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在法國：18世紀至20世紀80年代（簡體書）

錢林森教授的《中國文學在法國-18世紀至20世紀80年代》成書於20世紀的80年代末。算起來，那時我還是個才踏入法國文學大門——甚或還未見得跨進去——的年輕學子，對於做學問之類的事情一竅不通，只是憑著自己的興趣，讀了幾本當時市面上能夠找來的法國文學作品而已。待到90年代初，出了大學的門，讀到了錢教授的《中國文學在法國》，感受只能夠用“浩瀚”兩個字來形容：從17、18世紀的法國來華耶穌會士對中國的發現，到20世紀法國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翻譯、介紹和思考，三四百年間中國文學“西漸”法國的歷史，將近100位法國漢學家，都被容納在這部《中國文學在法國》裡。在一個網絡尚不普及的年代，這樣一部基於中法文學交流史史料、中國文學法譯本，以及法國漢學界、文學界評論文章之上的學術專著得以問世，說到底，始終如一的熱情與堅持不懈的努力才是真正的支撐吧。
時光流轉，距離《中國文學在法國》初版已經過去了30年的時間。在三十年的時間裡，比較文學視域下的中法文學研究，無論是平行的，或者歷史的，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變化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既有在前人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的種種探索，也有因為進入新世紀，文學流通、消費、研究的技術相較於上個世紀，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樣的情形下，從兩個具體的語言文學之間的交流來說，在這30年發生的事件，恐怕比起前面的一百年，甚或兩三百年來，並不少。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他已有9部小說被譯成法文出版，其中，就有《中國文學在法國》中提到的漢學家的努力。
我們當然可能會產生疑問，今天再版《中國文學在法國》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在當今時代，如果這段歷史中所記述的時間點、事件甚至文本都以最小單位的方式散落在網絡上，只要我們需要，並且獲取了一定的途徑，就可以隨時用“大數據”將它們搜尋出來重新組合。而且，所謂的“大數據”甚至早已經超出我們的想象，更是比我們的記憶準確，能夠為我們隨時提供需要的信息。
但是我想，再版《中國文學在法國》的意義就在於：它遠遠不是僅僅記錄一個虛擬空間裡的時間點、事件甚至文本，它所做的，不是簡單地將這些東西聚攏來，而是要找到其中的邏輯。這個邏輯，不只是中國文學之於法國的邏輯，也同樣適用於法國文學之於中國，適用於比文學更大的文化。
這個邏輯，在樂黛云教授為《中國文學在外國》叢書所寫的序言裡已經說清楚了：“兩種文化的‘認同’絕不是靠一方的完全失去原有特色來實現，絕不是一方對另一方的‘同化’和淹沒。如果兩方完全相同，就會失去‘交流’意義，無法產生新的因素。‘認同’，應是歧義在同一層面的‘共存’。這種‘共存’形成張力和對抗，正是這種張力和對抗推動事物前進”，因而，在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理解中，“必然存在著大量‘誤解’、改造（或日歪曲）和變形。一種文化受益於另一種文化，正是通過這種‘誤解’、改造和變形，亦即本民族文化的折射來完成的”。
《中國文學在法國》分為兩編，橫跨4個世紀，所有的筆墨都在“誤解”“改造”和“變形”上，或者說，在對中國文學進行解讀的“他者”的目光上。正是這樣的他者，也在不短的時間裡，閱讀了包括《詩經》，漢魏六朝的詩歌，唐詩在內的古典詩歌，閱讀了包括《趙氏孤兒》在內的古典戲劇，尤其是元雜劇，閱讀了包括《水滸傳》《紅樓夢》《金瓶梅》在內的古典小說；同樣，在20世紀裡，也是這樣的他者，閱讀了魯迅、巴金、茅盾和老舍，還有丁玲，閱讀了詩人艾青，甚至也閱讀了改革開放後的新時期中國文學——要知道，《中國文學在法國》停在80年代末，書中所謂的新時期中國文學也不過發展了10年的時間。
