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灣（簡體書）

本書是《京華通覽》的一個分冊。在原來的《北京地方誌古鎮圖志叢書·張家灣》基礎上整理，利用原來已有成果，重新編著。以記述了張家灣古鎮自建制之處至今的政治、經濟、交通、文化、軍事、貿易、軍事、貿易、教育等方面的源流變遷和重要史實、文物、傳說，把對北京文化的研究觸角引向邊緣和縱深，對北京文化的起源和立體化研究推進了一步。該書從事物發端起講述，詳古略今，圖文並茂，通俗易懂。

孫連慶

通州區政協文史特邀委員、原通州區史志辦史志科科長，是資深史志工作者，曾參與編寫多部與通州區有關的史書及志書，《通縣志》常務副主編。

概述
這是一本介紹張家灣歷史情況的小冊子。
張家灣鎮是北京市通州區所轄11個鄉鎮之一，位於通州區中部偏北，鎮政府駐地張家灣村，北距通州城區8公里。張家灣鎮東隔北運河與西集鎮相望，西鄰台湖鎮，南面與漷縣鎮、於家務回族鄉接壤，北與梨園鎮、永順鎮為鄰。鎮域面積105.4平方公里，轄57個行政村，戶籍人口5.77萬，常住人口8.93萬。
張家灣鎮域地勢平坦、水系豐富、交通便利。大運河、涼水河、蕭太后河、玉帶河四河貫穿全境，另有京沈公路、京津公路、北京六環、京津二通道、張採路、宋梁路6條主要公路穿境而過，也是城市輕軌八通線的東端起點，形成通往華北、東北和天津等地的交通樞紐。從張家灣驅車至市中心或首都機場只需半個小時，到天津新港也只需90分鐘。鎮域北部有與京秦鐵路相連的鐵路貨運站，年吞吐能力60萬噸以上，為張家灣鎮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張家灣村形成於元代，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始設張家灣鄉，1929年為通縣第六區。1949年3月通縣人民政府遷駐張家灣鎮村，次年6月再遷通州城內。當時張家灣地區屬通縣第五區（區政府駐牛堡屯）管轄，1950年6月為通縣第六區（區政府駐張家灣，區以下設張家灣鄉、土橋鄉、施園鄉、馬營鄉、里二泗鄉、梁各莊鄉等），1958年4月建立北京市通州區張家灣鄉，9月建立張家灣人民公社。1983年3月撤銷人民公社建制，恢復設立張家灣鄉，1990年改設張家灣鎮。2001年12月牛堡屯鎮併入，形成現在的鎮域。
張家灣鎮是一座具有深厚歷史積澱的文化古鎮。據歷史記載，自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張瑄試行海運起到1900年漕運停止的近800年間，張家灣以商賈雲集、水運發達和戰略地位重要而聞名天下，有“大運河第一碼頭”之稱，皇家所需的漕糧物資、建造北京城所用的大批建築材料以及南方出產的商品貨物，都是由水路經張家灣運往北京的。民間流傳的“先有張家灣，後有北京城”的說法即來源於此。在封建時代，張家灣在南北、中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現存的北京市一級保護文物通運橋、佑民觀、600多年的古槐、明代的千斤石板、水路運輸的花斑巨石、清代作家曹雪芹筆下的花枝巷、十里街、曹家當舖、鹽店等遺址以及曹雪芹本人的墓刻葬石等，見證了張家灣的悠久歷史。
張家灣鎮是通州地區古鎮之一，這裡保留著戰國時期和漢代先民繁衍生息的遺跡。由於張家灣曾經是白河（今北運河）、通惠河、渾河（古永定河分派——涼水河）、蕭太后河四水匯流之地，同時由於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需要江浙經濟區糧食和各類物資的供應，在元明清三代，張家灣與通州同為京杭大運河北端的皇家碼頭。