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國王：胡安．卡洛斯傳（簡體書）

〔英〕保羅·普勒斯頓（Paul Preston）

英國二等勳爵（CBE），歷史學家，國際西班牙歷史研究的領軍人物，倫敦經濟學院（LSE）西班牙研究首席教授。他研究西班牙歷史長達三十多年，著述宏富。因其卓越的學術研究，獲得很多榮譽，包括大英帝國勳章，伊莎貝拉女王勳章，撒母耳·詹森獎（享有盛譽的非虛構類寫作獎）等。主要著作：《西班牙大屠殺》《西班牙內戰》《佛朗哥傳》《民主的勝利》等。

譯者：李永學

啟蒙編譯所簽約譯者，利物浦大學博士，科學家、翻譯家。已出版譯著《旅程：布雷爾回憶錄》《無言的宇宙》《大霧霾》《民主的勝利》《拼實業》等。

第一章 求索失落的王冠(1931—1948) / 1

第二章 慘遭捨棄的馬前卒(1949—1955) / 46

第三章 一個年輕士兵的磨難(1955—1960) / 83

第四章 監視下的生活(1960—1966) / 128

第五章 勝利在望(1967—1969) / 177

第六章 備受懷疑(1969—1974) / 217

第七章 接掌大權(1974—1976) / 263

第八章 驚天豪賭(1976—1977) / 309

第九章 更大的責任，更小的權力：王權和政變傾向(1977—1980) / 344

第十章 為民主而戰(1980—1981) / 382

第十一章 在成功的長影之下(1981—2002) / 420

參考文獻 / 447

注釋 / 465

索引 / 515

第四章 監視下的生活(1960—1966)

…………

托爾夸托·費爾南德斯-米蘭達的強大智力和不動聲色的幽默感很快便吸引了王子。每天，在王子去馬德里上課之前，費爾南德斯-米蘭達都會來到阿里瓦石室給他上政治課。開始的時候，習慣于毫無生氣的西班牙式機械學習的王子感到十分困惑，因為費爾南德斯-米蘭達沒有給他帶任何書來。當被告知他不需要書本的時候，王子感到不安。費爾南德斯-米蘭達是這樣說的：“殿下必須通過聽和觀察您周圍的事物來進行學習。”費爾南德斯-米蘭達很清楚，王子總有一天需要獨立處理事務，因此他鼓勵胡安·卡洛斯獨立思考。在后來的生活中，胡安·卡洛斯將會無限感激這種教學方法，但在當時這讓他感到相當困苦。當他們開始談到他作為國王需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時候，他問費爾南德斯-米蘭達：“我怎樣才能知道所有這一切呢？誰會幫助我？”“沒有誰能幫你，”他那位無情的教師回答，“你將不得不像個空中飛人表演者那樣行動，而且連安全網都沒有。”托爾夸托·費爾南德斯-米蘭達教導胡安·卡洛斯要耐心、沉靜，不要輕信表面現象。在佛朗哥主義政治的無情和冷酷中，這些是關鍵的生存技巧。

費爾南德斯-米蘭達強調辯論和討論的價值，不看重正式學習和考試。聽說了這些情況之后，佛朗哥命令王子的這個或那個副官在他上課的時候到場旁聽。副官中官階最高的是蒙德哈爾侯爵尼古拉斯·科托內爾，他從胡安·卡洛斯中學時代起就是他的副官。費爾南德斯-米蘭達告訴侯爵，一位軍官在場的目的是要“讓親王殿下和我不要談論政治”。對托爾夸托的授課方式，蒙德哈爾侯爵不反對，但他的同事阿方索·阿馬達中校卻不喜歡，因為他對學生提出的問題不予解答。王子接受了費爾南德斯-米蘭達，把他作為自己的良師益友。后來，佛朗哥為了保證他的政權不會改變顏色而設計了困死胡安·卡洛斯的憲法桎梏。在擺脫這一桎梏的過程中，費爾南德斯-米蘭達是一位具有關鍵性影響的人物。在這個時期，胡安·卡洛斯還結識了西班牙最終向民主過渡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海軍將領路易斯·卡雷羅·布蘭科的合作者勞雷亞諾·洛佩斯·羅多。王子去聽他的行政法研究生課程。他們之間的關系十分融洽，胡安·卡洛斯經常能夠表現出波旁家族的特點，即親切、和藹、平易近人，這讓他能夠獲得周圍人對他的忠誠。

