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殖民與都市空間：侵華戰爭時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體驗”（簡體書）

帶著明確的文學史目的，對日本文化人有關北京題材創作研究有了比較清楚地梳理和展示，從明治肇始，大正發端，昭和成事，都有一個清晰整齊的時間順序。而且，作者聰明地選取了一個非常時期——日本侵華時期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段來考察，在矛盾激烈的地方，日本文化人的精神世界、文化傳統與國家利益、民族衝突不斷地糾纏在一起的複雜面貌，被一一呈現。

王升遠，1982年生，遼寧大連人。北京師範大學文學博士、復旦大學文學博士後。現任復旦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市曙光學者。主持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等項目多項，在《外國文學評論》《外國文學研究》《中國比較文學》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與東京大學出版會、英國勞特利奇（R o u tle d g e）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合作， 主編學術、思想類叢書多種。教學、研究成果曾獲吉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論文類一等獎（ 兩次）、孫平化日本學學術獎論文類二等獎、霍英東全國青年教師獎、教育部年度優秀諮詢報告等。

緒　論 日本文學研究視域中“北京”的問題化 1
一、“北京研究”的“內”與“外”
1
二、能可與徑路的”究研京北“學文本日
7
三、自戒自省：日本文學研究的危機與突圍之思
26
第一章 明治時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體驗及其政治、文化心態 33
一、都城遷移·來華路線·華夷秩序
34
二、“景山滿目夕陽多”：作為文明盛衰隱喻的古都
41
三、“可憐燕薊非吾有”：作為政情探察之窗的帝都
53
第二章 大正時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體驗及其政治、文化心態 65
一、熱愛中國的名與實
67
二、政情觀察者的憂與思
77
三、北京指南的利與害
81
四、“不甚美好”的明與暗
84
第三章 昭和初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北平）體驗及其政治、文化心態 95
一、身處“排日之都”的三種批判
96
二、“國益論”規訓下的“和平之都”
106
三、“興亞首都”的“日本色”與“道義的生命力”
118
四、“女屍之都”中“超然物外”的漫遊者

129

2 文化殖民與都市空間
第四章 文明的“恥部” 140
一、求同與求異
141
二、“東方主義”的射程
151
三、“雙重戰勝”與殖民邏輯
157
四、馴化、和平的“猴子”與盟友
163
第五章 “近代”的明暗與同情的國界 168
一、“苦力”釋義背後的史觀問題
168
二、人力車的興衰與“近代”的明暗
171
三、車夫悲劇的跨國重演
178
四、北平時間與北平原理
185
五、“他者的容貌”與暴力的二重構造
191
第六章 “去政治化”與“理智的行動主義”的破產 199
一、行動主義：《北京》研究中被忽略的“基軸”
199
二、受害者的“行動”：非理性的·盲從的·註定
失敗的
204
三、“闖入者”的對華“行動”：讚賞與批評
213
四、“理智的行動”：侵華語境下的虛無與迷失
219
五、殖民指向：女性美/男性美與抗拒“被同化”
225
第七章 晚宴的政治與“大東亞的黎明” 233
一、國際中國學研究的“第五層面”與佐藤春夫研究的問
題點
233
二、晚宴的政治：從“慘不盡歡”到“回首自得”
239
三、“世界新名勝”：戰跡抒懷與“大東亞”想像
250
四、對話張承志：為何要清算佐藤春夫
261

第八章 身份認同與戰時文化、政情隱喻 265
一、“時局”誘惑、挾持下的文學
265
二、“野禽”的身份困境與現實抉擇
269
三、蒲家“國際色”及其戰時隱喻
279
四、《北京》：醜得平庸的“康樂果”
286
第九章 “留京唯一最大文人”周作人的實像與虛像（上） 289
一、誰在看風景，誰又在看你：錯位視角與文獻分佈
289
二、被歪曲了的魯迅：文學誤讀背後的政治動機
295
三、“臉譜化”“類型化”與明挺、暗諷的政治指向
308
第十章 “留京唯一最大文人”周作人的實像與虛像（下） 315
一、何謂“親日派”：周作人的自解
317
二、翻譯的政治：被刪改了的周作人
320
三、一次非比尋常的整容與擺渡
358
第十一章 村上知行的“北京文人論”：悖論與病理 360
一、何謂“文人”：意涵變遷及其現代受容
360
二、指向“和平”的中國知識份子改造邏輯
364
三、“去‘文人’化”背後“武威”傳統與“世界原理”
的共謀
377
結　語
385
附錄一 小田嶽夫長篇小說《北京飄飄》主人公之原型推證 396
附錄二 奧野信太郎：精神故鄉的“面影”（隨筆） 416

4 文化殖民與都市空間
參考文獻
422
一　作為研究物件的文本（出版時間序）
422
二　相關研究論著（出版時間序）
434
索引
448
本書各章節原發期刊一覽
453
後　記
455
補　記
463

