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目少年：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二

★在抗戰烽火中，訴說流亡學生的顛沛和堅韌。
★以切身的動盪，文學靈魂首次舒展雙翼。
★多項得獎紀錄：
第十八屆國家文藝獎
歷史嘉年華歷史書寫者致敬奬
在場主義㪚文獎（與許知遠合得）
新浪網年度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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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京報年度好書
人民日報年度好書
華語傳媒大奨提名第一名
入選深圳各媒體合辦十大好書

在《怒目少年》那樣的年紀，開始窗隙窺月，霧裡看花，一路挺胸昂首，沒有天使指引、先知預告，自以為是，坎坎坷坷。沒關係，只要你長大。人活著，好比打開一架攝影機，少年時底片感光，不曾顯影，一直儲存著，隨年齒增長，一張一張洗出來。──王鼎鈞

流亡是逃命，是拚命，是乩童跳灰過火。
流亡不是東張西望，看山看水。
流亡不是前仰後合的唱歌，看見一塊草地就坐下來。
流亡者，沒有那份閒心。

《昨天的雲》裡那位不識愁滋味的少年，到了《怒目少年》那樣的年紀，漸漸知悉世事道理。因為戰爭，離別、勞碌、疾病、飢餓、欺騙甚至死亡交集；因為戰爭，忍耐、鍛鍊、擔當、覺悟與理想，皆於是覺醒。

此為作者回憶錄二部曲，記述一九四二年前往抗戰後方，到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為止，少年事猶如血的化身，是作者對中國社會所作的見證。

王鼎鈞

1925年生，山東省臨沂縣人。抗戰末期棄學從軍，1949年來台，曾任中廣公司編審、製作組長、專門委員，中國文化學院講師，中國電視公司編審組長，幼獅文化公司期刊部代理總編輯，《中國時報》主筆，「人間」副刊主編，美國西東大學雙語教程中心華文主編。目前旅居美國。

曾獲金鼎獎，台北中國文藝協會文藝評論獎章，中山文化基金會文藝獎，中國時報文學獎散文推薦獎，吳魯芹散文獎。1999年《開放的人生》榮獲文建會及聯合副刊評選為「台灣文學經典三十」。2001年，獲北美華文作家協會「傑出華人會員」獎牌。

著有散文「人生三書」《開放的人生》、《人生試金石》、《我們現代人》；《碎琉璃》、《山裡山外》、《左心房漩渦》、《小而美散文》。小說《單身溫度》。論著「作文四書」《靈感》、《文學種籽》、《作文七巧》、《作文十九問》等。

與生命對話　

1
這些年，常常看見有人在文章裡質問：「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
中國人會生氣，敢生氣，也曾經怒不可遏。「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一齊怒火炙心的時候，也曾使「山岳崩頹、風雲變色」，一個人忍無可忍的時候，也曾「忘其身以及其親」。
遠者固無論矣，以我及身所見所聞，中國人為了「華人與犬不得入內」而生氣，為了揮動東洋刀砍掉中國人的腦袋再哈哈大笑而生氣，直氣得開著大卡車衝進黃埔江，氣得把一排木柄手榴彈綁在前胸後背往坦克車底下鑽。中國人也為了從香港到重慶的飛機上有一隻洋狗而生氣，也曾為了莊稼漢沿街叫賣他的小女兒而生氣，直氣得拋下老婆孩子遠走高飛、隱名埋姓，二十年後再回來清算他的親族鄉黨。
中國人生了氣，有時候像滾水，有時像火山。抗戰軍興，中國人蓄怒待發，出氣的對象有變化，先對外國，後對本國。許多事我或在局外、或在局內，許多人我或者理解、或者迷惑。許多人，包括我在內，我們不知道何時，何故發生這種載舟覆舟的變化，我們不是秋風未動蟬先覺，而是秋風已動蟬先落。原來人的情緒那麼不可測，後果那麼不可預估，許多人這才修心制忿。
出入於兩種怒氣（對外國和對本國）之間的我，以一個少年人的受想行識，構成《怒目少年》這本書的內容。繼《昨天的雲》之後，這是我的第二本回憶錄，──應該說是第二部分。它記述由一九四二年我前往抗戰後方起，到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為止，我對中國社會所作的見證。「兩種怒氣」的消長即發生在這段日子裡。

