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與陽明學（簡體書）

《日本人與陽明學》這本書囊括了19篇以岡田武彥先生為首的日本學者最近三十餘年來赴華參會時發表的論文或演講稿，旨在為讀者提供一個瞭解日本人的陽明學觀以及“九州學派”的視窗。《日本人與陽明學》這本書的編譯者錢明也將自己多年對“岡田學”與“九州學派”的研究成果著述其中，具有很好的文學價值和研究價值。

另外，《日本人與陽明學》第一次深入地分析了日本人如何採用王陽明“知行合一”這個原則，融合西方、東方文化，進行明治維新，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

岡田武彥（1908—2004）

國際陽明學大師，日本當代著名儒學家，被儒學大師杜維明贊為“儒學祭酒”。

1934年畢業于九州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1958年任九州大學教養部教授

1960年獲文學博士學位

1966年應聘擔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

1972年榮退後為九州大學名譽教授，並獲“中華學術院榮譽哲士”稱號。

曾任日本中國學會理事、評議員，東方學會名譽會員、評議員等重要學術職務。

主要論著有《王陽明與明末儒學》《江戶時期的儒學》《中國思想的理想與現實》《宋明哲學的本質》《貝原益軒》和《山崎闇齋》。此外還有《東洋之道》《坐禪與靜坐》《楠本端山》《日本的儒家》《中國與中國人》等十餘種著作和《王陽明文集》《劉念台文集》等編譯著作，並與他人合作主編了《朱子學大系》《陽明學大系》《近代漢籍叢刊》《日本思想家叢書》《王陽明全集》（譯注本）等叢書和多卷本文集。

德川恒孝（1940—）

第十七代當主德川家正養子，

親父是出身會津松平家的原東京銀行會長松平一郎。

1963年至今擔任德川宗家第十八代當主。

畢業于學習院大學政經學部。

後任日本郵船株式會社董事副社長，現為該社顧問。

同時兼任橫濱港振興協會會長。

2003年設立“德川紀念財團”並任理事長。

2001年日本皇太子德仁的長女愛子出生時，作為武家末裔代表任鳴弦役。

編譯者介紹：

錢明（1956—）

日本九州大學文學博士。

現任浙江國際陽明學研究中心主任；陽明心學與當代社會心態研究院學術顧問，

孔學堂學術委員會委員；韓國嶺南大學、貴州大學、貴陽學院特聘研究員；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陽明後學文獻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

浙江省儒學學會副會長、陽明學研究會副會長。

主要從事近世思想史、陽明學、舜水學等研究。

主要論著有《陽明學的形成與發展》《儒學正脈——王守仁傳》《勝國賓師——朱舜水傳》《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浙中王學研究》《東亞近世思想研究》；譯著有《王陽明大傳》《王陽明與明末儒學》等。