第九章
“留京唯一最大文人”周作人的
實像與虛像（上）
——以魯迅為參照： 冷靜、溫和的“愛國者”與文壇宿將
一、誰在看風景，誰又在看你：錯位視角與文獻分布
在寫于 1934 年的一篇文章中，徐訏感嘆：“除非不是知識階
級，北平是一個離開了使人想念，居住著使人留戀的地方！”
［1］ 而
三年后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爆發、北平的淪陷使在平知識分子不
得不做出或“想念”或“留戀”的艱難抉擇。而對于絕大多數原
在平知識分子而言，前者幾乎是不得已的唯一選項。當然，也有
做出另一種選擇的。身陷故都的中國文化人心態復雜，因為他們
不得不直面國土淪陷的現實甚至亡國滅種的危機；面對占領統治，
或獻媚邀寵、賣國求榮，或緘口不語、甘為順民，或側目而視、
奮勇抵抗。

北平淪陷初期知識階層的情狀，可引改造社社長山本實彥

（1885—1952）的描述以觀其略：“北京的文人學者中，聲名狼藉的
抗日者們去往了漢口、廣東、桂林、蒙自、昆明和西安，非抗日
者則留在了北京。留平者之中，也分兩派——積極與新政府合作
者和依然旁觀時局之推移者。在這里我不想剖析這些派別，大致
上懂日語的、畢業于日本學校的只要本人愿意便可就職，非此類
者，則窮于生計。”
［1］ 其中，對于日本人和日偽政權而言，作為“留
京唯一最大文人”
［2］
，周作人、錢稻孫的留平對其政治、文化統制
而言，無疑是最為重要的強心劑。一戶務稱：“因支那事變，許多
支那文人學者離開了北京、上海，北京等地成了寂寞的天地，而
周作人猶戀北京而未離去，今天仍然在北京西城，不移其居。那
令人感動的身影對于我們日本人來說，是格外令人鼓舞的。我想，
支那文學之芽自此將再次爛漫綻放吧。”
［3］ 奧野信太郎也認為周、
錢二先生“在古城一隅繁茂的老槐樹下過著讀書人的生活，這對
北京來說，是最值得高興的事了”。
［4］ 唯其名重，唯其“淪陷”有
著無以取代的標志性意義，故周、錢的存在才為中日知識界所矚
目，而其中又以周作人之影響為大。兩國上至政府官員、下至一
般知識分子基于各自不同的政治動機和文化立場，對周氏展開了
密集的攻心戰。山本實彥聲稱， “我對作人氏的動向若何很感興趣，

并將在與胡適相對立的意義上觀望著”。
［1］ 要理解山本的立場就必
須理解其所謂的“與胡適相對立的意義”之所指。1935 年 11 月，
胡適應室伏高信之約在《日本評論》發表《敬告日本國民》一文， “敬
告日本國民”“請不要再談‘中日親善’了。今日當前的真問題是
如何解除‘中日仇恨’的問題，不是中日親善的問題”。翌年 4 月
胡適針對所謂“廣田三原則”發表《調整中日關系的先決條件——
告日本國民》，1938 年 12 月又在紐約哈摩尼俱樂部發表演講《日
本在中國之侵略戰》，以上諸文對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大
加鞭撻，“合作與親善更談不到”。
［2］ 由于胡適在中國政治界、學
術界舉足輕重的地位，其對日立場在日本知識界轟動一時。另從
開戰后胡適與周作人的打油詩唱和不難判斷山本對周氏的立場取
向，這也正代表了其時日政界、知識界的基本立場。
而具體到勸誘的策略亦因各自處境的差異而大相徑庭。京外
的國人大多——不，毋寧說因局勢、處境的關系，只能——借
力于輿論，或做敦促其南下的努力、或做民族道義之規勸，吁請
其切守蘇武之節、勿覆李陵之轍。當時中國知識界因知堂未能南
遷、“苦住”北平的關注、種種詈罵、憤慨（可參考胡適、郭沫
若、艾青等人的相關文章、詩作）此處不再贅述；而對日人而言，
問題便簡單多了，北平淪陷為日本文化人訪問苦雨齋提供了極大

......

稔、新居格、中村良平、清見陸郎、吉田敏幸、大內隆雄、澤村
幸夫、陳蔡煉晶等撰寫的周作人評論等。若將時間段略加延伸，
前推至 20 世紀初，那么至少有丸山昏迷、田山花袋、清水安三、
金崎賢、小柳司氣太、井上紅梅、晃陽、秋田雨雀、柳澤健、藤
森成吉、辛島驍、松井武男、阿部知二、增田涉等的評論和訪談
等；若后延至 1949 年，至少有伊地智善繼、益井康一等人的文章。
從文獻分布的時段來看，20 世紀前半葉，日本知識界與中國國內
對周作人的“關注度”大致同步。之所以標之以“關注度”而非“聲
譽度”，是由于周氏附逆落水而在中國文壇被斥為“漢奸”“國賊”
之時，正是其在日本人眼中聲望日高的時段。將視線聚焦到全面
抗戰的八年之間，論及周作人在日本知識界之影響力，國人難覓
堪與比肩者。放眼 20 世紀前半葉，恐怕只有乃兄、在全面戰爭
爆發前逝世的魯迅可超乎其上。而戰爭期間，在日本人的周作人
訪談、研究與評論中，魯迅也始終是難以被其忘記的重要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