2
奇怪為甚麼有人寫文章？寫作，依我看，有如下的效用：

謀利益（經商）賺了錢
出惡氣（快意）報了怨
結世緣（交友）得了名
廣信念（傳心）載了道
盡善美（入聖）登了峰
參化育（法天）成了神

排列起來似乎有等級，越往後境界越高，到「盡善美、參化育」幾乎高不可攀。儘管如此，它們仍然存而不廢，做天下後世追求的目標。
多年以前，中國作家處境惡劣，有時連傳心交友都有不測之禍，「謀利益」只好作政治投機，「出惡氣」與虐待狂難分，所謂信念，淪為「一紙崇高神聖之胡言亂語」，盡善美、參化育乃是雲霄羽毛，四顧茫茫。如此作品，不但「今日所作、明日必悔」，也是「昨日所作、今日已滅」。一九七七年後中共推翻文革，政策開放，大陸上有一位老作家放聲大哭，他說他寫了幾十年都白寫了。我從報上看到這句話悚然良久，連忙檢查自己的作品還能剩下多少，謝天謝地，畢竟此善於彼，我還有些「私房」手工，有些「無用之用」的古調，可以「自其不變而觀之」。我還眼前有紙，手中有筆，冥冥中有些春夏秋冬，可以補平生不平。
作家的遭際、見聞、思考，都是上天給他的訊息。作家接收訊息，「譯」成文學，縱不能參化育也要盡善美，縱不能盡善盡美也要求善求美，在有限的善美中表現無限天機。世緣可得可失，恩怨可了可忘，利益可有可無，吾生有涯，朝聞道、夕死可矣。

3
寫回憶錄需要回憶和反省，需要資料幫助回憶和激發反省。要清理五十年前少年事，得找到五十年前少年人。一九八二年，我對中國大陸展開了連續四年的通訊搜索，向「隔世」尋找我「前世」的舊識。那時，中國大陸的經濟繁而未榮，要他們花兩元人民幣回一封航空信是個負擔，我到集郵商店高價買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郵票貼在信封上，打好通信地址，把信封一個一個寄給他們使用。那幾年，我幾乎每天收到由中國大陸來的信，補足這本書需要的資料（抗戰生活），也為我寫下一本書提供助力（內戰經驗）。
五十年了，經過那麼長的戰爭和那麼多的政治運動，舊人怎會仍在原處？不錯，內戰期間的大遷徙，戰爭停止後的大清洗，他們在數難逃。他們的星球爆炸了，他們散落在黑龍江、內蒙、新疆、青海、雲南、廣西、西康，做舊世界的碎片。謝天謝地，他們還活著。種種磨難都是事實，可是他們活了過來。謝天謝地，外面風傳的大滅絕並未發生。
這些人，又是如何被我找到的呢？這多虧了中國大陸各地的僑務辦公室，簡稱僑辦。大陸上由中央到地方每一級政府都有僑辦，即使鄉鎮也有一個人兼辦這方面的業務。只要我能提出某人的原籍地址，他們一定有辦法弄個水落石出；只要我能提出某人「最後」住在何處，他們也多半能有個交代。他們人口管理嚴密，名不虛傳，僑辦執行政策之徹底我們自歎弗如。──這些都是過去的事了，一九八六年以後，四海交流，統戰成功，除了有影響力的僑領，很難、或者根本不能再接到他們的回信，時也，勢也，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無論如何我感謝他們，我的願望已在一九八六年以前實現。我把他們的名字牢牢的記在心裡，寫在日記裡，保存在通信的檔案裡，但是不必寫在這裡。