誠然，也正是這樣的他者，在很早就譯介了《趙氏孤兒》的同時，還把它改寫成了對於啟蒙時代影響深遠的《中國孤兒》。的確，紀君祥的《趙氏孤兒》在歐洲的翻譯、重新闡釋乃至再創造一直是東西文化交流史上一個特殊案例。它既是東西文化彼此呼應的起點，是西方發現東方，並依據對東方的理解和想象對自己的文化進行反思的開始，但同時，它也是在今天後殖民的理論框架中，“歪曲”和“改造”他者文化，為自己所用的典型範例。

一、《趙氏孤兒》在西方激起的反響：法國讀者對中華民族精魂的發現
《趙氏孤兒》經馬若瑟的譯介傳到法國，曾三度譯成英文，五度改寫、上演，在西方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反響。①這種反響始於法國和西方讀者對《趙氏孤兒》價值的認識和理解，始於他們對這部作品所表現的中國精神的敏感與發現。
《趙氏孤兒》取材於《史記·趙世家》的歷史故事，是我國元代著名的悲劇之一。作品通過春秋晉靈公時文臣趙盾和武將屠岸賈兩個家族生死斗爭的描述，展現了善與惡、忠與奸的悲壯動人的戲劇場面，交融著人生憂患的深切感受和善惡分明的道德意識，具有較高的社會意義和美學價值。作品中的主人公程嬰等所體現的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境界、“仁愛”“信義”的倫理準則，重然諾、輕死生的義烈精神，以及在艱危中奮斗不息的扶危濟困的俠骨義腸，無疑是中華民族精魂的真實寫照，也是作品的力量所在。作者用揚勵豪杰的文字，著重表彰了悲劇主人公在大災大難中所表現的這種偉大的精神魂魄，從而使作品熔鑄了中國人傳統的美學理想，閃耀著中國古老的道德光彩，為我國人民喜聞樂見。
《趙氏孤兒》中的這種社會意義和美學價值，只有在閱讀或觀賞中才能表現出來。用接受美學的表達方法就是，作品的潛在的審美價值，只有在接受者的理解和解釋中才能發揮審美功能，成為審美客體。因此，《趙氏孤兒》在18世紀法國的影響和生命的復蘇，不僅取決於它自身的價值，還取決於法國接受者（讀者、觀眾，作為譯者、編者、作家的讀者）的這種理解和解釋，取決於他們的理解力和鑒賞力。《趙氏孤兒》在法國的影響及產生於法國讀者對作品內在價值的認識和把握之中，是讀者理解力、鑒賞力不斷升值的結果。
法國讀者對《趙氏孤兒》的接受過程大致經歷了馬若瑟的翻譯、杜赫德的介紹、伏爾泰的改編三個階段。這是法國人對中國原作價值的理解不斷深入的過程，也是作品的影響不斷擴大的過程。
讀者接受外國文學，首先要借助文學交流最重要的媒介——翻譯來進行。對一個異民族的文學移植來說，即使譯文“信、達、雅”兼備，也難以傳達出原作的全部意蘊。因此，民族間的文學交流因移植而產生原作美學價值的落差現象似乎也難以避免。馬若瑟翻譯的《趙氏孤兒》也是如此。由於理解力、鑒賞力的限制，他的譯文刪除了原劇的全部詞曲歌唱部分。他在解釋刪譯時說：“這些歌唱對歐洲人說來，很難聽懂，因為這些歌唱詞曲所包含的是我們不理解的事物和難以把握的語言形象。”①刪除了對原曲來說不可缺少的歌唱部分，他的移植便失卻了中國原劇那特有的詩美和抒情的審美屬性，讀來味同嚼蠟，因而也就不能不損害原作的審美價值。不過，他的譯文到底保留了《趙氏孤兒》的故事框架、劇情脈絡以及原作的基本精神。我們無法確切地了解到，馬若瑟神父從《元人百種曲》中何以獨獨選取《趙氏孤兒》介紹給他的同胞，但可以肯定的是，當他閱讀中國這部作品時，呈現於他面前的那新的文學天地，從中折射出的那動人的道德光彩，無疑是他做出這個選擇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說，他在接受這部作品時，意識到了它的價值所在。由於《趙氏孤兒》的這位西方譯者對元曲本身缺乏了解，所以他鑒賞的並不是中國的戲劇藝術，而是這個熔鑄著中國人民道德理想的古老的文學題材。
馬若瑟的《趙氏孤兒》譯本傳到編輯杜赫德之手，並於1735年全文發表在《中華帝國全志》第二卷上，這是法國人接受《趙氏孤兒》的第二階段。馬氏這部本來就不完整的譯本，再經過杜赫德這位對中國戲劇藝術相當隔膜的編者的“解釋”，原劇的審美價值便又一次產生了落差。他在介紹這部譯著時，援引馬若瑟的話，認為像《趙氏孤兒》這類悲劇，“跟小說差不多：戲劇插進一些人物，讓他們在舞臺上講話，而小說是作者替人物講話，講述他們的遭遇”②，至於劇中人物在臺上自我介紹，在對話中突然歌唱，在他看來，都“使人感到尷尬”“不舒服”，而對劇中的唱詞部分，認為內容艱澀難懂，辭藻中的意象也非歐人所能領會，贊成譯者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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