在元代至明代中期，張家灣承擔了漕運中心、客運中心、商運中心的歷史重任，直至明嘉靖七年（1528年），巡漕御史吳仲主持將通惠河道改由通州城北入運河，漕運中心北移至通州城以後，張家灣依然是京杭大運河北端護衛漕運和客運、貨運的重要碼頭，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清末。在此期間，有多少萬石漕糧經由張家灣碼頭運到北京城及周邊地區，又有多少帝王將相、達官貴人、文人墨客、商賈行旅經由張家灣碼頭往來於京杭大運河之上，有多少種類的物資，舉凡江南絲綢、茶葉、瓷器、香料、日用百貨、建築材料，北方所產的皮毛筋革、山珍特產，經由張家灣碼頭運銷中國南北各地。商流、物流、客流的集聚，使張家灣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興盛，正因為如此，“張家灣”的聲名遠播海內外，“張家灣”的名字頻繁出現在史籍之中。封建時代，運河水運為國家統一、經濟發展、民族振興做出了貢獻，其中，張家灣為維持封建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為建設、保衛、安定、繁榮北京，為促進中國南北各民族之間的了解、交流和融和，為促進封建時代國家經濟的發展做出的貢獻，無疑是巨大的。
在漕運年代，通州和張家灣同為京杭大運河北端一個碼頭的兩個部分，在不同年代有著不同的分工。對於通州來說，不但是皇家碼頭，同時也是地區性的行政、經濟、軍事、文化中心。正因為如此，通州有著“一京二衛三通州”的美譽，被稱為“小燕京”，而這些是張家灣所不具備的，但這並不影響張家灣在漕運歷史上的作用和影響。張家灣作為漕運古鎮，它的作用無疑是重大的，況且在通州成為漕運碼頭之前，張家灣的這種作用已經發揮了近250年。隨著現代交通的出現和運河漕運的停止，張家灣的作用和影響已大不如前。清光緒末年，張家灣鎮坐商只剩30餘家。1930年前後，張家灣在通縣六大集鎮（西集、馬駒橋、永樂店、燕郊、張家灣、牛堡屯）排序中，居於次席。鎮內只有雜糧市、騾馬市、豬市、草市。1941年，在通縣的集鎮排序中，馬駒橋居第一，西集其次，張家灣位居末席。這與張家灣鼎盛時期“日日為市，弦歌相聞，百貨叢集，最稱繁盛”的景象形成鮮明對比。
在清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和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時期，張家灣地區和所有被侵略者鐵蹄踐踏的地區一樣，遭受了慘重的損失。這裡的人民從來就有英勇頑強、不畏強暴的民族氣節和大無畏的犧牲精神。為了民族的獨立和解放，他們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抵抗，付出了巨大的犧牲。為了反抗腐朽的清政府的統治，早在辛亥革命時期，北方革命司令部就設在張家灣，七位烈士英勇獻身。張家灣人民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做出了一定貢獻。
天上斗轉星移，人間桑田滄海。今天的張家灣鎮，到處生機勃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尤其在改革開放的40年中，張家灣又掀起樹立名鎮形象的浩蕩熱潮，“敢為人先，敢創大業，敢爭一流”的張家灣精神催生出巨大的經濟活力，釋放出良好的社會效應。從曾受到毛澤東主席高度評價勤儉辦社、劉少奇親臨視察的土橋鄉高樓金村青春社，到1985年實現全市遠郊縣鄉鎮第一個產值超過1億元，並連續8年保持京郊鄉鎮經濟領先地位，張家灣依托通州工業開發區落戶鎮域的優勢，實施“工業強鎮”的戰略，使全鎮經濟突飛猛進。2001年12月，原牛堡屯鎮併入張家灣鎮，又給張家灣鎮帶來了新的發展空間，使張家灣鎮年年喜結碩果，先後獲得“京郊百強” “全國百強”“京東建材灣”“全國文明鄉鎮”“北京市模範集體”等榮譽稱號。2005年至2009年，連續被評為首都文明鄉鎮。2010年，全鎮實現稅收7.6億元，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萬元。