4
我還需要閱讀。我讀戰史、方志、名人的回憶錄，我從那些書裡沒找到多少可用的材料。我說過，我關懷的是金字塔下的小人物，貼近泥土的「黔黎」，歷史忽略了他們，不願筆生花，但願筆發光，由我照亮某種死角。說來傷感，打開那些書，皇皇巨著之中，赫赫巨人之下，青年只是一行數字，軍人只是一個番號，縣長鄉長無論有多大貢獻，總司令也不知道他姓張姓李，少將以上的部隊長才有個名字，下級官兵只在「傷亡過半」或「全體壯烈犧牲」之類的官式用語中含混提及，無定河邊骨向來不設戶籍，更無論老百姓的汗和淚了。那些書裡有天下，沒有蒼生。
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東方圖書館發現一大批刊物，是中國大陸各省各縣印行的《文史資料》，這些刊物在各省各縣政協的主持下定期出版，他們長期搜集整理地方史料，作成紀錄。這一批刊物對我幫了大忙。
以我涉獵所及，一九八二年以前你在中共治下很難找到信史。但《文史資料》記鄰里鄉黨之事，影響甚小，上級不甚指導，執筆者又多是十室忠信，樸實無華，他們大概還沒聽說「上帝給我們語言文字，正是要我們掩飾事」，或者聽說過，還不能領會，他們居然不偏不倚的寫出許多真相來。──我自己身歷其境的事，是真是假我當然知道。
根據《文史資料》中的線索，我在大陸上買了一些書。隔洋買書，我的辦法是「不管有魚沒魚、先撒一網」。看見書名，猜想它的內容，買來再說，網中也許空空，那麼再撒下去。幸而大陸上出版的書，書名和書的性質大致符合，不像臺灣，書名往往脫離書本單獨供人欣賞。感謝大陸親友，他們在官吏的猜疑下、在人與人還不能和睦對待的地方辦事，忍受公車司機的喝斥、乘客的互相踐踏、書店職員的白眼、郵局櫃臺的頤指氣使，寄來我需要的著作物。我也把他們的名字牢牢的記在心裡，寫在日記裡，保存在通信的檔案裡，但是不必寫在這裡。

5
在《昨天的雲》裡那樣年紀，我們思想單純，七竅混沌，受父母庇護，無須面對挑戰，眼睛明亮然而只朝空氣看。沒關係，只要你長大。
在《怒目少年》那樣的年紀，開始窗隙窺月，霧裡看花，一路挺胸昂首，沒有天使指引、先知預告，自以為是，坎坎坷坷。沒關係，只要你長大。
人活著，好比打開一架攝影機，少年時底片感光，不曾顯影，一直儲存著，隨年齒增長，一張一張洗出來。
下一本書我打算寫三年內戰。那三年我又大了幾歲，「攝影機」的性能提高，並且知世事有遠因近果，有表象內幕，有偶然必然，有真誠偽裝。重要的是學會了作出決定並面對後果，在驚駭、抗拒、疑惑、悲痛中認識人性，長大真好。
長大了，由窗隙窺月、中庭步月進入「高臺玩月」，人生的祕密次第揭露，應驗了聖經上的話：「所有在暗室中隱藏的，都要在房頂上宣揚出來。」種種昨日，作成了一個人，這人憑天賜的基料作成了一卷或幾卷書，這一生算是，還諸大地」。
米蘭昆特拉說「回憶是依稀的微光」，我的回憶「在我大量閱讀有關史料之後」是望遠和顯微。
克莉斯蒂說「回憶是老年的補償」，我的回憶「在我洞明世事練達人情之後」是生命的對話。
有些中國老人怕回憶，如果他是強者，他有太多的孽，如果他的弱者，他有太多的恥，兩者俱不堪回首。他的回憶錄不等於回憶。
有些事情我還得仔細想。生命不留駐，似光；不停止，似風。山川大地儘你看，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浮雲。」實際上也帶不走，連袖子也得留下。不能攜帶，只有遺留或遺失，這是生命的特徵。
現在，電、報紙天天有人談論青少年。正是：

水流少年色　風飄少年春
未了少年事　又有少年人

上帝在天上，他們都會長大。

6
《怒目少年》本來由我自己出版，老友黃力智兄督印，吳氏圖書公司吳登川先生發行。現在加以修改增訂，修訂的緣由，卷末〈難忘的歲月〉一文作了交代。
《怒目少年》的寫作和發表，得到多位編輯人的支持，他們是：聯合報副刊主編瘂弦先生，中華日報副刊主編應平書女士，中央日報副刊主編梅新先生，新生報副刊主編劉靜娟女士，美國世界日報副刊主編田新彬女士，中國時報副刊主編楊澤先生。