第一篇　陽明學的日本化

日本人與陽明學 岡田武彥

我與陽明學 岡田武彥

宋明新儒學與日本 岡田武彥

日本近世的繁榮與現代 德川恒孝

日本近代心學的再出發 吉田公平

第二篇　幕末日本陽明學

活躍於變革期（幕末維新）的日本儒者 福田殖

劉宗周對幕府末期思想家們的影響 疋田啟佑

幕末維新期的日本陽明學說 荒木龍太郎

佐藤一齋與陽明學 疋田啟佑

從山田方穀的養氣學看黃宗羲思想的影響 難波征男

河井繼之助與陽明學 牧野忠昌

貝原益軒對日本近現代的影響 海老田輝已

第三篇　近代日本陽明學

陽明學對日本近代文學的影響 海老田輝已

三島中洲的陽明學觀 松川健二

澀澤榮一與陽明學 海老田輝已

安岡正篤與儒教的現代化 疋田啟佑

楠本正繼博士之宋明儒學思想研究 柴田篤

日本陽明學與道德共同體建設 難波征男

受日本近代陽明學影響的韓國的陽明學觀 崔在穆

韓國近代陽明學研究的動態與日本近代陽明學的影響 崔在穆

第四篇　從陽明學到岡田學

岡田武彥先生的生平與學問福田殖

岡田武彥先生的思想與實踐錢明

岡田武彥先生與日本九州學派錢明

岡田武彥先生年譜簡編疋田啟佑

參考文獻：岡田學與九州學派研究一覽 錢明

作者介紹

編譯者後記

陽明學對日本近代文學的影響

日本從江戶末期到明治維新，在迎接新時代到來之際，有不少人是信奉陽明學的，而且他們大都活躍于明治政府的中樞，如在倒幕運動中被處極刑的吉田松陰，沒能等到明治維新就病故的高杉晉作，戰死于倒幕運動的久坂玄瑞（1840—1864），使明治維新得以實現的西鄉南洲，奈良縣首任知事春日潛庵，杰出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池田草庵、三島中洲，以及代表日本的大實業家澀澤榮一，真是舉不勝舉。但明治新政府推行的是全盤歐化的政策，使東洋傳統文化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退，多數儒學者在感嘆世道變遷的同時，也只能得過且過，無所事事。與此同時，在全國各地還出現了舊士族反亂和刺殺政治家的事件，導致社會動蕩不安。在這種狀況下，三島中洲于明治十年在東京創設了漢學私塾二松學舍，培養了以夏目漱石為首的一大批人才。作為其后起者的二松學舍大學至今仍是陽明學研究的重鎮。而對該大學的發展做出過貢獻的人當中，澀澤容一也許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容一是中洲的友人，他以《論語》和陽明學為基盤來發展企業，而他對《論語》的解釋，則來源于三島中洲的陽明學。出于中洲門下的漱石是日本近代文學的兩大巨匠之一（另一位是森鷗外），他的作品受陽明學思想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這點森鷗外也不例外。明治、大正以后，昭和時代的文學也同樣有受陽明學影響的問題，如林芙美子、三島由紀夫的作品。本文試圖通過對以上作者的考察，說明陽明學在近代日本的影響及其對二十一世紀人類社會的作用。

一、明治、大正時代的陽明學

自明治初年三島中洲創設二松學舍始，進入明治二十年以后，日本的國民精神開始高揚。從明治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曾發行了大量被稱為儒教機關雜志的刊物。有關陽明學的，岡田武彥博士在《王學雜志》（上、下卷，東京：文言社，1992年）里列舉了以下五種：（1）《陽明學》，吉木襄（鐵華）編輯，鐵華書院（東京）明治二十九年至三十四年刊行；（2）《王學雜志》，東敬治（正堂）編輯，明善學社（東京）明治三十九年刊行；（3）《陽明學》，東敬治編輯，陽明學會（東京）明治四十一年刊行；（4）《陽明》，石崎酉之允（東國）編輯，陽明學會（大阪）大正三年刊行；5、《陽明主義》，石崎酉之允等編輯，陽明學會（大阪）大正八年至昭和三年刊行。據岡田先生說，編輯這五種雜志的目的，都是為了革新被歐化主義污染了的世道人心，振作國民精神，維護國體，以發揚國威于海外。其中東敬治（1860—1935）是江戶末期巖國陽明學者東澤瀉之子。澤瀉在巖國培養了眾多門弟，而且大都出身庶民，不為時流所惑。東敬治與明治四十年就任京都大學助教授的高瀨武次郎及三島中州的后繼者二松學舍教授山田準一起，被譽為明治時代日本陽明學界的“三羽鳥”。
由此可見，明治以降的陽明學，在經歷了從明治初期到二十年代歐化主義的低迷期及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振興期以后，從明治末期開始包括整個大正時代直到昭和初年，由于各種陽明學雜志的刊行，使得其生命價值在日本得以保持。這點也反映在日本的文學作品中。
1893年（明治二十六年），三宅雪嶺（1860—1945）的《王陽明》一書由政教社刊行。雪嶺利用“政教社”（明治二十一年設立的文化團體），批判歐化主義的國內外政策，提倡國粹主義。雪嶺認為，王陽明是與德國近代哲學家康德、費希特、黑格爾、費爾巴哈比肩的思想家，尤其近似于黑格爾。同年，國木田獨步（1871—1908）從《不欺記》里讀到了王陽明的書，愛不釋手，并將其與《英雄論》、《新約圣書》等西方名著相提并論。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內村鑒三（1861—1930）著《代表性的日本人》，書中對王陽明的非凡權威佩服得五體投地，尊崇備至，決意作為自己的偶像而貫穿始終。他認為：“王陽明在中國哲學家中，是以其良心（良知）、仁慈且嚴峻的天之法則（天理），而與同樣起源于亞細亞并成為致尊之信仰的基督最為相近的人物。”
明治以降的日本陽明學，雖然沒有像江戶時代所招徠的新思潮那樣的勢頭，而且還被當時的歐美科學萬能主義和物質文明中心論所支配，但卻對先輩之國中國做出了貢獻。新中國之父孫文于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7月游歷完美國、歐洲各地后到達日本橫濱，同年8月13日他在東京富士見樓的歡迎會上，面對千余名中國留學生發表了演講，敦促他們增強漢民族的自覺性，并強調指出，能夠被稱為日本英雄豪杰的人，無不受到過中國大哲學家王陽明“知行合一”學說的感化，而正是這些人成就了明治維新，以救4500萬日本國民于水火之澤。[參見上垣外憲一：《日本留學生與革命運動》，《比較文化叢書》之五，東京大學出版會，1982年。]