今日張家灣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是經濟發達，社會穩定，富裕、文明、美麗的社會主義新型小城鎮。
近幾年，張家灣鎮按照高效、集約利用的要求，積極發展工業企業，截至2008年，全鎮入駐企業已達到1500多家，打造起服裝、建材、醫藥、化工等10餘條工業產業鏈。銅牛集團、北京三傑鋼結構有限公司、福耀玻璃、京華客車等近百家知名企業的入駐，中油公交石油銷售有限公司、東方石化銷售中心等90多家總部企業和結算中心的落成，以方和正園、創展家居為核心，集生產、設計、研發等技工貿一體化工業園區的正式營業，東亞鋁業集團“煤製氣”節能改造項目和一批重點老生產企業的技術挖潛改造的完成，提升了產品的科技含量，增強了企業經濟效益和競爭力，為張家灣經濟注入了新鮮血液。20世紀90年代，張家灣鎮葡萄種植就達到1.8萬畝，涉及16個村，帶動200多戶農民。依托葡萄產業開展旅遊觀光和採摘活動，成功舉辦了8屆葡萄採摘節，張家灣鎮也因此贏得了“京東吐魯番”的美譽。葡萄產業與千畝荷塘、千畝苗木花卉、千座蔬菜大棚、千畝家庭菜園、金澤苑等高效生態農業示範園形成基本農業、設施農業、特色農業、旅遊觀光農業4條堅固的產業鏈，拉動起葡萄大觀園、天地和農莊、御香苑等一批農業種養殖加工基地，使現代都市型農業經濟在張家灣得到了迅猛發展。大辛莊恆利明烏雞產業協會、張家灣鎮苗木協會及垡頭生豬養殖協會等專業經濟合作組織，把農民個體經營與廣闊的市場連接了起來，為拓寬銷售渠道搭建了廣闊的平台。
按照新農村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20字要求，張家灣鎮因地制宜制訂了新農村建設實施方案。完成皇木廠、張灣村、馬營村、土橋村等村的舊村改造工程，村民遷住新樓房；整合全鎮教育資源，完成各學校合併及教育設施改造工作，張家灣幼兒園擁有一流設施、張家灣中心小學成為全市教育示範點，牛堡屯學校、陸辛莊學校改為小初九年一貫制學校，初高中一體的全市一流學校—— 潞河中學分校建成並投入使用，初等、中等教育再上新的台階,為發展基礎教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2008年全鎮實施了綠化美化工程、垃圾密閉化管理；完成了農村信息網絡、有線電視、遠程教育、文化信息共享“村村通”工程；農村路網建設、飲用水改造、節能吊炕推廣、改廁工程、秸稈氣化工程、太陽能浴池建設有序進行；村級衛生服務站、文化健身場所、黨員活動室、數字電影放映廳等覆蓋率達90%；農村產權制度改革、農民入股分紅，勞動力就業，農村合作醫療、新農保參保，殘疾、困難家庭，獨生子女家庭保障，“一老一小”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障體系成功搭建。這一系列的惠民工程，譜寫了城鄉一體化和諧發展的新篇章。
按照北京城市總體規劃，張家灣鎮今後的發展將緊緊依托位於京津冀環渤海經濟發展核心區的優勢，堅持走“人文古鎮科學發展”的路子，融合古今文化，把人脈、文脈、水脈結合到今後的發展中。在京沈路以北，推進西定福莊、大高力莊等24個村的改造進程，加快新城區的建設步伐；結合通州區萬畝森林公園張灣段的建設，以擴充、完善工業開發區為契機，打造運河、京津公路、宋梁路沿線景觀建設，在涼水河畔建成以IDC災備中心、數字產業基地為核心的高端數字產業園區；制定恢復古文化產業開發的總體規劃，弘揚運河碼頭和紅學文化，打造蕭太后河岸邊仿古一條街，建設張家灣大運河影視文化基地，北與“泛家居”產業—— 創展家居，南與文化企業華興達青銅器雕塑公司相呼應，旁有具有傳統手工藝文化的唐人坊作補充，引進知名文化產業，形成集產業、文化、居住等多種功能為一體的現代化新城。新城南部以設施農業的龍頭企業為引領，大力發展現代都市型農業，利用政策扶持、技術指導千方百計引導農民增收致富。未來的張家灣將以工業作為強力支撐、現代文化產業渲染滲透、都市農業有效補充、現代服務業明顯顯現的產業發展新格局展現給世人。張家灣正在走向新的輝煌。