1960年10月19日，當胡安·卡洛斯在蒙德哈爾侯爵和一位警方保鏢的陪同下第一次走進馬德里大學法律系的時候，他面對的是一伙吵吵鬧鬧的暴徒。擁戴卡洛斯王位訴求者的學生們高呼口號“打倒白癡王子！”“哈維爾王萬歲！”和“滾回埃什托里爾去！”。聽說了這一情況的賽恩斯·羅德里格斯給在馬德里的西班牙君主主義者大學青年運動的領袖路易斯·馬里亞·安松掛電話，請他出手組織反制。安松想辦法與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甚至長槍黨人達成了一項協議。盡管他們誰都不傾向于支持胡安·卡洛斯，但他們都不準備容忍擁戴卡洛斯王位訴求者的鬧劇。153胡安·卡洛斯本人表現得相當沉著，他冷靜地阻止了熱切希望報復的支持者，并憑借自身的親和力緩解了雙方劍拔弩張的緊張局勢。佛朗哥猶豫再三，沒有命令強硬的內務部部長卡米洛·阿隆索·維加將軍（General Camilo Alonso Vega）和“運動”總書記何塞·索利斯出動人馬結束這次騷亂。大學校長前來干預，以開除那些擁戴卡洛斯王位訴求者的人相威脅，恢復了秩序。胡安·卡洛斯最終很得學生們擁戴，因為他的從容態度令人心安，而且他能夠在酒吧或者走廊里與其他學生聊天，讓學生們覺得他是他們中的一員。人們曾聽到有人發出了贊賞的呼喊：“大家快來看這家伙！他抽的是塞爾塔（Celtas）！”塞爾塔指的是一種便宜、辛辣但廣受大眾喜歡的黑色香煙。

有人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對胡安·卡洛斯表示了敵意，胡安·卡洛斯在大學中的遭遇只不過是這種情況的一種表現。1961年5月15日，卡洛斯王位訴求擁戴者在納瓦拉的蒙特胡拉（Montejurra in Navarre）召開一年一度的集會，五萬名與會者為唐·哈維爾·德波旁·帕爾馬和他的兒子歡呼。很明顯，胡安·卡洛斯將不可避免地被推舉為王位繼承人，有人精心策劃了一個破壞計劃，而這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部分而已。政府圈子內部的一個公開秘密便是，根據何塞·索利斯的指示，“運動”的行政管理機構對唐·烏戈提供經濟資助。當一名位高權重的胡安·卡洛斯支持者對此提出異議時，索利斯回答說：“我們必須保持各種不同選項同時存在，這樣做才能對佛朗哥有幫助。”

在此期間，王子對女孩子的興趣比對他本人的大學教育更大。奧爾格西娜·迪羅比蘭特后來聲稱，在與胡安·卡洛斯分離一年之后，他們又于1960年在羅馬發生了最后一次一夜情。他們在酒店里度過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胡安·卡洛斯告訴她，他已經與希臘公主索菲婭訂婚，將走入婚姻殿堂。他們友好地結束了這段露水情緣。他似乎又重新對瑪麗亞·加布里埃拉·迪薩沃亞發生了興趣。1960年7月，在維滕貝格公國繼承人的結婚典禮上，瑪麗亞·加布里埃拉是胡安·卡洛斯的舞伴，而且她還陪伴他出席了當年晚些時候在羅馬舉行的奧運會。1960年10月中旬傳出了埃什托里爾即將宣布訂婚消息的傳聞。但到了11月還沒有新消息，新任英國大使喬治·拉布謝爾爵士（Sir George Labouchere）向弗里亞斯公爵問到此事，但被告知：“至少現階段還不會公布有關此事的新消息。”事實上，考慮到意大利流亡皇族的危險境地，唐·胡安最親近的幕僚認為這一婚姻是不合適的。有鑒于此，胡安·卡洛斯受到了巨大的壓力，被要求與她斷絕關系。最后他屈從于壓力，放棄了瑪麗亞·加布里埃拉，而給外交使團和新聞界的借口卻是她過于世故。事實上，這肯定是他為了他父親的利益而委曲求全的又一個例子。盡管胡安·卡洛斯與瑪麗亞·加布里埃拉之間的關系沒有結果，但后來據說她曾為他生下了一個私生女。

