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脈藏品集(全二冊)（簡體書）

紹興市華脈書畫博物館的項志峰先生托人送來兩大冊館藏中國古代書畫作品集打樣本，并附信囑我為序。我既感華脈博物館藏品之富之精，更以為項先生藏畫以守護文化遺產、辦館與民眾分享的文化情懷，承接悠遠的歷史傳統，具備開闊的世界眼光，具有突出的當代特征和現實意義，值得充分肯定。
江南地區經濟發達、人文風流，私家收藏傳統悠久。明代中期以來，逐漸形成了完全堪與北京相頡頏的鑒藏群體。時人張丑《清河書畫舫》、江玉《珊瑚網書畫跋》、顧復《平生壯觀》多有記述。他們或為官仕，或為商賈，或為文人雅士。如嚴嵩和嚴世蕃父子，華夏、文徵明家族，項元汴家族，王世貞和王世懋兄弟，韓世能和韓逢禧父子，董其昌、范欽、黃琳、張孝思、錢能、李日華、張丑、曹溶、歸希之、莫是龍、陳繼儒、郁逢慶、高士奇……至近代又有蘇州“過云樓”顧氏家族、常熟翁氏家族、海寧錢氏家族、承澤園張氏以及“梅景書屋”吳氏等等。改革開放后，藝術品收藏界的“浙軍”突起，當是此風雅流韻的時代續曲。
由私人收藏而發展演變為公共博物館，則是歐美諸國捷足先登，創造了不少令人感嘆的范例。比如意大利烏菲齊美術館，由佛羅倫薩“無冕王”貴族美第奇家族于一五五九年建立烏菲齊官，歷經兩三百年，征集藏品十萬件，于一七六五年正式對外開放，成為有“文藝復興藝術寶庫”之稱的世界藝術博物館。比如美國弗利爾美術館，由美國“車皮大王”弗利爾向羅斯福總統建議，并捐獻畢生收藏的全部精品，于一九三二年建成，成為史密森尼學會下屬以收藏亞洲藝術品為主要特色的國立博物館，其中中國古代繪畫作品達一千兩百多件，為全美國之*。又比如古根漢姆美術館，是由瑞士血統的美國煤礦企業家古根漢姆和他妻子以古根漢姆基金會的名義建立的。一九五二年，建成紐約古根漢姆美術館，后又建成西班牙畢爾巴鄂、意大利威尼斯、德國柏林、美國拉斯維加斯等處分館，成為的收藏“非具象藝術作品”的公共博物館群。再比如俄羅斯特列季亞科夫畫廊，由莫斯科經營紡織企業的富商和藝術收藏家帕·米·特列季亞科夫創建。一八八一年，他的私人畫廊免費對外開放，一八九二年，他將自己和弟弟全部藏畫二千五百多件，捐給莫斯科當局。十月革命后，收歸國有，許多私人捐贈藏品也歸入此館，現藏品六萬多件，其中堪稱瑰寶的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俄巡回展覽畫派大師的油畫。此類例子不勝枚舉，這里的幾則只是典型而已。
中國的公共博物館興起較晚。一九〇五年，由中國早期的現代化先驅、晚清狀元張騫將建設中的道州師范學校公共植物園規建為“博物苑”，分天產、歷史、美術、教育四科，由此誕生了中國個公共博物館。新中國成立以后，公共博物館有了較快發展。但博物館的基本使命是讓“人民認識自己的歷史和創造的力量”，于是前一個階段的展示主線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后一個階段的展示主線是生產力一生產、生活一發展的歷史，藝術品成為用來說明、證實朝代變更的附屬性物件，只有上海博物館等少數館辦成了按藝術品分類展示的博物館。當然近一二十年情況有很大的改觀，大多數博物館在走著歷史陳列與藝術品陳列分設而兼顧的路子。但是，無論如何，藝術品在中國博物館的地位似乎有些外在于歷史，至少不像歐美那樣藝術品在認識歷史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歐美的那些皇宮宮殿，本身是具有歷史感的，然而解說詞的重心通常是落在藝術趣味而不是落在歷史故事上。在中國，考古也是為認識歷史服務的，所以沒有歐美那種“藝術與考古”學科。總之，在中國的博物館界、考古界、文化遺產保護界，藝術判斷的立場有些模糊，藝術家的身影有些缺失，這不能不說是個問題。
隨著市場經濟秩序的確立、民營企業的快速發展以及私人收藏的復興，一批非國有博物館在中國迅速崛起。這些館沒有陳述歷史的義務，按品類、按時代、有重點地征集和展示藏品成為他們*自然的選擇。于是，這些民營的公共博物館恰到好處地彌補了中國博物館類型的不足。可能這批民營館創辦者原初的價值觀更在乎藝術品的物質性，但久而久之，都身不由己地向藝術品的精神性、文化性轉移。保存、鑒賞、研究、著錄、展示、推廣，成為他們共同的行跡。作為書畫類民營博物館，上海有龍美術館，北京有炎黃藝術館、民生現代美術館，現在紹興也有了華脈書畫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