樣式雷小傳
樣式雷的海淀故居
概述/ 1
流經張家灣的河流/ 9
古代水環境/ 9
流經張家灣的河流/ 11
張家灣的由來/ 21
張家灣水運/ 28
漕糧與皇家物資運輸/ 29
商貿物資運輸/ 31
水上客運/ 37
張家灣舊貌回眸/ 40
張家灣街市/ 42
管理衙署/ 46
張家灣過客小記/ 49
兩位皇帝/ 49
舊跡尋踪
古鎮烽火
眾多使者/ 51
與張家灣有關的故事/ 55
張家灣的古城/ 59
張家灣的村落/ 63
因水形成的村落/ 63
因水運形成的村落/ 66
因宗教活動形成的村落/ 68
因遷民和屯田形成的村落/ 69
張家灣的古橋/ 74
通運橋/ 74
廣利橋/ 77
虹橋/ 79
東門橋/ 80
張家灣寺觀/ 82
鐵錨寺/ 82
佑民觀/ 83
張家灣清真寺/ 87
棗林莊清真寺/ 89
垡頭清真寺/ 90
張家灣漕運遺存物鑑賞/ 91
瓷片/ 91
石權/ 94
巨石/ 95
古槐/ 97
曹雪芹墓石/ 98
張家灣歷史遭際一瞥/ 108
民間文化與人物
遠年遺響
後金兵劫掠張家灣/ 108
英法聯軍洗劫張家灣/ 108
八國聯軍洗劫張家灣/ 110
日寇蹂躪踐踏張家灣/ 112
辛亥革命通州起義司令部/ 116
八路軍智取日偽據點/ 121
擊落國民黨軍RB-57D飛機/ 124
張家灣的人物/ 127
李三才/ 127
高天正/ 131
房樹民/ 131
劉玉山/ 132
呂行/ 133
張家灣的故事/ 137
里二泗的傳說/ 137
廣利橋下的鎮水獸/ 138
曹家井/ 140
三家墳/ 141
文房四寶地/ 142
張家灣的花會/ 144
馬營的秧歌/ 145
張家灣的會/ 147
皇木廠的竹馬/ 150
太平車/ 150
張家灣古詩/ 154
張家灣詩作、書法/ 160
古鎮新聲
張家灣碑文/ 169
毛澤東主席為愛國社的“財務包乾”
經驗題寫批語/ 172
高級社建立之初/ 173
龐大的預算/ 173
兩個豆腐房/ 174
財務包乾/ 175
群策群力/ 176
收效明顯/ 178
毛澤東主席題寫批語/ 179
今日皇木廠村/ 180
武術之鄉陸辛莊/ 188
季大俠落腳傳藝/ 188
乾隆皇帝敕封“小五義”/ 189
殺敵滅寇盡顯威風/ 191
綿延不斷，老樹新花/ 192
張家灣鎮的葡萄產業/ 193
產業概況/ 194
葡萄產業協會/ 196
葡萄大觀園/ 199
再現青春的青銅文化/ 202
艱苦創業/ 202
小廠鑄輝煌/ 204
青銅文化再放異彩/ 208
參考書目/ 210
後記/ 213

張家灣水運
從元代開始，北京地區作為全國的政治中心出現在歷史舞台上。但北京地區的自然條件欠佳，農業生產能力受到製約。元、明、清三代統治者都曾經努力開發北方農業，企圖擺脫對南方物資的依賴，但始終沒能超越自然條件的製約，不得不長期依賴南方經濟區的物資供應。在現代鐵路、公路、航空運輸方式出現以前，只能依靠運河和海運，最基本的運輸方式是運河航運。
事實上，從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張瑄試行海運漕糧抵達張家灣的那時起，張家灣已經先於通州城而成為皇家碼頭了。京杭大運河開通以後，河運、海運漕糧都要經過張家灣轉運大都（今北京），皇家碼頭的功能進一步強化。同時，張家灣還要接納水運而來的商貨和行旅。因此，它不只是漕糧碼頭，還是商貿貨運碼頭和客運碼頭。這種狀況一直延續了近250年。直到明嘉靖七年（1528年），御史吳仲主持將通惠河改在通州城以北入運河，漕運中心北移至通州城，張家灣仍然是商運和客運碼頭，仍然是北京地區連接江南塞北的最重要的水陸交通樞紐。彈丸之地的張家灣，頻繁出現在史籍之中，它的名聲遠播於大江南北。