出門一步，便是江湖

詩人鄭愁予的名句：「出門一步，便是江湖。」離家五百里算是很遠了吧，哪想到後來更遠，更遠……
我一生漂泊無定。十四歲的時候開始「半流亡」，離開家，沒離開鄉。十七歲正式流亡，離開鄉，沒離開國。後來「國」也離開了。滾動的石頭不長青苔，一身之外，只有很多很多故事說不完。
現代中國，有個名詞叫流亡學生，它前後有三個梯次：第一梯次，九一八事變發生，東北青年入關。第二梯次，七七抗戰開始，沿海各省青年內遷。第三梯次，內戰期間，各地　青年外逃。我是第二梯次，也就是抗戰時期的流亡學生。那時流亡是一種潮流，流亡的青年千萬百萬，流亡很苦，很孤獨，有時也壯烈，危險。
我在一九四二年夏天離開家鄉，前往安徽阜陽。一九四二，那是個甚麼樣的年頭？
那年是民國三十一年，我十七歲。
那是中國對日抗戰第六個年頭，第二次世界大戰（依照歐美人的說法）第三個年頭。那年中日兩軍在浙贛路會戰，在太行山會戰，在湖北宜昌會戰，在湖南長沙第三次會戰。這年中國遠征軍赴緬甸與日軍作戰，英美聯軍在北非登陸，德軍進攻史達林格勒，與蘇聯苦戰。
那時，山東省鐵路公路沿線的據點，腹地重要的城鎮，都駐紮日軍，我們稱為淪陷區。但日軍以線制面的構想完全失敗，廣大的農村和山區由三種武力分治，那就是：國民政府派出的正規軍，老百姓稱為中央軍，加上親國民政府的游擊隊，他們的地盤稱為游擊區；還有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游擊隊，老百姓通稱之為八路軍，開闢了解放區。今日話當年事，這些名稱先要交代一番。
那時，日本的打算是把全中國變成日本的屬國，先用暴力侵略，後用懷柔安撫。但是，民族主義是無法融化的冰。中國人對暴力造成的傷害不忘記，對懷柔施予的恩惠不感激，想加減換算，沒那麼便宜，大家指天為誓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尤其是年輕人，憤懣之情溢於言表，罵「日本鬼子」，唱「中國的青年遍地怒號」。
中國人管日本人叫「鬼子」，一直叫到抗戰勝利，叫到對日和約簽訂，叫到一九七幾年，我在台北進電視公司當編審組長，政府官員以電話指示，電視劇對白的「日本鬼子」一律換成「日軍」或「日本軍閥」，大家才心不甘情不願的改了口。
對日和約簽訂後，日本政府在台北設立大使館，抗戰時期的憤怒青年雖然漸漸老大，胸中怒氣未消，每逢行經館外，總要對著太陽旗罵句髒話。日本在台北舉辦第一次商展，開幕之日，群眾一擁齊上，把日本館的太陽旗扯下來。
且說華北的「淪陷區」裡，日本控制學校，修改文史課程，培養以日本為宗主的思想，辦理各種親日的活動。青年人和他們的家長拒絕這樣的教育，大批失學的青年另尋出路，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都成立了一所又一所戰時學校，收容他們。在日本的高壓之下，中年老年懂得世故分寸，可以苟全，年輕人血氣方剛，看鬼子不順眼，心裡窩一把火，留在家裡很危險。「出門一時難」，但是在家已非千日好，家長們千方百計把孩子送出去。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蘇聯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長篇小說的名字，成了當時流行的一句話。都說那個時代是洪爐，說這話的人自命是鐵匠，他要把人百煉成鋼。現成的燃料，那就是每人胸中的怒火。半個中國給日本佔了，國仇家恨。鐵匠以高明的技術使我們自我熔化，再乒乒乓乓打造。
小時候，我身體孱弱，家鄉話有個很好的形容，叫「病病歪歪」。老師家長從來不督促我用功，而是叮囑不要太用功。有一次，母親帶我去外婆家，一連幾天沒上學，等我回學校上課，跟那些不知情的老師同學見了面，有人問我：「好了吧？」他們以為我又病了。我家雖住在鄉下，但世代重視子女教育，做流亡學生縱然千辛萬苦，父母終於下了決心，我已十七歲，實在不能再拖延了。
