他的活動軌跡一直在江淮這一帶，上海自然是他的“根據地”。
他發跡在上海，自有原因。1882年，他擔任晚清大的軍工企業——江南制造局會辦，繼而又升任總辦（總經理）。在任8年內，適逢中法戰爭爆發，他聯絡水陸各軍，以水雷加強上海港防務，晝夜巡邏不殆，滬上人心乃安。他又聘請傅蘭雅等傳教士和西方科技人員，大量翻譯西方科技類書籍，仿造西式武器，尤其是阿姆斯特朗后膛大炮及保氏鋼甲軍艦的仿制成功，大大增強了清軍的戰斗力。中法之戰中國一獲勝，他就引起了朝廷上下的矚目。而且，在他的主持下，這個連年虧損的“國營特大型企業”居然甩掉了虧損的帽子，在他卸任時竟盈余了十幾萬兩銀子。
擔任蘇松太道時，他接手了官商合辦的華新紡織局。雖然不是次“涉商”，但對他以后實現由官至商的“華麗轉身”產生了重要影響。
華新紡織局創設于1888年，1891年正式開工，是中國現代紡織工業歷史中悠久的紡織企業之一，也就是后來聶家創辦的恒豐紗廠的前身。
這個局初是由當時洋務派官僚、上海道臺龔照瑗呈請洋務派首領李鴻章設立的。創辦人除龔照瑗外，還有上海惠通官銀號負責人嚴信厚，商紳則有經營華新軋花廠的湯子壯，開設蘇葆元藥鋪的蘇葆元和士紳周金箴等人。華新紡織局籌設之初，一切籌備費用均由蘇松太道所辦的惠通官銀號墊支，總辦由龔照瑗自兼，實際工作由惠通銀號負責人嚴信厚主持。1890年，聶緝槼接任蘇松太道時，華新紡織局尚未正式開張，由于它的官商合辦性質，聶得以接手這個企業的籌辦工作，至于他是把“余錢剩米”投資入股，還是因為籌辦自然取得股份，后人沒有說明。一個事實是，華新紡織局一共4500股，每股兩銀子，官利定為8厘，而聶緝架擁有1／10的股份，即4.5萬余兩銀子的股金。
此時的聶緝槼入股企業，尚屬“業余”性質，他的身份仍然是官。但這是他由官轉商的關鍵一步，華新也是他由官轉商的個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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