在元、明、清三代，張家灣作為皇家碼頭，它的歷史作用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漕糧與皇家物資運輸
從元代至清代的近800年間，每年經運河運抵北京的漕糧300萬石至500萬石。朝廷在沿河，在河西務，在張家灣，在通州，在北京設立多座倉庫儲存。皇親國戚、文武大臣、黎民百姓、邊關守軍，全都依賴水運而來的漕糧保障需求。漕糧和物資供給，保證了封建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元代末期，東南地區爆發了大規模農民起義，導致京杭大運河水運斷絕，大都城中嚴重缺糧，糧食價格高漲到每鬥銀二兩。一些衣著華麗、身佩珠玉的貴族也不能倖免，死亡20餘萬人！正是年復一年的水運漕糧供應，保證了封建國家的穩定。
為皇家服務的物資運輸，是京杭大運河的又一重要功能。金代修建中都城時的物資運輸依靠運河，明清兩代依然如此。明成祖朱棣修建北京的城池、宮室、皇陵和北部長城所用的磚，來自於蘇州、臨清。朝廷規定，北上的漕船每隻搭運40塊，民船每隻搭運20塊。搭運不及的時候，派專船運輸。明永樂年間每年定額100萬塊，後期增加到幾百萬塊，運輸量相當可觀。燒製琉璃瓦所用的黏土來自於安徽當塗、蕪湖；所用的木材，多采伐於川、貴、湖廣，其中，明嘉靖年間僅在湖廣一省就耗銀339萬兩。明萬曆年間在廣、川、黔三省採辦大木耗銀930萬兩。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在《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記載了沿途見聞。他們看到幾千名縴夫步履艱難地拖著長蛇般的木筏，有的木筏長達兩意哩（1意哩等於5華里）。木筏是由一根根大樑紮成的，後面還拖著其他木料。縴夫們有時一天要行走五六意哩。木料來自四川省，將木料運到京城有的需要兩三年時間。他們還看到採伐於四川的大木直徑有1米多，長二三十米，運送一趟要花費6萬多兩白銀，平均每根大木合300多兩白銀，特別巨大的木材甚至達到每根3000兩白銀之多，代價非常昂貴。明宣德年間，朝廷一次就命令景德鎮燒造龍鳳瓷器44萬件，這些瓷器，也要經由運河運抵北京，這些瓷器需要近千隻船運輸。至於各種生活日用品，如衣、食、雜物等項，朝廷一般採取歲辦或採辦（臨時徵用或採購）的形式，由“貢船”（運送皇家物資的專用船）沿運河運至張家灣或通州，再轉運北京。僅南京一地，專門為皇家運送新鮮食品的船隻就有160艘。為了保持食品的新鮮，沿河各地都要設立“窖冰”的機構，以提供保鮮所用的冰。所謂“窖冰”，就是在河邊合適的地方挖一個深10米左右的“冰窖”，冬天河水凍結很厚時，將冰採下，裁成方磚大小，存放在冰窖內，上面蓋蘆席並敷土以保持低溫，等到來年夏天使用。現在通州東關“小百羊”商場的對面還有“老冰窖”地名，那裡就是當年窖冰的遺跡。在漕運年代，張家灣也有人“窖冰”。
設在南京、蘇州、杭州的織造局，專為皇家採辦御用綢、緞、紗、羅、布匹及其他紡織品。明萬曆年間，每年採辦紡織品幾十萬匹。清代初期，皇家每年用於採辦的銀兩達10餘萬兩，到後期逐漸增加到500多萬兩。清乾隆年間，每年從雲南採辦銅630萬斤，僅運銅的船隻就需要幾千艘。上述各類物資都要經運河水運到張家灣，分別存放在皇木廠、木瓜廠、鹽場、銅廠、磚廠、花板石廠等專用場地，再轉運北京。凡此種種，可以想像當時的運河水運是何等繁忙。這些物資都要在張家灣和通州交卸，張家灣和通州的碼頭又是多麼繁忙！而這，僅僅是為皇家服務的物資運輸，是運河運務中的一項。
商貿物資運輸