這一年，魯籍名將第廿八集團軍總司令李仙洲，率九十二軍駐紮安徽阜陽，就地成立「私立成城中學」（不久改稱國立第二十二中學），收容山東逃出的流亡青年。阜陽離我家五百華里，那時交通不便，人們又安土重遷，我的家鄉蘭陵鎮一帶沒人去過阜陽，沒人聽說過這個地名。只因為李仙洲是山東長清人，山東老百姓相信他；只因為我的二表姐已經早走一步，入學讀書；只因為那時基督教掩護抗日青年，而我家是基督徒。所以我在這年夏天也到了阜陽，從此天涯海角，再無歸路，山東，臨沂，蘭陵，永遠只能在地圖上尋找。
七七事變發生後，有一個青年對他的母親說：「我已經十八歲了，不應該留在家裡，我要去參加抗戰。」
母親非常感動，問他打算跟誰一起。
他說：「我去參加八路軍，您看好不好？」
母親說：「很好！很好！」動手為兒子準備行李。
三年以後，這個青年的弟弟對母親說：「我也十八歲了，我要去參加抗戰。」
母親非常感動，問他打算跟誰一起。
他說：「我去參加中央軍，您看好不好？」
母親說：「很好！很好！」動手為兒子準備行李。
可憐的老百姓，可愛的青年，他們怎能預料，他們以後用很多很多時間互相廝殺。
那時，有人到大後方（後來叫做國統區），有人去解放區（當時也叫共區），大半由因緣決定，人人以為殊途同歸，誰能料到這一步跨出去，後來竟是刀山血海，你死我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二十二中的老同學屢次受到嚴厲的責問：你當年為甚麼不投奔解放區？被問的人啞口無言，因為他實在沒有答案。
一九八○年，中國對外開放，內戰期間逃出來的人回鄉探親，回首三十多年，家鄉的親人少者已壯、壯者已老、老者已死，歷劫餘生悲憤怨恨，責問歸人：你當年為甚麼投奔國統區？這一問，只有一把鼻涕一把淚，也沒有答案。
李仙洲氏辦這所學校，網羅了山東的許多精英，他用人以行政幹部和黨工為主，沒有倚重教育家。以二分校的骨幹而論，戰後有人做濟南市長，做青島市民政局長，做省幹訓團教育長，做國大代表，做行政督察專員，窮則辦學，達則做官，教育理念和專業熱忱有局限，似乎談不到春風化雨。
那時國立一中與六中與我們聲氣相通，校長都是教育家。教育家的作風是自由開放，而那時，一中六中都在偏僻的地方，觸角不及於省會，遑論歐風美雨。那時所謂自由開放，只能表現在閱讀左傾書刊、包容中共地下組織、資助學生投奔延安等幾件事情上。這和二十二中可說是大異其趣了。
那時日本侵略中國，中共以聯合抗戰為號召，熱血青年同仇敵愾但各有因緣，不管北上延安或西去重慶，不管進二十二中還是進一中六中，應該說大家都對。不幸後來有了內戰，內戰後又有徹底清洗，在中共那把銖兩分明的大秤上，二十二中校友的罪孽沉重。留在大陸上受盡政治運動煎熬的那些同學，頗有人恨自己「走錯一步」。然而中國大陸解放以後，人人知道毛澤東做了些甚麼，那一中和六中的進步青年，後來也多是傷心人。
抗戰勝利後，李仙洲將軍再度入魯，兵敗被俘。在中共的統治技術下，只有李陵，沒有蘇武，從台灣的角度看，他是降將，我在台灣是降將的學生，常常被人多看幾眼。總之，不論在大陸，在台灣，李仙洲的學生都有歷史問題。司馬桑敦的長篇小說《野馬傳》，主角是一個綽號「野馬」的女人，國民政府要捉她，因為她是共產黨，可是共產黨也要捉她，因為她對黨不能絕對服從。一位韓國小說家寫《嗚呼朝鮮》，南韓北韓交戰，他從北韓逃到南韓，南韓認為他是北韓間諜，連忙逃回北韓，又被認為是南韓間諜。這都是造化弄人，只有哭之笑之。
平心而論，我當初入二十二中讀書，並沒有錯；像我這樣的人，中共要計較階級成分，他也沒錯；台灣操危慮深，處處防患於未然，更沒有錯。推而廣之，中國人的這一場大悲劇，竟以「誰都沒錯」釀成，真是詭異極了！