二、夏目漱石與森鷗外

夏目漱石早年矢志漢學，特就讀于二松學舍。明治十四年（1881）四月后的一年多時間，他直接向當時最杰出的漢學家三島中州學習漢學。后來入東京大學預備科學習，其間寫了《居移氣說》（明治二十二年）一文。該文首先記述了人們性情之變化猶如天地之變化，這便是境遇之變化的由來；然后又論述了“孟母三遷”之教，而漱石自己也曾三度遷居。但他強調要確立自我，認為即使居所改變，也不能被境遇所支配。他在文中引用了陽明的話：“陽明有言：去山中之賊易，去心中之賊難。”《陽明文錄》里是“破”而非“去”，兩字內容相差無異。《居移氣說》里還有“虛靈不昧”一語。“虛靈不昧”是陽明的基本思想之一，漱石將其拿過來作為自己的基本思想，直到在東京大學專攻英國文學時也沒放棄，以后仍矢志不渝。
漱石于明治三十三年（1900）赴熊本任第五高等學校（即現在的熊本大學）教授。在以后的若干年間，他以《無題》命名寫有五言古詩和七言律詩，詩中的“虛懷役剛柔”、“欲抱虛懷步古今”等句子，充分反映了他思想境界，而這種境界也就是陽明的“虛靈不昧”之境。[參見佐右純一郎：《夏目漱石論》，東京：審美社，1984年，第149頁。]
王陽明在《傳習錄》里說：“虛靈不昧，眾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上卷，陸原靜錄）所謂“虛靈不昧”，意指心體虛無而有靈妙之動。由此“心外無理”亦即“心即理”的思想才能成立。關于“心即理”說，最初出現在《傳習錄》上卷徐曰仁錄的一段話里。朱子在《大學章句》里針對“虛靈不昧”有“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的論述，并認為這樣做才不會蔽于“人欲”。陽明也主張“去人欲，存天理”。那么，漱石的“虛靈不昧”說，究竟是以朱子的《大學章句》為基礎，還是以陽明的《傳習錄》為基礎，抑或是兩者兼容并用的呢？筆者認為是出于陽明的《傳習錄》。因為第一，漱石學成于以陽明學立足的二松學舍；第二，他在《居移氣說》里提出“虛靈不昧”說之前，引用了陽明“去山中之賊易，去心中之賊難”的話。此外，《居移氣說》還引用了“孟母三遷”之教，在強調環境的重要性的同時，又特別指出不被環境所左右的“心”的關鍵作用，而要確立“心”的牢固不動的地位，就必須做到“虛靈不昧”。
漱石在熊本期間，還于明治二十九年（1896）十月為第五高等學校校刊《龍南會雜志》寫過一篇題目叫《人生》的文章。文中所謂“離事物而無心，離心而無事物”，不難看出，也是從陽明的“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從心上說”（《傳習錄》卷上，徐曰仁錄）來的。
漱石的小說《從此以后》，連載在《朝日新聞》明治四十二年（1909）六月二十七日至十月十四日上，主題是戀愛和社會批評。小說的主人公代助對其父尊崇的《中庸》“誠者天之道也”之說以及《論語》、王陽明所謂的儒教持否定態度。從這里可以看出，漱石當時已開始擺脫以陽明學為代表的儒教思想的影響。但小說中描寫了不少故弄玄虛、心情煩悶等情節，說明作者否定的是故弄玄虛式的“熱誠”，而對真正的“誠”則并不反對。在執筆《從此以后》前一年發表的小說《三四郎》中，可以看到“活潑潑地”這個概念。這個概念在陽明的《傳習錄》（下卷，黃省曾錄）等書中是經常可以看到的。
綜上所述，自少年時代至熊本居住期間，是夏目漱石與陽明學的關系較為密切的一段時期。
森鷗外（1863—1923）至1877年（明治十年）離家赴京為止，一直在家鄉津和野（現島根縣鹿足郡津和野町）的私塾學校或者藩校養老館學習漢學。當時的養老館注重山崎闇齋、淺見炯齋（1652—1711）等的躬行實踐說，并把朱子學作為學校的宗旨。因此，森鷗外學習陽明學要比夏目漱石晚一些。