胡安·卡洛斯與索菲婭初次見面是在1954年，但這次會見不重要，當時他們都是十幾歲的孩子，與許多歐洲皇室成員一起乘船游覽希臘群島。那次旅游是希臘王后弗雷德里卡安排的，目的是振興希臘的旅游業。用唐娜·瑪麗亞·德拉梅塞德斯的話來說，這次旅游的組織帶有“普魯士人的高效率”。在此之后，他們又于1958年7月在斯圖加特附近的阿爾特豪森城堡（Castle of Althausen）相逢，這一次是出席維滕貝格公爵的女兒的結婚典禮。22歲的王子在這次儀式上開始注意到了年輕的公主。看上去，他們之間的這段關系于1960年9月在那不勒斯迅速升溫。索菲婭的弟弟康斯坦丁（Constantine）是希臘奧運會帆船隊的成員。當時西班牙與希臘的皇家成員住在同一家酒店中，胡安·卡洛斯曾與索菲婭有過交集。許多年后，索菲婭回憶起當時的一段交集，似乎說明他們當時便有某種程度的親密關系，或者至少有些眉來眼去。當時胡安·卡洛斯留了一撮小胡子，索菲婭對他說：“你那撮爛胡子我一點兒都不喜歡。”他回答說：“真的？我現在拿它一點兒辦法都沒有。”她拉著他的手說：“你沒辦法？嘿，我有辦法。跟我來。”她領他走進洗手間，讓他坐下，把一條毛巾圍在他脖子上，然后把那撮小胡子剃掉了。回到葡萄牙后，胡安·卡洛斯告訴他的葡萄牙朋友貝爾納多·阿諾索，說他倆現在是情人（novios）了。當唐·胡安一家受邀在科孚島（Corfu）與希臘皇室共度1960年圣誕時，他們之間的關系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但只是到了1961年6月，在肯特公爵（Duke of Kent）與凱瑟琳·沃斯利女士（Lady Katherine Worsley）的婚禮上，胡安·卡洛斯才公開對索菲婭表示了愛意。然而很清楚的是，他們之間的相互吸引一直可以回溯到他們過去的邂逅。許多年后，索菲婭承認：“我們過去就有過一兩件難忘的往事。”6月8日，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舉行的婚禮上，胡安·卡洛斯陪伴索菲婭。然而，有人認為，這一情況顯然是維多利亞·尤金妮亞王后和希臘的弗雷德里卡王后對蒙巴頓勛爵施加了影響的結果。“我們倆單獨在一起，雙方父母都不在那里。我們實際上是在倫敦訂婚的。”這層關系似乎源于心心相印的真實感情，而不是出于王朝的政治利益。