最危險的事情最簡單

「最危險的事情最簡單」，據說，這句話是列寧留下來的。列寧哪會知道他的嘉言給我們壯了膽，那年代兵凶戰危，人人冒險過日子，於是，在我的家鄉，這句話大為流行。
中國對日抗戰中期，敵我對峙，日軍在兩軍交界的邊沿，設置長長的封鎖線，嚴格檢查往來行人。在那關卡隘口，多少中國人被捕，被毆打，被狼狗咬！多少婦女被脫衣搜查！青年穿過封鎖線到大後方加入抗戰的行列，至親好友捏一把汗。可是我們斷然上路，自己告訴自己：不要怕，最危險的事情最簡單。如果我們禱告，也是祈求列寧這句話成真。
事情似乎很簡單，只要走出蘭陵鎮的西門，沿公路西行五十華里，到嶧縣城南關基督教會，找楊成新牧師。楊牧師安排同行的夥伴，向警察局申辦探親證明，代買火車票，把我們送上火車，那時，嶧縣有鐵路和津浦線連接。楊牧師辦來駕輕就熟，可是擔當多少風險！
楊牧師家中常有年輕人或他們的父母來訪，商量怎樣到後方去念書。
有一個嶧縣中學的學生對我說，他早就想到後方去，下不了最後的決心，直到日本兵一個耳光打得他鼻孔冒血。有一個蒼白少年，穿得整整齊齊，頭上還戴著靛青緞子做的「帽殼兒」（瓜皮小帽的一種），天天來央求楊牧師。他父親開綢布店，要他站櫃檯學生意，又要給他娶媳婦。他說，日本兵太可恨了，待在家裡，早晚給氣死。楊牧師說，到大後方抗戰是好事，不過你年紀還小，我得先問問你父親。他一聽到「父親」，轉身就跑，可是並沒有回家。後來有人在河南流亡學生接待站裡看見他，很瘦，眼睛很大，一身肉都曬黑了。
這天是星期天，禮拜之後，留下了兩個女學生，其中一個，漆黑的頭髮像盔一樣蓋在頭上，前額梳著小簾似的瀏海，一張臉皓白，那時女學生不化妝，最難得眼眉唇線乾乾淨淨清清楚楚。身上是小鳳仙式的夾襖長褲，沒有腰身，腳上機器織的線襪，平底圓頭的黑皮鞋。
她最受人注意。在她出現之前，她的故事先流傳過來。她家鄉的警察局長想娶她，託人提親。她反對，也就罷了，她多說了一句話，「我要到大後方去找對象，不在家鄉結婚。」到大後方？不是有封鎖線嗎，封鎖線上不是有日本軍用的狼犬嗎？她說：「寧願讓狼狗咬，也不嫁給漢奸。」咳，她就是多了這句話。那年代常說沉默是小代數，語言是大代數，語言引起的問題比較麻煩，難解。有人把這句話傳過去，當警察局長還怕沒人通風報信？那人哈哈一笑，也放出一句話來：「好吧，有一天我讓她嘗嘗狼狗的滋味，也讓狼狗嘗嘗她的滋味。」她的父母得到消息，央楊牧師趕快把女兒送走。
辦探親證明有個插曲。嶧縣警察局有個巡官是基督徒，他帶我進警察局。進去一看，滿屋子制服筆挺，佩件全新，簡直明盔亮甲，很有些朝氣，大出我的意料之外，家鄉的警察，沒這個氣派。那巡官的年紀三十出頭，鬍子刮得乾乾淨淨，頭髮剪得整整齊齊，看他站在那裡兩足落地生根，胳臂腿肌毫不懈怠，就知道受過嚴格訓練。漢奸怎麼會是這個樣子，根本不像嘛！
探親證明的大標題是「良民通行證」，鉛印，重磅紙，紙面發亮，拿在手裡嘩嘩響，精神一振。那巡官跟我談汪精衛，汪在一九三九年投奔日本，成立另一個國民政府。汪是中華民國開國元勳，是追隨中山先生的革命先進，他怎麼會當漢奸？有人猜測，汪在抗戰局勢最惡劣的時候有此一舉，是國家設定的計謀，汪蔣兩人之間有默契，他這個漢奸是假的。這猜測在淪陷區流行，使下水當漢奸的人也可以有一番說詞。那巡官說：「我認為汪先生不是漢奸，我才跟著汪先生走。你到重慶去打聽打聽，來封信告訴我，他到底是真漢奸還是假漢奸。」
