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與日本人（簡體書）

為什麼日本人會選擇戰爭？ 為什麼日本人不承認戰爭責任？日本群眾是如何被煽動的？加藤陽子和佐高信分別以歷史研究者和新聞記者的視角，以對話的形式，遵循“國家和戰爭”的軸線，為讀者撥開迷霧，審視無法謝罪的日本人，討論靈活的“非戰思想”，探尋真實的日本人形象。這本《戰爭和日本人》日文版在日本不斷重版，被稱為是繼《菊與刀》後又一從戰爭角度剖析日本國民性的經典作品。

加藤陽子
出生於1960年琦玉縣。東京大學研究生院博士課程（國史學）畢業。曾任山梨大學副教授、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訪問研究員，自2009年起為東京大學研究生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教授。專業為日本近代史。著作有《戰爭的日本近現代史》、《戰爭的邏輯》、《讀懂戰爭》等。
佐高信
1945年生於山形縣酒田市，畢業於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曾任高中教師、經濟雜誌主編，1982年開始獨立寫作，以評論家身份活躍於文壇。筆鋒辛辣，毫不留情反抗權威，以“筆刀”之勢尖銳批判了某些有影響力的政治家和文人。其著頗豐，《失言恐慌》《石原莞爾的粉飾》。

說起日本莫名地就會聯想到“詭異”這個詞，就連日本人自身也不能準確定義自己的國家。在日本，有能力掌控局面的領導人不是被暗殺就是被襲擊，而順應時局的才能生存。日本政府為了征兵，用一種“大家其實都一樣不幸”的心理暗示操控國民。
加藤陽子、佐高信著的《戰爭與日本人》是繼《菊與刀》後從戰爭角度剖析日本國民性的經典作品。其實，“日本人如何看待戰爭”這一話題，最容易激發我們國人的複雜情緒，因拒絕道歉而憤怒，因否定歷史而蔑視。加藤陽子說日本人是無政府主義者，而在某一時代卻特別熱心政治，這是因為不同的社會大環境激發了日本人不同的特質，那麼如今全球化的趨勢，又激發出日本人何種特質？
本書帶你探尋多樣的日本人形象，討論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日本及其國民的理想狀態。

序言：當日本依舊“少年”時
前言——從近現代史中探尋日本人多樣的形象
序章：如何看待世界？——面對歷史要轉動眼球
試問日本人的歷史觀
避開傷感和斷言，重新審視戰爭
不主動去了解歷史的孩子們
發人深思的力量
挑逗人民心理的機制
一元價值觀的危險性
大逆事件100年後的現狀
第一章政治和正義——原敬和小澤一郎的覺悟
被殺害的政治家
能操控時勢嗎？
原敬傳說中的大人政治家形象
暗殺原敬是“孩子”的行徑
藏有迷雲的暗殺背後
檢察機關應該如何存在
小澤一郎的“理想和現實”
第二章徵兵和“不幸的均霑”— —大家都一樣處在不幸的社會裡
徵兵和志願兵
日本不賠罪的心情及背景
為什麼會發生戲劇性的變化？
徵兵令轉向“公平”
“最小不幸社會”的欺瞞
借助桃太郎強化人民意志
徵兵背後
填補精神損失之際
韓國的徵兵制
遠東的徵兵制和日本的帝國責任
憲法九條的背後
第三章反戰、厭戰的系譜——冷眼看待狂熱
被揉搓、調換的記憶和感情
直接說“討厭戰爭帶來的相互殘殺”不好嗎？
戰爭導致“我破國榮”
被排擠的人
性命取決於成績
冷眼看待狂熱
文學的意義
歌曲的力量
只是想含塊糖
舉起印在書上的正義
第四章草根法西斯——被煽動起來的群眾
母親的想法和妻子的想法
國家在保護誰？
社區的冷與暖
天鵝進葦花
青年團和處女會
參與型國家主義的萌芽
拿國定忠治和佐倉惣五郎來說事
戰爭時期的農業政策
犬養毅培養的人
《乳和蜜》———基督教思想帶來的東西
草根法西斯主義從農村到企業社會
修行團不斷向大企業傳遞的感受
有組織的法西斯主義和相互監視的社會
法西斯主義的新溫床———網絡社會
第五章外交和國防的距離——尋找和平與經濟雙贏的道路
自衛隊在保衛什麼？
自衛隊對外交的感覺
重走萬隆路
有沒有未來的關鍵是什麼？
中日關係惡化的背景
中國對聯合國維和部隊的貢獻
《禁止地雷條約》和廢除地雷運動
沖繩問題和美國的情報機關
中國社會的奧秘
熊貓外交和乒乓外交深度理解中國社會
熊貓外交和乒乓外交
第六章從“詩詞”中解讀歷史——詩歌和無政府主義
天皇御製詩歌中的想法
“男性風格”的時代
昭和天皇的深慮和紛爭
短歌和俳句與秩序之間的關係
川柳中體會到的女工像
長命的非戰思想
無政府主義的可能性
無政府主義詩人
終章國家和個人——帶有強勁而柔軟的想像力和深深的懷疑
開朗的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
GUNDAM(機動戰士高達)與戰爭
搖搖欲墜的必要性
圍繞沖繩核密約
媒體“心醉神迷的正義”值得懷疑！
結語——歷史與日本人
譯後感

