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以來文人情結與書畫商業文化博弈研究（簡體書）

《晚明以來文人情結與書畫商業文化博弈研究》對晚明以來書畫商業文化與文人情結的關係進行了深入地探討，將文人情結與書畫商業文化的博弈歷程大致分為五個階段：晚明以前、晚明清初、清初到清中期、晚清民初、民國晚期以來。書中對晚明清初、清初到清中期、晚清民初三個歷史時期進行了重點論述，並結合書畫流派、地區和人物，以點帶面地考察了文人在面對商業文化時的心態轉變。在以往的研究中，學者關注的重心往往在於文人對商業文化的適應.而忽略了文人在適應書畫商業文化的同時還本能地表現出與之較量、博弈的情結。這種情結常常表現為“不齒言利”“不為人（物）役”“借書畫自娛”等。他們或以清貧自唇，或以孝悌相標，或寄情詩酒、心懷家國。隨著晚明以來書畫市場的繁榮，文人藝術家們在適應市場的同時，其高標自持的文人情結始終存在，並且影響至今。
《晚明以來文人情結與書畫商業文化博弈研究》作者以獨特的學術視角，從商業文化角度切入藝術史研究，將文人面對市場時的不同心態以及矛盾心理進行了全面剖析，認為書畫作為文人譴興排志之雅好的情結並沒有隨著商業文化的浸染而消失，而是逐漸滲透到文人思想中，成為他們的一種行事方式和人生品格，可以說，文人情結是書畫商業文化區別於單純市場行為的最後一道防線。

鄭付忠，1982年生，山東聊城人。中國書協會員，東南大學藝術學理論博士，先後畢業於南京師範大學、陜西師範大學。主要從事明清書畫史論研究。近年來在《民族藝術》《中國書法》《書法》《書法研究》《南京藝術學院學報》《書譜》《藝術學界》等刊物發表系列學術論文。先後主持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和2018年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項目。多次應邀參加全國書學研討會。

傳統一直認為，在中國古代，“文人情結”與商業文化是一對矛盾的兩方面。前者無疑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表現，科舉功名、讀書做官是古代文人既定的生活道路，做不了官則隱居鄉裡務農，甘貧樂道；後者則被認為與仕途分道揚鑣，不事耕讀，不顧信義，以盤剝賺錢為人生最高目標。作為人生道路，兩者價值觀幾乎完全對立，孟子所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經商逐利為士人所不齒，或者只有在求仕失敗後為生存不得已而為之，但相當痛苦。然而世上萬物往往不是絕對的，在“文人情結”與商業文化之間並非沒有相通的東西，這就是書畫。書畫為藝術家所出，但欣賞把玩者眾，人數遠超這一階層。書畫精品往往供小於求，商人於其中看到了商機，於是書畫市場得以形成。這一點甚至得到了文入某種程度上的認可乃至配合。《後漢書》記載尚書令劉梁“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經濟窘困拉近了這位士人與書畫市場的關係，使得他免於饑寒。像他這種情況應該不止一個。發展到唐代，情況更為不同。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二《論名價品第））中，不但將書法與繪畫的貴賤做了比較，還對漢魏、晉宋、齊梁以來的畫家“分為三古，以定貴賤”。所謂“三古”，即以漢魏三國為上古，晉宋為中古，齊梁、北齊、後魏、陳、後周為下古，越古越貴。在此基礎上，張彥遠還詳細記載了具體畫家作品的定價：“董伯仁、展子虔、鄭法士、揚子華、孫尚之、閻立本、吳道子，屏風一片，值金二萬，次者售一萬五千。”“揚契丹、田僧亮、鄭法輪、已僧、閻立德，一扇值金一萬。”由此可知，唐代書畫市場已經成熟，買賣形成體系，有行、有市、有價格。北宋時更出現了相對固定的圖書市場的記載，據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在汴梁（今河南開封）相國寺殿後的資聖門前，就專門辟有買賣“書籍玩好圖畫”的店鋪，此後更是遍及全國各大城市。明代中後期，北京、蘇州、揚州、杭州等地，也都設有專門經營書畫古董的場所。如北京的“城隍廟”，就設有買賣古今圖籍、鼎彝、秦漢銅鏡和唐宋書畫等古董的“市”。清代書畫交易的市場化程度也最高，受傳統制約，後來又受近代思潮影響的藝術品市場機制趨於完善，明碼標價和書畫作偽已很盛行。“四僧”“六家”都不以鬻畫謀生為嫌。“揚州八怪”“海上畫派”都樂於視自己的創作為商品生產，並積極投身於當時的書畫市場運作。最有意義的是鄭板橋的字畫潤格，簡直就是一件藝術家自撰的藝術商品價格明示典範：“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條幅、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畫竹多於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而且買賣就是買賣，不論交情：“任渠話舊論交接，只當秋風過耳邊。”（李斗《揚州畫舫錄》）這一曾被刻石立於揚州西口庵的潤格，階次分明，市場觀念強烈，頗具代表性。