我沒能替他辦到，他太高估了我。也許，他並不真正需要答案，只是向我，向一個到大後方參加抗戰的人表明心跡，儘管我還是個孩子。看來汪精衛還是發生了作用，使做漢奸的人有個道德立場，對人對己，有個交代。
到一九四五年，我才聽到對汪精衛的評論，我沒有辦法轉告給他，只能事後寫在這本書裡。
那時，我對行程只有模糊的概念，楊牧師則有精密的計畫。依照計畫，我們在嶧縣上火車，江蘇宿縣下火車。宿縣教會為我們安排住宿的地方，代僱手推的太平車，車伕一半運行李，一半作嚮導。阜陽的位置在宿縣西南，尹寶璽同學在〈難忘的歲月〉一文中，對那一段路有準確的記述。由宿縣到蒙城，一百三十華里，中間有個叫蘆溝集的地方，是日軍偽軍最後一道盤查哨，也就是封鎖線。過了封鎖線，經過所謂無人地帶，也就是雙方都不設防的緩衝區，到蒙城之北三十里板橋集，是國軍的最前線。蒙城到阜陽，還有一百八十華里。
帶我同行的是兩個女學生，她們到重慶去讀大學。依照計畫，我和她們過渦河以後分手，她們向西，我向南。
女學生是一個變數，我惴惴不安。當年，女學生這個名詞的含意，今人很難體會。
那年代，在我們家鄉，「女學生」一詞的含意比現在複雜。讀小學讀初中的女孩只是「女生」，不是女學生。帶職進修或退休後再讀大學的白髮女學士從來沒有，至少是沒人見過。所謂「女學生」，通常是泛指由高中到大學，十七、八歲到二十出頭。那時女子能受高等教育，必定是家裡有錢，家長的思想也開明，有這種背景的女孩子多半漂亮。那時讀大學同時是一種享受，有音樂、有體育、有社交，這些女孩子多半明朗可愛。那時候，「女學生」一詞中有個甚麼樣的形象，可以想見。
所以，那年代，女學生在眼前出現是一件大事，使女人嫉妒，男人窺伺，使男人女人都放下手裡的工作想一想自己的命運。那年代，某一支游擊隊攻打日軍防守的城池，指揮官發明了一句口號：「打進××城，一人一個女學生」，每個人都知道絕對不會這麼辦，可是仍然提高了士氣。眼前的這兩位女學生敢闖封鎖線，敢闖大後方，不怕道路坎坷、人心險惡，了不起，可是我找人同路原是圖個安全，與女學生同行，豈不等於伴著兩枚炸彈？
既而一想，此行本來就是冒險嘛！怕甚麼？最危險的事情最簡單！
拂曉時分，楊牧師送我們上火車，增添了一個男生，名叫楊大維，年紀比我小一些。鄭重約定，四人分散穿插在滿廂乘客裡，誰也不看誰，誰也不跟誰說話，萬一有誰被鬼子識破，誰也不管他死活。聽最後一句我打了個寒噤，馬上又處之泰然。
火車慢慢開行，似乎步履艱難。用家鄉話來說，我做的事情叫「連根拔」，即使動力萬鈞的火車頭，也拔得如此吃力。火車經過徐州，在車站上停留了很久，我正襟危坐，沒敢向這個四戰之區望一眼。咳，徐州是我的傷心地，抗戰勝利次年，也就是四年以後，我再坐火車經過徐州，火車也是在車站上停留了很久。那時，我的父親帶著我的弟弟和妹妹逃難，暫時在徐州落腳，我仍然只能端坐在滿車乘員之中，不敢下車一步。我有幾個傷心地：徐州、瀋陽、上海……