鷗外于明治十七年（1884）赴德國留學，翌年他與井上哲次郎一起會晤了柏格森（1859—1941）。雙方雖就東洋哲學問題進行了討論，但內容不詳。[參見森鷗外：《德國日記》。]歸國后，他于明治二十三年（1890）發表了小說《舞姬》。小說突出了“心之誠”這個在《傳習錄》中反復使用過的話。我猜想當時鷗外可能已受了陽明學的某些影響，但尚無具體例證。
鷗外與陽明學發生深刻關系大概是在明治三十年（1897）以后。他在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6月19日的日記里寫道：“中嶼直清、神保濤次郎來軍校。神保談及陽明學和《傳習錄》之事。”翌年因人事變動他被調任小倉（現北九州市小倉北區）的第12師團軍醫部長，6月19日到任。此后直到明治三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離任回京，他在小倉住了兩年零九個月時間。他在擔任軍醫工作之外，還從事美學、文藝批評、理論研究、翻譯等工作，并參加了當地的心理學講座和演講等活動。《倫理學的歧路》一文就是他在福岡縣行橋市所發表的演講。他在文中指出：“名宋儒之理者，即如道德之源頭處，近于（道德）先天主義也。陸、王亦同然。”
明治三十四年（1901）九月十七日至二十日，鷗外利用公務出差到福岡市和二日市的機會，在福岡購得了《傳習錄》。雖然有關《傳習錄》的記載，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的鷗外日記里就能見到，然而作為藏書，卻是在三年以后。九月二十四日他在給母親的信中說：“這本書是王陽明的弟子對其師之言語的真實而有趣的記錄。里面反復提到了‘知行合一’之說。”鷗外認為，陽明的“知行合一”論與德國心理學家韋特海默（1832—1920）的思想是一致的，并且還提到了陽明思想與德國哲學家哈特曼（1842—1906）的唯意志論及佛教唯識論的關系。九天后的十月三日，鷗外在《續心頭語》里就朱子和陽明的“格物”說作了如下評述：“欲研究儒學，必先從心理上入手。朱子之格物，即心理上之智論也；王陽明之格物，猶如意論，尤堪玩味矣。”
這時的鷗外大概已進入了其哲學思考的最旺盛時期。在小倉作一名軍醫部長并不是他的心意。他一刻也未放棄過回京的愿望，因而心情焦躁，度日如年。而這時陽明學的思想卻給了他深刻的啟示，使他既能基于實踐之道又能從思想深處領悟“諦念”的心境。
1914年（大正三年），鷗外撰寫了《大鹽平八郎》一書。大鹽平八郎（1793—1837）是大阪著名的陽明學者，曾任大阪東町奉行與力（屬下級武士），引退后為家塾教授于洗心洞。平八郎未入過師門，全靠自學。他以陽明學的“歸方虛”說和“致良知”說為思想根基，在極端主觀唯心論的基礎上，提倡與實踐的直接結合。[參見拙作：《森鷗外作品中的陽明學》，《語學與文學》第26號，九州女子大學國文學會，1996年。]
《大鹽平八郎》執筆前五年，鷗外發表了短篇小說《杯》。據鷗外11月27日至12月1日的《日記》記載，該小說草擬于27日，但29日通過其上司新六陸軍次官石本向報社投稿時，卻不知何故被禁止署名。后來鷗外在《新潮》雜志上發表《我的立場》一文，表明自己現在的心境是“諦念”。雖然鷗外當時的職務已是陸軍軍醫的最高職位軍醫總監，但他卻受到了上司石本對其文藝創作的百般嘲笑。《大鹽平八郎》正是在這樣的精神壓抑下創作的。
小說描寫了大鹽平八郎率領一批烏合之眾和感化之人，舉兵襲擊大阪的富豪，從成功后的救濟貧民到遭受挫折走向失敗的過程和心境。文中在敘述平八郎后來深陷于自己曾斥責過的枯寂之空的心情時指出：這是由于失敗和挫折感所造成的空虛及憤懣。其實這正好反映了鷗外自己當時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