日本不賠罪的心情及背景

佐高：加藤女士您在《徵兵制和近代日本》這本書的序言中寫道：

大岡昇平在《萊特戰記》（中央公論社，1971年）中這樣寫道：“近代國家一般必須依靠由國民組成的軍隊。但是，國民除了為了國家利益之外，也有追求個人利益和家庭幸福的權利。所以，當國家無法保證士兵的參戰條件時，軍隊就不得不下令投降。”戰敗前一年戰死的人數占到了太平洋戰爭全部戰死人數的相當大一部分，每當想到此種情況，我就深有感觸。戰敗50年後，日本仍然不承認太平洋戰爭和日中戰爭是侵略戰爭，仍然不肯賠罪，其主要原因可以說也在於此。

日本人不承認戰爭責任，恐怕很大程度上在於自己作為戰敗方在戰後悲慘的景象和徵兵制這個體系吧。他們有一種強烈的意識，覺得戰爭不是以自己的意願參加的，而是被徵兵拉去的。

加藤：1992—1993年我在美國的時候，經常被一個要好的美國朋友問道：“德國很好地承擔了戰後責任，為什麼日本不肯承擔？”每當此時，我都被問得啞口無言，不知如何作答。

是因為日本這個近代國家在戰前民主化進程中失敗了吧，或者沒有想過像德國那樣東西分裂後如何在冷戰中求生存吧。我不想這樣單純地將日本和德國進行比較來作出歪曲日本的回答。

我認為日本不肯痛快地道歉的一個原因是在戰敗前一年半，國民遭受到了慘重的打擊。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國民非常想不通徵兵入伍會危及性命，也很氣憤它的不合理性。自己並不是生來就是為了殺人的。他們後悔父親、哥哥和兒子因被拉上戰場而死掉。這種強烈的想法和其他國家大不相同。
因此，我想盡可能公平、歷史性地搞明白明治以來徵兵制度下日本人經歷的歲月和背景。探明這一點，我想就可以解釋日本人不肯道歉的心情了。

佐高：也就是說，這是從美國的角度來看日本和德國的不同。我雖然寫了很多關於日本公司方面的東西，但是總覺得凡是涉及侵略、強制勞動的企業，由誰來承擔責任這方面，日本和德國存在著很大的差異。

日本認為“戰爭是國家的責任，和我們無關”。但是在德國，像奔馳這樣的大企業就不會提什麼國家的責任而是先承擔責任。

加藤：是的。奔馳、西門子、法本等大企業都在這樣做。然而在日本，國家和企業卻沒有任何作為。

佐高：日本是大不一樣。鹿島組（現在是鹿島建設）的花崗事件就是個很典型的例子，公司聲稱沒有強制勞動，自己沒有任何過錯，不打算承擔任何責任，泰然處之，還說：“我們只是跟著國家的步伐在走而已。”他們想以此逃避責任。其中是有差異的。

加藤：是的。在德國有這樣一個共識：對於戰爭中造成的損失，企業應該如期支付賠償金。現實也告訴他們，如果不這樣做，是不可能在戰後的歐洲進行貿易的。

與之相反，日本企業，比如鹿島組這個大企業，首先就會擔心，如果自己承擔了賠償責任是否會破壞國家的立場。於是國家和企業就會緊張，如果自己像打開螞蟻的洞穴一樣一發不可收拾的話，賠償要求就像暴風雨一樣來臨，因此不能賠罪。

在企業賠償責任上，日本和德國的差距，與志願和徵兵的差距很相似。只是在日本存在著市民運動和有良心的律師發起的審判爭論。不管是花崗審判還是西松審判，都在和解的道路上開始作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