總序
序
緒論
一、晚明以前：文人以書畫“自娛”，強調“慎勿以書自命”
二、晚明清初：書畫商業文化活躍背景下的“奪志辱身”與底限堅守
三、清初至中期：從隱逸自謀到“賈近士風”
四、晚清民初：書畫廣告風行與鬻藝形式的“包裝”
五、民國晚期以來：鬻藝觀念的曖昧期

第一章 晚明清初：書畫商業文化背景下的“奪志辱身”與“大義”堅守
第一節 晚明士商合流與徽商書畫收藏
一、晚明士商觀念轉變與士商合流
二、晚明徽商及收藏
第二節 “夸示文物”“取悅俗目”：晚明書畫交易簡論
一、晚明書畫交易
二、晚明書畫斗侈
第三節 明清易祚之際的遺民心態與“治生”之道
一、易祚之際的遺民心態
二、晚明文人“治生”
三、晚明清初“治生”人物考
……

第二章 清初至中期：從隱逸自謀到“賈近士風”
第三章 晚清民初：世風轉變與鬻藝觀念“異化”
第四章 海派書畫市場與鬻藝觀念嬗變
第五章 京派書畫市場與鬻藝觀念嬗變
第六章 民國晚期以來：鬻藝觀念的曖昧期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二、清代中期
到了清代中期，封建社會的統治更加穩固。社會安定，經濟迅猛發展，人口迅速增長，國庫充盈，國內生產總值競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出現了所謂“康乾盛世”，朝廷多次全免全國農業錢糧。伴隨著經濟水平的整體發展，手工業和各項製造業更加繁榮，對外商業貿易逐漸開放，對內、對外商業活動頻繁。在商業文化浸染下，康乾時期的不少官員都曾涉商，有些大臣更直接把資金委托給信譽好的商人。社會環境的轉變使得人們的士商觀念和擇業標準進一步開放，對很多人來說，經商不再是羞於啟齒的事情，且這個觀念已經逐漸滲透到文人的日常價值判斷中去了。
清中期世風的轉變，在小說《歧路燈》中便有顯示。作者李綠園是個不如志的文人，他在小說第十五回中借樓潛齋之口道出了他對經商的看法：“你今日做了生意，可惜了你的資質。也很好，我也不嫌你改業，即作商家，皆國家良民，亦資生之要，但你是個聰明人，只要凡事務實。”①這段話是士人樓潛齋說給棄學從商的王吉隆的，話間首先肯定了商人於國於民的價值所在，可見這種自食其力的精神，在清初以來底層文人的謀食之路上逐漸得到了認可。其次，這段話也同時透露出了士人在商人面前的些許優越感。②換句話說，盡管擇業的多樣性愈發得到尊重，特別是對商人的輿論環境越來越寬松，但經商並未從根本上壓倒讀書做官的傳統觀念，鬻書賣畫的社會風氣也便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
隨著士商觀念的轉型和商業文化的發展，文人以書畫為業則恥的觀念逐漸被衝淡，傳統觀念進入了破冰期。尤其到了清中葉，文人參與書畫市場的枷鎖被逐漸卸下，思想的松綁給書畫家提供了更大的生存空間，“賣畫去！這已成了絕大部分文人畫家的主要謀生之路”。揚州在明清時期是我國經濟文化的中心，隨著商品經濟在東南沿海的發展，憑借地處江準要衝的獨特地理位置，揚州一躍成為康乾時期最富庶的城市，所謂“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康乾時期出現了以“揚州八怪”為代表的大批鬻藝文人，把文人鬻書賣畫的歷程往前推進了一大步。經濟的繁榮是“揚州八怪”等鬻藝文人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大量“賈而好儒”的富商結交文士，附庸風雅，購藏書畫，且經常資助來揚鬻藝的文人，為其提供好的創作環境，邀請他們參加詩畫雅集，迅速推動了書畫的市場化進程。
商業文化的開放在這個階段體現得十分突出。尤其是揚州地區，文人鬻書賣畫不再像過去那樣遮遮掩掩。如“揚州八怪”大多出身貧寒，流寓揚州賣藝自活，且他們的行為和作品風格多狂放丑怪，驚世駭俗，金農的“漆書”前無古人，鄭板橋的“六分半書”如亂石鋪街。更令人矚目的是鄭板橋明碼標價掛出筆榜的舉動，成為婦孺皆知的趣談。其實揚州地區的世風也有一個漸變的過程，我們知道清初揚州和金陵的商業文化，還較多體現出羞於言錢的氣節，“經濟的繁榮還沒有使藝術品普遍成為商品，藝術品交易還遠沒有成為普遍的現象。所以，畫家很少是為了金錢而創作書畫，更多時候是利用書畫來應酬各種社會往來，以換取生活的捐助等種種服務”。所謂“君子謀道不謀食”，清初江南地區對文人以書畫為業的反對聲較為強烈，類似觀念到了清中期也並未完全消失。
……