然而好事多磨，要讓這層關系發展到婚姻的殿堂，他們還需要越過層層障礙。首先是嚴峻的語言障礙。據胡安·卡洛斯后來解釋，與索菲婭最初的關系就像在“打啞謎”。他不會講希臘語，她也不會講西班牙語。他的法語、意大利語和葡萄牙語都說得很好。她則因為自己的母親以及在德國受的中學教育而能說流利的德語。他們之間的唯一共同語言是英語。雖說她能說一口流利的地道英語，但他那時英語還不算好。她的父親從1924年到1935年曾流亡英格蘭，而她是由一位蘇格蘭保姆希拉·麥克奈爾（Sheila MacNair）帶大的。她全家都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流亡南非。然而，他們逐步克服了語言問題，因為索菲婭學習了西班牙語，而胡安·卡洛斯提高了他的英語。此后，他倆在家里便交替使用這兩種語言。然而，情況對他們的孩子們則不同了。這時，他們的父親對他們說西班牙語，而索菲婭則對他們說英語和她的母語——德語。一個更大的障礙是，事實上，胡安·卡洛斯并不是索菲婭最理想的婚姻伴侶。她是一位當政君主的女兒，而西班牙王子只不過是一個國家的空置王位的有爭議繼承人；在這個國家里，君主制本身尚且前途未卜；或許更重要的是他們之間存在宗教差異。

正如索菲婭本人后來解釋的那樣：“我的父母從來沒有設想過我加入西班牙王室的可能性。我們兩國之間存在著宗教差異，分別是羅馬天主教與希臘東正教。”胡安·卡洛斯非常清楚地知道，索菲婭不是羅馬天主教徒這一事實無疑將會受到“運動”報紙的大肆攻擊。

然而，在其他方面，索菲婭卻是他的妻子的理想人選。當時的希臘皇室似乎牢固地占據著王位，而且，索菲婭具有許多讓伴侶珍視的美德。她長相甜美誘人，具有很高的文化素養，同時還相當清純羞澀、謙虛樸實。此外，她還具有清教徒傾向，對此王子非常贊賞。據說，在他們參加肯特公爵的婚禮而在倫敦逗留期間，胡安·卡洛斯對一件細節小事留下了深刻印象，這很有可能是他們之間關系發展的催化劑。一天晚上，出席婚禮的幾位較為年輕的賓客決定前往一家著名餐廳吃晚飯，胡安·卡洛斯和索菲婭也參加了。晚餐結束之際有一項表演，據說，節目是脫衣舞表演。索菲婭意識到這一點后決定離開這家餐館，受到她的這一姿態感染的胡安·卡洛斯也陪同她一起離開，返回克拉里奇酒店（Claridges）。許多年后，索菲婭否認這一點，說她離開那家餐館是因為已經很晚了，而胡安·卡洛斯陪伴她回去是因為他們都住在同一家酒店。

當索菲婭于1954年第一次遇到胡安·卡洛斯的時候，她所看到的是一個“浮躁、快樂、愛開玩笑、有趣……而且有點兒像個小流氓的男孩”；現在與她相遇的則是“一個沉默寡言的男子。他臉上時而會閃過憂郁之色。他會突然陷入陰郁的沉默，哪怕前一刻還在暢快地歡笑，還在嬉鬧玩耍，還在開黃色玩笑，還在倫敦的出租車上穿著晚禮服吃西瓜”。她很快就意識到，他心中還揣著失去弟弟阿方西托的痛苦，他的悲傷似乎也是他的日常生活的一種癥狀；在這種生活中，他作為一個男人完全是孤獨的，而與此同時，他作為一個王子卻處處被人簇擁。

他們之間的相互吸引讓索菲婭的弟弟康斯坦丁王子發現了，并給他在雅典的父母掛電話，宣布了這一爆炸性新聞。希臘的保羅王一世和弗雷德里卡王后聽說他們的女兒十分欣喜地接受了西班牙王子的殷勤陪伴，這個消息“讓我們既高興又驚駭”。弗雷德里卡王后特別高興，因為胡安·卡洛斯“非常英俊瀟灑。他生著一頭卷發，這讓他自己感到惱火，但讓像我這種年紀的婦人特別喜歡。他有著深色的眼睛和長長的睫毛。他身材高大，很有運動天賦，非常迷人。但最為重要的是，他很有智慧，具有現代思想，而且善良、討人喜歡。他對自己身為西班牙人極為驕傲，并且有著足夠的理解力和睿智去原諒其他人的冒犯和過失”。然而，她也對必定會出現的宗教問題感到棘手。她寫道：“在他們能夠結婚之前，人們將會對這個相對不那么重要的主題進行大規模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