京杭大運河開通以後，南方、北方物資以揚州、臨清、天津、北京等沿河城市為交匯點相互流通，而通州和張家灣，是元明清三代極其重要的南北商貨集散地。
明清兩代，擔負漕糧水運任務的10萬運軍往返搭運的商貨，是水上貨運的重要方面。這些運軍長年累月櫛風沐雨、歷盡風濤、艱苦備嘗，而途中糧船盤倒過壩，又每每受到勒索盤剝，因此他們的境遇十分淒慘。為了穩定軍心，以保證漕糧運輸，從明成化年間（1465—1487年）起，朝廷規定每隻漕船可以隨帶免稅商貨10石，明嘉靖末年放寬到40石，明萬曆年間（1573—1620年）又放寬至60石。到了清代，這種商貨被稱為“隨船土宜”，免稅
孤帆遠影碧空盡商貨數額也隨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而屢有增加。清雍正七年（1729年）朝廷諭令：漕船帶貨“於舊例六十石之外加帶四十石”。清雍正八年（1730年）又規定：漕船頭舵二人，每人準帶土宜3石，每船水手合帶土宜20石，合計為126石。清乾隆二年（1737年），批准江南、浙江漕船每隻增加土宜40石。清道光八年（1828年）又增至180石。至此，每隻漕船所帶的土宜，已經是明代的3倍。清代楊錫紱在《漕運則例》中記載了漕船攜帶的商品，包括農產品、手工業品、山貨、藥材等，已達12類300餘種，由此可以領略水運商貨品類的豐富以及對於商貿活動的促進作用。
清代京杭運河全圖（通州局部）
此外，瓷器、掃把、扁石、竹子、杉篙、木頭等“俱不算貨”，即不作為商貨計算，可以任意攜帶而不納稅。漕船南下時，每船可以隨帶免稅貨物40石，所攜帶的商品主要是北方的畜產品、農產品和副產品，諸如皮毛、筋革、山貨、參茸藥材、梨、棗、核桃、瓜子、柿餅、豆、麥、高粱、粟、棉花、煙草等。
由於南北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由南而北攜帶的主要是手工業品，由北而南攜帶的主要是畜產品和農產品。以清道光年間漕船6236只計算，每年由南而北的漕船共帶免稅土宜1138680石。漕船到通州交卸漕糧以後，仍以6236只計算，每年隨船南下的北方土特產品達379560石。然而，這只是按照朝廷規定數量計算的數額，事實上，絕大部分運丁或大量超載，或在造船時私自將船體加長加寬，以求利用水運多得收益。明代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記載：運丁在打造漕船時，“私增身長二丈，首尾闊二尺餘”。朝廷規定漕船入水深度“不超過三尺”，據清代魏源記載，“江西、浙江之船則巍然如山，隆然如樓……入水多至五尺以上”，每隻漕船“复攜二三剝船（用於裝載貨物的小船）以隨之”，致使隨處擱淺。可見，隨漕船帶運的商貨數量遠不止前面計算的數額。這種情況年年如此，在長達800年的時間裡，運河商運的數量之大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民間貿易方面，“燕、趙、秦、晉、齊、梁、江淮之貨日夜商販而南，蠻海、閩粵、豫章、楚、甌越、新安之貨，日夜商販而北”。京杭大運河就是一個貨物交流的大動脈。張家灣、通州“商賈輻輳，財貨充盈”，“兩岸旅店叢集，居積百貨”。舉凡“天生地產，鬼寶神愛，山奇海怪，不求而自至，不集而自萃”。清代中期，商運較元代、明代更為興旺。江南的“南貨”、五嶺以南的“廣貨”、川黔的“川貨”、閩廣沿海進口的“洋貨”，源源不斷地經京杭大運河運至張家灣、通州，再轉運行銷於北京及北方各地。通州、北京的糧食市場，有來自於河南、山東、直隸所屬的大名、江南省的徐州經水路運來的各種糧食。“每年二月開河後，（私商）糧船雁行北上，僅通州（包括張家灣）一地貯存者，即年約五六十萬石”。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俄國商人在中國南方購買茶葉90萬石，經運河水運至張家灣和通州，再用駱駝陸運回國。