好不容易在宿縣下車。我看見日本兵站在月台上，有槍有彈，他們對面四隻狼犬一字排開，傲然高坐，咻咻吐舌。我看見日兵踢打小販，用刺刀劃破小販背負的布袋。我看見一個鄉下人已經通過檢查，日本兵喝令他回來，他一面走回來，一面全身發抖，恰似我有一年患了瘧疾。
檢查行李由中國人動手，日兵監看。檢查員一面翻箱倒櫃，一面偷看日兵的臉色，如果日兵心不在焉，他就馬虎一點。那「鬼子」，忽然命令中國助手打開箱子，提起箱蓋，把東西抖落在地上，以便他一覽無餘。然後，他嫌行李的所有人收拾得太慢，用槍托搗那人的腰部，那人急忙合上箱子，落荒而逃，捨棄散落在地上的衣服。
那幾個日兵絕不離開那一排四隻狼犬，跟狼犬在一起，他覺得安全。日軍信任這種畜生，任憑牠揪出抗日份子，據說狼狗能察言觀色，有誰作賊心虛，牠就撲上來，別人不肯帶我同行，就是怕我沒見過場面，在這節骨眼兒上驚慌失措，連累了他。我從狼狗鼻子前面走過，不敢看同行的女學生，頭皮發麻，她們使問題複雜，也更危險。焉知她們不同樣估量我！當地受日軍指揮的中國部隊（當時稱為偽軍）有一位軍官，他受教會付託，來車站暗中協助我們，可是，在日本人面前，他沒有半句發言權。
我要慎重的記下來，最後越過封鎖線的時候，全靠女學生的機智和勇氣，化險為夷。詳細經過我寫進小說體的《山裡山外》第一篇，大致情形是，檢查哨所的偽軍早就識破我們的行藏，等到行人過盡，夕陽西下，由一個上校來親自處理，我猜檢查哨的勤務由他指揮。我們編好的謊話，他搖頭不聽，我們提出的探親證明，他擺手不看，一定要我們實話實說，才肯放行。可是，說了實話真能過關嗎？萬一結果相反呢？當時的情況危險極了，可是也簡單極了，拖到不能再拖的時候，那位漂亮的女學生在上校耳旁悄悄說了一句：「我們是到阜陽升學的學生。」
後來，女學生說，反正那句話別人聽不見，只有「他」聽見，如果「他」翻臉，我就賴。真想不到，上校很爽快：你早說這句話，不早就過河了嗎！他真的聽到實話就放行，他這樣做，為的是證明他也支持抗戰，身在曹營心在漢。
現在我追憶前塵，感念那位同行的大姐，不知道她們進了哪家大學，是否順利完成學業，後來天下大亂，她們是否仍能逢凶化吉。現在我知道，由山東臨沂到安徽阜陽有鐵路可通，行人省去多少辛苦。我知道嶧縣已廢縣改市，鐵路已拆除，南關教會的建築，只是被革命群眾打壞了幾塊玻璃。至於楊牧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嚴禁宗教活動，嶧縣教會與美國的淵源深，楊牧師的身分敏感，他又堅持奔走各鄉，廣傳福音，在當時是嚴重的罪行，因此受到許多懲罰，下落不明。我再三打聽，也沒人能提供他最後的行蹤，他是牧師，上帝會接待他的靈魂，保佑他的兒女。
我也常常想起那幾位漢奸，他們分裂的人格，可有小說家費心描寫？後來知道，南京汪精衛政權的要員，大都和重慶的國民政府通氣，重慶派到上海南京的情報人員，竟然能把無線電台設在高官的家裡。併吞異族太難了，被征服者表面的馴順，背後用加倍的反叛來平衡，他們是砂子，使你盲腸永遠發炎。從征服者的角度看，異族都忘恩負義，反覆善變，殊不知這正是他們的正義。咳，天下本無事，侵略者自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