運河長流不息，運河之上的商貿運輸年年如此。長年累月，南北貨物的交易數量無可計量。清代包世臣說：“南貨附重艘入都，北貨附空艘南下，皆日用所必須，河之通窒則貨之貴賤隨之。”運河商運對於社會經濟發展和國計民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而上述南貨北貨都要經由張家灣、通州等地交流集散，可以想見，當時的張家灣百貨雲集、商舖林立、摩肩接踵、寸土寸金，是何等的繁盛！可稱得上是流金淌銀之地了。
水上客運
京杭大運河開通以後，拉近了南方與北方的心理距離，使相距遙遠的中國南北方各族人民的了解、交流、融合成為可能。由於有了運河，帝王南巡、士大夫造朝、學子應試、商賈行旅都經過運河南來北往，促進了經濟、文化的交流和發展，從而促進了國家的統一和中華大家庭的團結。
隋煬帝從江都（杭州）到幽州，在水上行走了50多天。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二月初四日，年僅38歲的乾隆皇帝乘坐“安福艫”龍船，孝賢皇后乘坐“翔鳳艇”由通州經張家灣順流而下。乾隆皇帝六下江南雖然不都是從張家灣乘船，但都是走的運河。元明清三代，有多位皇帝巡幸張家灣。其中，在張家灣流連時間最長、到張家灣次數最多的兩位皇帝分別是明武宗朱厚照和清康熙皇帝。元明清三代，附屬國使臣多經運河抵達張家灣稍事休息，再到京師朝貢。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三次到過張家灣，英國使臣馬嘎爾尼在張家灣暫住學習中國禮儀，而後才到北京覲見中國皇帝。在往來中國的商旅中，先後有12位琉球國人病逝後，葬在張家灣鎮立禪庵村，其中有官員7人、官生5人。雲南景洪車里土司進京朝覲因病去世，葬在張家灣西不遠的車裡墳（1993年
38 /張家灣
建成居民小區，改稱雲景裡）。至於800年間運河上南來北往的官員、進京趕考的舉子、學者名士、商賈行旅，更是多得難以計數。1992年通縣教育局整理出版的《通州詩抄》，輯錄了從金代至清末近300首吟詠通州、張家灣、漷縣的詩作，作者大多數是朝廷官員、著名學者、社會名流，如金代的李宴；元代著名才子馬祖常、著名詩人張翥；明代大學士楊士奇，著名學者李卓吾，著名劇作家、文學家湯顯祖，畫家唐伯虎的好友、著名書法家文徵明；清代康熙皇帝、乾隆皇帝；等等。清初，《國榷》的作者談遷為了到北京收集明朝歷史資料，在清順治十年（1653年）至十三年（1656年）沿運河北上南下，北上，寫成了《北遊錄》；南下，撰寫了《後紀程》，分別輯錄了沿途見聞。元明清三代中的社會名流大多到過張家灣和通州。
運河上大規模的漕運和跨流域商貿經濟活動，吸引著漢、回、
民國時期運河通州段上的商旅
古鎮探幽/ 39
蒙、滿等十多個民族。正如《京杭大運河的歷史與未來》一書所描述的：大量河工、船戶、水手、搬運工人、官僚、衙役、軍兵、商賈、僧眾等不同階層各色人等與沿河居民雜居共處，他們互相影響、互相滲透，使民族間的畛域和差異逐漸消失，性格、風俗、物質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逐漸融合。儒家文化成為核心理念和民族融合的精神基礎，特別是隨著儒學的進一步系統化、世俗化、平民化，逐漸成為官民之間、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強大的精神紐帶與整合力量。理念的趨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質逐漸走向一致，民族的認同感由此產生。
京杭大運河具有漕運、商運、客運三大功能，而張家灣是大運河所有功能的主要承載地之一。張家灣為國家的穩定、民族的振興，為北京的繁榮、安定和發展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